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纳贤纳谏
在中国历史上，刘玄德三顾茅庐，唐太宗容忍魏征一直被当作千古佳话广为流传，纳贤纳谏不仅是封建帝王争雄问鼎，巩固江山的重要措施，也是他们显示宽宏圣明，塑造完美人格、希图流芳百世的常用途手法。毛泽东在他丰富多彩的一生中，也留下了很多纳贤纳谏的故事。
作为人民的领袖，他的纳贤纳谏不是为了沽名钓誉，首先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他的目的不是为争夺权利赢得资本，而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消除革命和建设中的不利因素，防微杜渐，防患未然，保证党的事业的健康发展。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作为伟人的恢弘气度和作为领袖的出众品质。为儒家极力推崇的圣人周公，在对他的儿子谈到治国安邦之道时，虽说自己“一饭三吐噗，一沐三握发”，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中国共产党在对内没有民主制度，对外没有民族独立的情况下领导中国革命，承受了巨大的磨难和牺牲。他面对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只有最大限度地动员人民群众，吸纳一切力量，才能完成自己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在这方面，毛泽东可谓身体力行。不管是海内闻名的民主人士，社会贤达，还是名不见经传的专家学者、平头百姓，不管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还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只要于革命有益，他都竭诚相待，争取支持。他的雄才大略、赤诚谦逊，就连敌对营垒中的人都为之所动而鼎立相助。
1929年，初创中的红军缺医少药。大批伤员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救治而致残致死。发展革命军队的医疗卫生事业成为毛泽东的一块心并。一天，他来到长汀城北的福音医院，慰问作战负伤的红军战士，一位正在给红军战士接种疫苗、忙得满头大汗的医生引起了他的注意。就微笑着递过一块毛巾。这位名叫叶青山的医生并不认识毛泽东，问道：“你要种牛痘？”毛泽东笑道：“并不，我是来看你们的。你们给红军看并，还抽时间给战士种牛痘，大家都夸你们呢！”叶青山惊喜的要站起身来让坐，毛泽东赶忙止住，随手拉过一条硬板凳坐下来，同叶医生谈起共产党和红军的革命斗争。毛泽东说：“穷人，包括你们这些为革命服务的知识分子，是我们推翻眼前这个旧世界的基本力量。有了你们，就能把旧社会的大厦推个底朝天，迎来一个人人有活干，人人有饭吃的崭新社会。”他热切地邀请叶青山：“你敢不敢参加红军，来推倒就社会的大事？
以往，因为没有医生，我们有好多优秀的战士牺牲了。一想起他们，我们活着的人就心里难过。”正在这时，红四军长朱德走过来，毛泽东忙向他介绍叶青山。朱德听后连连点头：“对，对，我们太需要医生了！”面对这样平易近人，赤诚相待的红军领袖，叶青山被深深的感动了。他噙着热泪，紧紧地撰住两人的手：“毛委员，朱军长，我要当红军，请收下我吧！”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赢得了全世界进步人士的大力支持。加拿大共产党员、著名胸外科医生诺尔曼。白求恩率领加拿大美国医疗队，也投入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的神圣斗争。他们于三八年初来到中国，三月底到达延安。
一天傍晚，他兴致勃勃地来到凤凰山麓鞍拜会毛泽东。毛泽东请白求恩坐下。以他惯有的热情高兴地说：“你们来到解放区，说明了加拿大人民、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团结与战斗友谊，说明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间的深厚感情。”白求恩向毛泽东转达了加拿大人民和美国人民的亲切问候。毛泽东认真的倾听，不时颔首。他向白求恩介绍了中国抗日根据地蓬勃发展的情况，一一回答了白求恩关心的问题。谈到医疗队的工作时，白求恩希望组织一个战地医疗队，马上开到敌后去。他说，如果立即动手术，腹部受伤的伤兵，百分之七十五可以恢复健康。毛泽东十分高兴：“好啊！这个办法好极了。那就请您帮助组织医疗队吧！”当晚他们交谈了三个小时。毛泽东把白求恩一直送出大门口，拉着他的手说：“请白求恩大夫向加拿大和美国朋友转致谢意。”并一再嘱咐他，到前线后，有什么问题和困难，一定要写信告知。
