读“三大行书”
孟会祥
□座次
米芾《跋褚摹兰亭》说：“天下法书第一。” 鲜于枢《跋祭侄稿》说：“唐太师鲁公颜真卿书《祭侄季明文稿》，天下行书第二，余家法书第一。”《兰亭序》既然是“天下法书第一”，当然也是“天下第一行书”了。而《寒食帖》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我孤陋寡闻，实在不知道出处。还有人说杨凝式《韭花帖》是“天下第四行书”。至于有没有第五、第六，或者“十景”瘾发作起来，是否凑成“天下十大行书”，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近有好事者著文，说《祭侄稿》应该为“天下第一行书”。我没有细看其宏论，不知道《兰亭序》被降为第二呢，还是另排座次？俗话说文无第一，又说“趣味无争辩”。武无第二，是因为擂台比武，立了生死文书，第二被踢下擂台，结果有三：立毙；落下终身残疾；或者没有落下残疾，但羞愤难当也不好意思再提第二了吧。而文，就不会产生这种现象。在书法家或书法作品中，排出第一、二、三名，不会完全合理，更不会科学。而“三大行书”这个名目，只不过是其来已久，人尽皆知，作为常识，也便无所谓对不对了。很多历史遗留下来的说法，都是如此。所以，我们权且沿用这一说辞。
□人心
一个说法不一定合理，但这个说法的产生，一定有深刻的道理。“三大行书”是否是状元、榜眼、探花，倒无所谓，而产生这个说辞，一定有深刻的、历史的原因。西人不云乎：“凡是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其理，还在于人生和人心。
人是个体的，也是群居的。不群君就无法生存，群居就会构成社会，构成社会就需要普遍的思想；而这普遍的思想，又必须根植于个体，体现个体的关怀。偏于社会的思想，就发展成为儒家；而偏于个体的思想，就发展成为道家。儒、道就是这样对峙与互补。孔子在社会中发现了人心，发现了“仁”，“仁者爱人”。既然“爱人”，就需要“忠恕”，“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而维持社会秩序的“礼”，也应“礼由仁生”。儒家从最补素的情感——“孝弟”出发，要求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而平天下。儒家心目中的人，是人道化、伦理化、礼制化的，因而似乎忽视了孕育人的自然、在自然中生长的个体及其自由的思想，庄子把人拉回自然，显得朴素而真实。而自古以来，每当礼崩乐坏，士大夫在修齐治平的道路上泥泞难行时，就会在暂时疏离儒家，而在道家中寻求安慰。魏晋玄学，正富于道家色彩。至于佛家，大抵自传入中土，就开始接受中国式的改造。中国文化似乎不需要真正的天国净土，而只在意今生今世。等到禅宗“运水担柴，莫非神通。嬉笑怒骂，全成妙道”，便游离于儒道之间，成为一种活泼、微妙的生活方式。
人生在世，无非得意或失意。得意者的生活是相似而乏味的，失意者的生活是丰富而敏感的，所以，文学艺术必以失意为轴心。“诗穷而后工。”命途多舛，怎么办？勇往直前，甚至慷慨赴死，是儒家色彩的大无畏。孔子曾说过“独善其身”、“乘桴浮于海”，而实际上并没有浮，也没有骑青牛出关。道家则从形骸出发，独立守神，又放浪形骸之外，翛然而往，翛然而来，似乎将与世隔绝，而以高标的风度影响社会。儒道又都不同程度地融会佛家，在仰观俯察时，换一个角度，便得解脱。
这样看，则王羲之以道家为主要色彩，融会儒家；颜真卿差不多纯乎儒家；而苏轼则以儒为本，出入佛道。正人君子清流高士之处世，大概也就这三条道路。《兰亭序》、《祭侄稿》和《寒食帖》，则通过书法的形式，高度象征了这三种文化形态，以笔墨营造的意象，目击道存式地诠释了中国文化理想。不论文人士大夫以何种方式厕身社会，也不论其处于何种境遇、何种心态，总能在“三大行书”中找到终极的处世典型和终极的艺术图式，激发其尊崇敬仰，获得共鸣和抚慰。“以艺术代宗教”的深妙意义，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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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肇始的甲、金时代，原始宗教政治文化，并不在意书写者的个人感受；丰富的先秦两汉墨迹也并不以彰显人的精神为鹄的；“一碑一奇”的东汉丰碑，伦理、体制的意义，远远大于书法家的意义。不要说敷丽文字的书法，即使承载文字核心价值的文学作品，在《诗经》时代也并不在意著作者。笼统地说，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自魏晋始，书法成为“人的艺术”，也从魏晋始。
