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至近代藝術家和社會受眾審美選擇趨向多元，亦給藝術市場帶來普適標準和不同的品味，促使延綿久長的風格派系自我更新以體現時代精神。清初的印壇，當一些印人繼續為文（彭）何（震）遺風所籠罩，“兩浙久沿林鶴田派”（汪啟淑《續印人傳》），東南印壇競為妍美的氛圍之中，以丁敬為首的浙派印風異軍突起，給清代中期的篆刻帶來了清新的氣息。
丁敬（1695-1765年），字敬身，號硯林、丁居士、龍泓山人等，浙江杭州人。淹通金石書畫，精於詩文。乾隆《杭州府志》載其“分隸皆入古，而於篆尤篤，善摹印，然非性命之契不能得一字”。袁枚題詩則稱其為“世外隱君子，人間大布衣”（《小倉山房詩集》）。丁敬於篆刻有很強的獨立意識，曾有詩表達心志：“古人篆刻思離群，舒捲渾如嶺上雲，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漢家文”（《論印絕句》）。丁敬刻印取法秦漢、宋元印式，但又不為其所囿。他吸收朱簡、魏植初創的切刀法，進一步強化其特徵，形成個性化的成熟的切刀技法，所刻線條古拙蒼茫。作品篆法刪繁就簡，參用隸意，體勢簡古，在章法上崇尚平正自然，表現性靈，從而體現了刀法、篆法、章法的和諧統一，具有超脫塵俗的山林氣象。當時汪啟淑評他“力挽頹風，印燈續焰，實有功也”（《續印人傳》）。丁敬的印法面目一新，以杭州地區為中心的浙籍印人相繼效法，支脈延綿近兩百年未衰，被稱為“浙派”或“西泠印派”。
清 丁敬篆刻 丁敬身印
“敬身”六面印是其代表作之一，石章經火焚，殘損嚴重，是歷經輾轉的劫後遺珍。據魏錫曾《書賴古堂殘譜後》記，丁敬在獲得已失子印的明代梁袠所作套印後，製作了這件六面印補入。嘉慶、道光年間嗜好丁敬派篆刻的何元錫，多方收集了丁敬及蔣仁、黃易、奚岡的印蛻，集為一譜，其中保留的是當時此印完好的印面。此印形式包含了取法漢印的多種類型和宋元朱文印式：沉着渾厚如“丁敬之印”，以爽健的單刀展示清勁風骨如“敬身之印”，朱文“敬身”則用短切將圓暢和凝練融為一體，可謂移步換影，各具韻味，表現了丁敬深厚的功力。
蔣仁、黃易、奚岡、董洵、張燕昌是前期浙派的代表作者。前三人與丁敬同為錢塘人，被合稱“西泠四家”。董、張兩人因非同籍，過去被列於西泠印派之外。這是歷史上以地籍名派形成的現象。
清 蔣仁篆刻 真水無香
蔣仁（1743-1795年），初名泰，字階平，因在揚州平山堂得到一方“蔣仁之印”古銅印，遂改名並易字“山堂”。別署吉羅居士，女床山民等。以書、畫、詩文名世，才藝富擅。蔣仁家境貧寒，性格孤冷，留傳作品較少。篆刻以樸拙洗鍊的風格面世，簡潔恬淡，意境高逸，邊款刀法跌宕厚重，筆意分明，亦為其特色。趙之謙《書揚州吳讓之印稿》中評其為“九拙而孕一巧”，是非常深刻的評析。
黃易（1744-1802年），字大易，號小松、秋庵。曾官山東濟寧運河同知。精於書畫，一生致力於金石碑刻的搜求考證，著有《小蓬萊閣金石文字》。黃氏所收集的古印於嘉慶初年輯成《黃氏秦漢印譜》一冊，收印三百七十六方。黃易的作品，早年用刀起伏幅度較大，入石較深，故秀挺明快，後期轉為短切，凝練渾融，神意內蘊。其朱文印體勢自然瀟洒，在浙派印人中別具一格。
清 黃易篆刻 詩題窗外竹 茶煮石根泉