临睡前，白求恩用打自机打出了他对一个伟人的印象：“我在那间没有陈设的窑洞里和毛泽东同志面对面地坐着，倾听着他那从容不迫的谈话的时候，我想到长征，想到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怎样领导着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途跋涉，从南方到了西北山区的黄土地带……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毛泽东同志那样感动着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这位医生以他的牺牲精神，在晋察冀边区工作了一年。
在一次为伤员实行急救手术时因受感染以身殉职。毛泽东闻讯，以沉痛的心情为这位国际主义战士写了纪念文章，这就是后来有中国家喻户晓，老幼兼知的《纪念白求恩》。毛泽东的客厅里并不只是党政领导和国际友人，他的朋友里不乏那些达官贵人眼里的“引车卖浆之流。”
1941年秋，毛泽东邀请一位客人到杨家领做客，他就是延安南川吴家枣园的劳动模范郝光华-----一位地地道道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领袖和农民坐在窑洞里拉起了家常。没有一死隔阂和拘谨。毛泽东从吴家枣园有多大，劳动力有多少，问到开了多少荒地，养了多少家畜……郝光华一一回答后，看到了毛泽东眼中的血丝，忙说：“主席，你工作那么忙，休息时候少，太劳累了！”毛泽东笑着说：“我已经习惯了。我看了你们的材料，倒觉得你要注意身体，该歇的时候还是要歇，别把身体累坏了。”过了一会儿了又说：“粮食是宝中之宝，生产粮食最光荣，人不吃饭，就要挨饿，没有粮食，机关、学校、部队吃不上，那我们还能打拜日本帝国主义吗？我们依靠的就是老百姓和他们种的庄稼啊！”两个人一直谈到吃饭时间，毛泽东执意留郝光华吃饭，饭菜端上来了，又请他坐上首。郝光华出于对主席的尊敬不肯，他随便找了个地方说：“主席，我就坐这里吃饭吧！”“你是客人嘛，还是坐在那里，不要客气！”毛泽东坚持把客人请到上首坐下，刚拿起筷子就给他夹菜，饭还没吃完又给添满。黄昏，毛泽东亲自把郝光华送出一里多路，临别还叮嘱：“以后有空常来。”在国民党对边区封锁禁区，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来字黄土地的领袖以他特有的方式表达了对生产的肯定和鼓励。通过大生产运动，边区军民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克服了严重困难，改善了物质生活。
柳亚子先生是老同盟会员，曾任国民党监察委员会委员。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坚决反对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柳亚子公开支持，后又因谴责蒋介石被开除党籍。对这位国民党元老，坚定的民主主义者，毛泽东非常尊敬，时相往来。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时，毛泽东与柳亚子以《沁园春》一词相唱和，一时风靡山城。在国统区，毛泽东原韵之作排版刊载，热闹非常。
北平解放后，1949年5月2日，毛泽东又约这位政治家、诗人同游颐和园，泛舟昆明湖，谈说古今事，品茗论英雄。毛泽东向柳亚子先生介绍了人民革命战争胜利发展的情况，不失时机地对老先生宣讲中共的方针政策。他说，我们愿意按照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同任何地方政府和军队进行谈判，我们说话是算数的。先生可以根据这些精神去进行宣传。主席半开玩笑：“你现在可以赤膊上阵发表文章，讲话，现在与蒋介石时代不一样了。你的人身安全还有保证的，你的意见会受到尊重的。”柳亚子十分兴奋：“我一定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去做，我要努力做一生对人民、对政府有利的工作。”船到岸边，一下子被群众包围。随着“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无数手臂申向主席，抢着同他握手。此时，毛泽东并不愿意突出个人。他亲热地把柳亚子先生推到身边，肩并肩一起走，并始终照顾他在前面半步，上车时也是让柳亚子先生先上，然后自己才上。老先生非常感动，说：“我还是头一次看见这么多的群众对于领导人这种热情的精神。”毛泽东也很高兴：“今天是咱们第一次游颐和园，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群众游园。柳亚子先生高兴，我也非常高兴。”