王羲之少标令名，也曾经积极用世。《世说新语》载：“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还真有点登车揽辔，澄清天下之志。而誓墓不仕之后，则“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在他身上，密集着太多的情愫：世家贵胄、清谈名士、远见卓识、国事苍黄、家族浮沉、亲友伤悼，对世事人生的绝望、伤逝、优越、自许，终于发散于纵任不拘、特立独行、风流自赏的魏晋风度。风度是人生的味道和境界，什么都可以摹拟，风度却无法复制。动乱的魏晋，让人们发现自我、迷恋自我；发现自然、迷恋自然，在悲摧切割之后，获得了莺飞草长，鸢飞鱼跃的无限生机。因此，魏晋风度并不能以消极逃避概之，相反，在志高行洁、狷介疏狂的意义上，获得了不朽的价值。《兰亭序》就依稀传达了这种风度。
颜真卿则树立了更有社会意义的典型。他生于世代以经义、小学传家的高尚门第，幼年丧父，随母亲依舅父生活，能刻苦读书，举进士而踏仕途。性耿介，不见容于奸佞的权贵。在安史之乱中，挺身而出，率众抗贼，堪称大英雄。以元老重臣的身份立朝，仍不见容于新的奸佞权贵。最后，以年愈古稀，中奸相卢杞奸计，去劝降李希烈。被李希烈所留，威逼利诱，一无所动，竟被缢死。他为学则勤苦而渊博，处世则耿直而高尚，为官则忠诚而有为，皆可为世楷模。他死得壮烈，越发让人崇君子而恨小人。他的以身殉国，也是以身殉道。世有此等人，才能让正人君子感觉活得有价值，不尔，世上尽小人矣。尝有人著文，以颜真卿高年不致仕，乃是恋恋高位而不忍去。噫，名为真卿痛惜，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者耳。而《祭侄稿》又是是颜真卿生平中最惨烈的一页。颜杲卿被割舌，骂贼气绝，后仅存一足；颜季明被杀，仅得其首；颜氏遇难者三十余人。颜真卿因祭典亡侄，有此文稿，读此文、观此书，不悚然变色、凛然而生正气者，尚能为人乎？
相对来说，苏轼只是个“文人”。而北宋正是文人政治，苏轼本当大有作为。他21岁中进士，为欧阳修激赏，声名鹊起，这也天然地注定了他“旧党”的身份。见到新法不能便民，就上书抨击，当然为“新党”不容，遂外放州县十年。偏偏他又写诗，被指以“文字毁谤君相”。“乌台诗案”，几被砍头。贬谪黄州，一去四年。等到“旧党”得势，被召还朝，他又看不惯，又上书讽谏，于是又不见容，出为杭州太守。后又被召，又外放。等到新党又执政，一贬再贬，以至于儋州（今海南），大概必置之死地而后快也。苏轼太不会“占队”，失意是必然的。在乌台时，其子苏迈送饭，约以送鱼当死。苏迈托朋友送饭，送了熏鱼。苏轼见而恸，遗苏辙诗曰：“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幸而不死，贬黄州团练副使（自卫队副队长）。苏轼在黄州，才有《赤壁赋》，才有“大江东去”，才有《寒食帖》，才有伟大的“苏东坡”。苏轼是命运击不垮的。如仙，他是呼吸明月清风的至人；如佛，他是悲悯自觉觉人的菩萨。无论诗文书画，触手成春，犹如屈陶李杜、钟王颜杨的后身，创造了茫茫万顷之波的文学艺术奇观。失意落寞之间，犹自振作，犹自光芒璀璨，非苏轼，何人能之？
□其书
高蹈之士、忠义之臣、旷世之才，固不限于王羲之、颜真卿、苏轼。书以人传之外，还必须人以书传，才能完成其崇高。
行书生于简牍。简牍篆书草写，即秦隶。秦隶沿规范方向，点画装饰，渐成汉简、汉隶。沿流便方向，符号化而成章草。杂糅于章草、汉简之间者，乃今草、楷书、行书的源头。因而原始的行书，隶意甚浓。楷书之祖钟繇，尚有波磔遗意。真正把楷书、今草、行书从隶书笼罩下独立出来者，以王羲之为标志。其为鼻祖，因称“书圣”。《兰亭序》历来有真伪之争，我们不去管它。即便是南朝人或智永作伪，也总是规模王羲之吧。《兰亭序》所以高妙者略有数端：其一，雅集为魏晋名士典型事件；其二，其文感慨弥深；其三，其书脱尽隶意，字数尤多，树立行书标准；其四，点画遒媚，略无瑕疵；其五，字间映带，顾盼生情；其六，字法纯任自然，“真态”毕现，无造做习气；其七，变化不落痕迹，如“之”字数十处，皆因势而生，字字不同。总而言之，《兰亭序》看似平淡，而隽永深秀，许为“尽善尽美”，亦不为过。