奚岡（1746-1803年），初名鋼，別號鐵生、蘿龕、蒙泉外史等。其繪畫與梁同書之書法為時人所並重。奚岡性格豪邁，有酒狂之名，“酣嬉淋漓，酒氣從襟袖間出”（蔣寶齡《墨林今話》），刻印風格以古拙疏逸見勝，印文體勢內斂，白文亦方圓互見，故力感含蓄。
清 奚岡篆刻 頻羅庵主
張燕昌（1738-1814年），字芑堂，浙江海鹽人。為丁敬入室弟子。著有《金石契》、《石鼓文考釋》、《芑堂印譜》。作品蕭疏真率，別有情趣。丁敬另一私淑門生董洵（1740-1812年後）字介泉，號小池，浙江紹興人，刻印能得丁敬神韻，著有《多野齋印說》。
清 張燕昌篆刻
丁敬創立的刻印技法，由蔣仁、黃易、奚岡等人從不同方面有所發揮，使這一流派的風格形象趨於豐滿。清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四朝，浙派呈現從者如流的盛況。錢塘印人陳豫鍾、陳鴻壽、趙之琛、錢松被稱為“西泠後四家”，是後期浙派的代表人物。
陳豫鍾（1763-1806年），字浚儀，號秋堂。印風工整，含蓄，法度嚴密，刀法在浙派諸子中最為內斂。“陳豫鍾印”是作者的自用印，印作四面刻陳氏的姓名、字、齋號，風格工穩端嚴。
陳豫鍾篆刻 托興毫素
陳鴻壽（1768-1822年），字子恭，號曼生。曾入阮元幕府，後官江蘇溧陽縣令，升河工江防同知。陳鴻壽善書畫，能詩，曾在溧陽與制陶名家楊彭年合制紫砂茗壺，是一位多才多藝的人物。篆刻用刀恣肆爽利，節奏明快，具有蒼勁冷峻的特點。
清 陳鴻壽篆刻 問梅消息
兩陳的印款風格皆雋秀精詣，陳豫鍾端莊內斂，清秀而不失樸厚，陳鴻壽則靈動簡潔而具古意，深得時人稱譽。
趙之琛（1781-1852年），字次閑，一字獻父。趙氏以峻峭的用刀風格將浙派的特徵推向極致。趙氏一生創作甚豐，印式變化多樣，巧中求趣，張揚了丁敬的傳統。後期作品刀法、章法漸趨程式傾向。
清 趙之琛篆刻 林氏少穆（為林則徐作）
錢松（1818-1860年），字叔蓋，又字耐青，號鐵廬、西郭外史等。是晚期浙派中個性獨特的人物。錢氏於刀法、篆法均有不蹈故常之處，刻印以切帶推、削，緩慢行進，線條極具澀勢。他曾在“蠡舟借觀”一印邊款上提出對刀法“但以筆事之”的主張。錢松的篆法質拙，方圓互參而善於蓄勢，具有虛和恬淡的意趣。
清 錢松篆刻 趙光之印
錢松與富陽胡震（1817-1862年）為金石契友。胡震字不恐、伯恐，號鼻山，亦為晚清浙派中人。錢、胡二人的好友應寶時在《錢叔蓋胡鼻山印譜序》中，記錄了胡震對錢松作品的欽服與珍惜之情：
叔蓋為君刻印至夥，先後百餘石，君藏之如拱璧。以余不解此，然秋燈展匣，春雨摹箋時，亦未嘗不一二舉視，為余言其用腕之雄，運氣之渾，直造漢人。酒酣耳熱，輒復拍案狂呼，以為真不可及。
後四家以外的浙派諸子印風多接近陳豫鍾、陳鴻壽兩家，這是嘉道以後浙派傳承的一個現象。從郭麐、張鏐、高塏、屠倬、趙懿、王應綬、徐懋、江尊、程庭鷺、楊與泰等人的作品可以看出：謹嚴、工穩臻於無懈可擊，氣韻生動則不及早期諸家。
任何風格的流派，陳陳相因必然導致藝術的同質化。浙派一脈至清末推波興瀾，但印法多未有新創，再次說明了這一規律。
浙派篆刻先鳴於世，經清嘉慶年間何元錫、何澍父子和光緒年間傅栻、丁丙先後輯成《西泠四家印譜》、《西泠六家印存》、《西泠四家印譜（附存後四家）》為之揄揚，影響益為廣泛。晚清以後浙派傳人紛紛活動於周邊城市，成為一支與晚明徽州印人群體頗為相似的藝術家隊伍。