1949年9月7日，毛泽东去火车站亲自迎接已经起义的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兼湖南战区司令程潜。有人不解地问为什么要给程潜这么高的规格？毛泽东说，程潜将军领导全体农民起义，和平解放湖南，带了一个好头。使湖南人民免遭战争灾难。有大功于人民。我去接他，是给国民党军政人员树立一个榜样。程潜一下火车，看到毛泽东大步伐朝他走来，紧握住毛泽东的手，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次日，毛泽东即设宴招待程潜。不久，又请他到家做客，并邀一起划船。上船后，程潜说：“我给主席划船。”毛泽东却笑着阻止：“岂有此理？你是客，我来划。”说完后，亲自荡起了双浆。在浙江海盐张元济图书馆的纪念室里，悬挂着一张与毛泽东合影的照片。照片上毛泽东扳着手指在讲解，张元济认真地倾听着。他们之间的交往。就是从这张照片开始的。张元济先生是清末戊戌科状元，曾参加戊戌变法，后主持商务印书馆，是我国出版界的前辈。
1949年9月19日，他应毛泽东之邀同游天坛。一路上两人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在回音壁古柏林休息时，毛泽东请张先生坐在身边，询问他在年参加戊戌变法及光线召见时的情景，又问他早年在京做官时是否来过这里。张元济笑道：“这是皇帝敬天之处，我那样的小官岂能来此？”毛泽东听了，爽朗大笑，接道，戊戌变法失败，原因再于不发动群众，流了不少血，给我们留下了可以借鉴的经验。他称赞商务印书馆为人民出了不少有益的书，并说他读了《科学大全》这本书，学到不少知识。商务印书馆来的《辞源》，他从延安一直用到北京，总是放在案头，写作时时常翻阅。后来毛泽东又向他征求意见，当张元济提到内战连年，国穷民艰，为使国民昌盛，必须发展农业生产时，主席频频点头，表示赞许。摄象机一响，一张珍贵的照片留了下来。一位人民领袖的谦虚好学永远留在了张元济的记忆里。
1950年3月10日，毛泽东出访苏联返抵北京。社会活动家、著名学者梁漱溟排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迎后队伍的前列。下火车后，毛泽东立刻召见了他，大声问候：“梁先生，您也到了北京，我们又见面了！您身体可好？家眷都来了吗？改日来我家长谈，再来一个通宵战！”梁漱溟为这连珠带炮般的热情所感动，除了紧紧握手，竟答不上话来，晚上的宴会上，毛泽东又走过来，见梁吃素，又不饮酒，便笑着说：“梁先生坚持食素，清心寡欲，定长寿也！”并当场约梁次日前去作客。12日下午，毛泽东派汽车接梁先生到中南海，彼此寒暄后，即向梁询问对国事的意见。梁随口说：“如今共产党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是中国的古训吧。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不容易啊。”毛泽东摆摆手，笑着说：“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啊！他抽了一口烟，又接着说：“每人拾柴火焰高。共产党靠大家，大家为国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说话间已到了开晚饭的时候，毛泽东传话开饭。梁先生忙说：“我是食素的，有一两样菜就成，但您吃什么自便，不碍我的事。”毛泽东接过话头大声说：“我们也统统吃素食，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
著名画家齐白石老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虽做过木工，27岁拜师，过着“灯盏无油何害事，自烧等火读唐诗”的苦行僧生活，并以篆刻、画画为生，经过不少磨难。解放前夕，他多次拒绝一个人的劝告，坚持留在北平等待人民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入城后，即亲笔给老人写信，字里行间充满着敬老尊贤的谦和之情。并邀请他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参加政协会议。共商国家大事。老人高兴得一夜没合眼。随后，毛泽东又派车把老人接到中南海，品茗赏花，促膝长谈。1953年，白石老人90大寿，又喜获“人民艺术家”光荣称号，毛泽东特意送上四样寿礼：一坛湖南特产茶油，一对湖南王开文笔铺特制长锋纯羊毫书画笔，一盒特装东北野山参及一架鹿茸。祝贺他福寿康宁，百岁期颐，白石老人十分激动。满怀敬意的书写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一词。共产党和毛泽东对齐白石的重视和关怀，恢复了这位鹤发银髯老人的艺术青春。老人作品众多，并为抗美援朝举行义卖。1957年，94岁高龄的白石老人重病缠身，毛泽东对他的身体健康状况非常关心，劝他从心所欲，静室休养，并派秘书数次探望，多方给予关怀照顾，并中很久不爱说话的老人兴奋地说：“我病好了，还要去中南海，跟毛泽东照一张相。”弥留之际，老人留下遗言：将自己珍藏的字画、作品和用过的东西，全部献给毛泽东主席。历经旧时代沧桑的老人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领袖的敬意。1963年，齐白石被选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