晋代之后，南北分流。“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楷书在北魏无妙不臻；南朝则谨守二王一脉。南北朝晚期至隋唐，南北渐渐合流。偏于庙堂的丰碑大碣，偏于民间的造像写经，与偏于文人的启牍草藁，在颜真卿的手下，完成了彻底的融会。这也映射了盛唐兼容并包、广大深厚的风气。苏轼说：“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黄庭坚说：“颜鲁公虽自成一家，然曲折求之，皆合右军父子笔法。”颜真卿当然学二王，同时取法碑版，磊落开张，便不是文人一脉所可牢笼。在右军笔法的基础上，他强调折钗股、屋漏痕的沉实凝重，力透纸背，正所谓熔篆隶于一炉。二王之后，在行草书上真正能别树一帜者，也只有颜真卿。《祭侄稿》之美，约有数端：其一，其事忠烈感人；其二，其文悲怆动人；其三，其书宽博雄浑；其四，行笔杀纸，入木三分；其五，草稿之书，心手两忘；其六，晋唐以来书家尽被隐括；其七，燥润相生，笔墨淋漓。不深懂书法者，往往好明净皎洁，视《祭侄稿》为支离缭乱，既知书法，方转觉整栗不免矜持，此方为真情性、真书法也。
宋人之书可视为唐人之余，东坡也在所不免，其学二王、颜真卿、杨凝式，在技术上并无宗匠意义。杨凝式的笔法，也承颜真卿的法乳，其天然颓放处暗合晋人，这便深刻启示了苏轼。大抵苏轼之书，在法度上取法颜真卿，在格调上追慕晋人。然而，宋代的雅宜，究竟不是晋人的风流。其书沿着文雅化、抒情化、休闲化的方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宋代武功孱弱而文治昌明，其书法所尚之意，也是学者、文学家略显蕴藉、阴柔之意。宋代之后，天真渐少，赵董虽铁砚磨穿，精极笔墨，终于不免局促寒俭，这是大运所限也。而《寒食帖》所树立的审美典范，也正在于委委曲曲、婉婉转转地再现了苏轼的文心诗兴，在落寞、凄清的基调下，他并不一蹶不振，而是短长肥瘦疏密开合，瞬息万变，行云步月，活泼超脱的况味，跃然纸上。这不是“书卷气”三字所能道尽的。
“三大行书”之所以为“三大行书”，在于其言说不尽。
2011年7月2日星期六
晋书·王羲之传赞
[唐]李世民
书契之兴，肇乎中古，绳文鸟迹，不足可观。末代去朴归华，舒笺点翰，争相跨尚，竞其工拙。伯英临池之妙，无复余踪；师宜悬帐之奇，罕有遗迹。逮乎钟王以降，略可言焉。钟虽擅美一时，亦为迥绝，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至于布纤浓，分疏密，霞舒云卷，无所间然。但其体则古而不今，字则长而逾制，语其大量，以此为瑕。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枿而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羸而不放纵。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欤！子云近出，擅名江表，然仅得成书，无丈夫之气，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卧王蒙于纸中，坐徐偃于笔下；虽秃千兔之翰，聚无一毫之筋，穷万谷之皮，敛无半分之骨；以兹播美，非其滥名邪！此数子者，皆誉过其实。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
新唐书·段（秀实）颜（真卿）传赞
[宋]欧阳修
唐人柳宗元称：“世言段太尉，大抵以为武人，一时奋不虑死以取名，非也。太尉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气卑弱，未尝以色待物；人视之，儒者也。遇不可，必达其志，决非偶然者。”宗元不妄许人，谅其然邪，非孔子所谓仁者必有勇乎？当禄山反，哮噬无前，鲁公独以乌合婴其锋，功虽不成，其志有足称者。晚节偃蹇，为奸臣所挤，见殒贼手。毅然之气，折而不沮，可谓忠矣。详观二子行事，当时亦不能尽信于君，及临大节，蹈之无贰色，何耶？彼忠臣谊士，宁以未见信望于人，要返诸己得其正，而后慊于中而行之也。呜呼，虽千五百岁，其英烈言言，如严霜烈日，可畏而仰哉！
宋史·苏轼传论
[元]脱脱
苏轼自为童子时，士有传石介《庆历圣德诗》至蜀中者，轼历举诗中所言韩、富、杜、范诸贤以问其师。师怪而语之，则曰：“正欲识是诸人耳。”盖已有颉颃当世贤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师，一日而声名赫然，动于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州。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轼，而轼卒不得大用。一欧阳修先识之，其名遂与之齐，岂非轼之所长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呜呼！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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