這一陣營中，謹守法度者以鍾以敬、吳隱、葉銘、高時顯、丁仁、高時敷為典型，稍變舊體者有王褆、唐源鄴、韓登安、吳朴等，皆是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中期傳承浙派印風的名家。
鍾以敬（1867-1917年）印風襲趙之琛法，所作精整峻拔，形神皆備。刻款亦清秀雅緻，為此期傳承浙派篆刻的典範。
鍾以敬篆刻 伏廬
吳隱、葉銘、丁仁與王褆為西泠印社創建人。吳隱（1867-1922年），字石潛，號潛泉，別署遁庵。浙江紹興人。少時習碑版鐫刻，由技進乎道，弱冠以後即寓滬從藝並致力金石篆刻資料的傳播。吳隱與繼夫人孫錦（織雲）、子吳熊、吳振平同為印社社員。
葉銘（1867-1948年），又名為銘，字品三，號葉舟。原籍歙縣，世居杭州。葉氏以多年之力搜集史傳資料，撰成《廣印人傳》十六卷及補遺一卷，記載歷代印人一千八百八十六人，為篆刻史上最為齊備的印人名錄資料。
葉銘篆刻 壺公
丁仁（1879-1949年），字輔之。浙江杭州人。為杭州丁氏“八千卷樓”後人。丁仁承其家藏浙派八家作品，於1904年和1907年兩度輯拓《西泠八家印選》行世。刊行有《商卜文集存》等。
丁仁篆刻
吳隱的篆刻，線條蒼古，布局以古璽漢印為準則。葉銘對鄧派篆刻有所借鑒，刀法則稍見含和。丁仁又善繪畫，書法長於甲骨文體，治印用刀勁健，布局安適，格調高古。
吳隱篆刻
以王禔為代表的印人群體，在繼承浙派質樸簡古的刀法和篆法基礎上，吸收鄧石如派的圓活體勢和古璽及宋元朱文形式，以增其雅妍，拓寬了創作手法。運刀靈活變化，形成兼容古拙清勁與雋秀典雅風格的一翼，推陳出新，為浙派印風在新時代的傳承注入了活力。
王禔（1880-1960年），字維季，號福庵。少時以書法、篆刻名世。篆、隸書皆端莊寧靜，極具功力。曾任北京故宮博物院古物陳列所鑒定委員，上海中國金石篆刻研究社籌委會主任。
王禔篆刻
王禔在《福廠印存》自序中云：習印亦參“皖派之鄧（石如）、吳（熙載）、趙（之謙）諸家印作”，交代了他研學篆刻的歷程。“寧為直折劍，不作曲全鉤”、“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兩印是王氏在1938年避兵滬上租界時所作。1959年將自存作品三百零二方並拓存他二十五年所作一萬零四百十八方篆刻的《福廠印稿》一百零一冊，捐贈上海博物館。
唐源鄴（1886-1969年）與王禔並為民國時期傳承浙派的中堅。唐氏青年時代隨外祖父宦遊杭州，受浙中文風浸淫，攻習金石文字與書法篆刻。後與王禔、馮康侯同供職於國民政府印鑄局。
唐源鄴篆刻 潤父珍賞
王禔門人韓登安（1905-1976年）、吳朴（1922-1966年）兩人於書法兼長四體，一生致力篆刻最勤，精微典雅，印風傳王氏而各有創變。
繼起者有江成之，率其門人活躍於海上，恪守浙派之宗脈，在當今以怪異、粗率、荒誕為美的印風中，實是難能可貴。
韓登安篆刻 沈尹默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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