毛泽东之敬贤爱才，不仅限于人民阵营，即使敌队营垒中的一些人，他也能以诚相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努力争取他们为国家民族建功立业。张治中是国民党重要人物，长期为蒋介石所信任重用。他以民族利益为重，积极推动国共和谈，曾留下了“三到延安”的佳话。他对国共和谈的热情，对毛泽东的热情接待，积极合作，在谈判中真诚谋略、公而忘身的精神为毛泽东所目睹心印。毛泽东在重庆43天，即住于张治中的官邸。1949年北平和谈时，张治中由南京飞到北平，毛泽东在香上双清别墅设宴接待。一见面就爽朗地说：“1945年到重庆时，承你热情接待，感激得很呢。”“你在重庆时，用上好的酒席招待我，可是你到延安时，我只能以小米招待你，抱歉得很呢！”言谈举止热情而自然亲切，完全是对待老朋友的态度。和谈破裂时，张治中发表《对时局声明》，留居北平，毛泽东每次为张治中介绍初会的人时总爱说：“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这话既是高度的评价，又表露了无限的深情，使张治中内心感到暖烘烘的。中央人民政府准备成立时，有一天，毛泽东当着朱老总和好些中共领导的面，提出请张治中参加人民政府并担任职务。张治中说：“过去的阶段，我是负责人之一，这一阶段已经过去了，我这个人当然也就成为过去了。”毛泽东恳切地说：“过去的阶段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该从大年初一开始！”这话多么诚挚亲切，含义又多么深刻！对张治中来说，既是热情的期待，又是严格的要求，他以此做为鞭策自己的座右铭，促成了新疆和平起义，并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为人民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他曾在回忆录中谈到毛泽东：“1945年以前，我对毛泽东没有什么印象，相反的，由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使我对他有过怀疑，怀疑我究竟具备了什么条件能够做共产党的领袖，但是从1945年8月我第一次到延安与他会面后，他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以后多接触一次，印象就更加深一层。”
毛泽东作为人民领袖的可贵品质，不仅表现在他亲贤敬贤，更表现在他的虚心纳谏上。为了革命事业稳健向前，为了及时医治党的肌体上的病患，他正确地对待每一位“良医”，认真地研究每一份“药方”，毫不犹豫地吞下一剂剂不那么可口的“良药”。
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在延安大礼堂隆重开幕。毛泽东出席开幕式并发表演说，号召共产党人和党外人士密切合作。他说，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共产党人有义务与党外人士合作，也希望各参议员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意见。参议员中有一位个子矮小、拄着拐杖的老人，为毛泽东的诚意所打动，根据当时陕甘宁边区老百姓负担沉重的情况，他提出了一个“精兵减政”的提案。内容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抗日救国大业。兵要精，政要简，行政机构要以质胜量，提高工作效能。他就是毛泽东的名篇《为人民服务》里提到的李鼎铭先生。事前，一些民主人士虽数屡劝阻他不要提此议案，因为他们对共产党能否真正采纳这种建议有怀疑。李先生判断毛泽东不讲话是出于至诚。所以还是抖抖胆把议案提出来了。“提倡精兵主义，部队就不能发展，”“限制人民军队的发展，这是什么动机？”一些人果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气氛有些紧张起来。毛泽东对李先生的这个提案非常重视。他看了这个提案，用红笔把重点的段落圈起来，旁边还加上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效药。李先生在大会上刚发完言，他就站起来，鼓着掌走到台前，就李先生的提案，深刻地阐述了实行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并对那些不正确的议论进行了批评。他说，在抗战初期，采取精兵主义自然是不对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全面抗战已经四、五年，人民经济上有很大困难，而我们的大机关和不精干的部队，又不适合今天的战争环境，教条主义就是不管环境变了，还是死啃不舍时宜的条文。我们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的意见，只要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他还亲自为《解放日报》写社论，把“精兵简政”提到政军的高度推广实行。经毛泽东提议，在这次参政会上，李鼎铭先生还被选举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他在搬家到延安时，把全部家产都献给了当地政府。以后，李先生每次到杨家岭，毛泽东工作再忙，也要接见他，和他谈抗战形式，谈党的大政方针。他还力排众议，吃下了颇精医道的李鼎铭为他的风湿性关节炎开的中药。那时，由于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认为中医不科学，中药不卫生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据说，象孙中山、梁启超那样的社会精英和学界泰斗，至死都不接受中医的治疗。毛泽东身边的医生却是西医，他们也不同意毛泽东服用中药。毛泽东有一次问李先生，延安现在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发展如何？李先生回答：中西医各有长处，只有团结才能求进步，这使学贯中西的毛泽东大感兴趣。他要求人们尊重中医、爱护中医、扶持中医，号召西医要向中医学习。在他的推动下，陕甘宁边区还成立了中医研究会、中西医协会、中医保健药社。而李锭铭先生在毛泽东的关怀下，觉悟不断提高，为团结抗日和边区建设做可许多有益的工作。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到延安请他谈从政感想时，他说：“在工作中本人毫无任何困难的感觉，共产党在诚心诚意与党外人士合作，对此，我深信不疑。”士绅们深受感动。李鼎铭先生有医政的高见，又有妙手回春的医术，若遇不上毛泽东这位虚心纳谏的知音，岂不空负满腹经纶？虽任新中国政务院副总理的黄炎培先生在解放前是有名的实业家，曾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为了促进国内和平、民主、促进国共两党和谈，1945年7月，他携褚辅成、冷过、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六人访问延安，毛泽东先后几次和他们促膝交谈了中国社会、政治形势与发展的种种问题。一次谈话中，黄炎培提醒毛泽东注意政治兴衰的周期率，设法避免执政后的腐败问题。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渤行也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的这个见解给黄炎培带来了很大的鼓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离开延安的时候，他写了一篇《韬奋逝世一周年哀词》“在词尾，他满怀信心地写到：“民主！民主！君所大声疾呼者，虽不获见于生前，终将实现于后生。”黄炎培满怀自信地告慰逝去的邹韬奋。这种自信源于他从毛泽东的谈话中看到的希望的曙光，看到了中共用民主跳出历代从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周期率的构想与践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正是中共的魅力，是真正的优势，是能吸引并团结全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的法宝。
80年后的今天，回味一下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这段对话，我们应该有所启迪。毛泽东是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中国革命正是在他的军事思想的指导下，才用枪秆子打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但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书生出生的他并非天生就会打仗，如民谣所歌颂的“毛泽东用兵真如神。”“能掐会算”、“呼风唤雨”、“撒豆成关”、“奇门遁甲”只是中国老百姓对自己心目中伟人的独特敬爱方式，他的军事思想来自于实践的积累，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其中，有他的亲密战友的心血，也不乏民主人士的贡献。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毛泽东早年在长沙的老师、一直追随共产党从事革命工作的符定一老先生响应中共号召，由北平化装出城，来到河北平山西柏坡中央所在地，积极参加筹备新政府的工作。在这里，他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并一同商谈国事，符先生多年身居北平，出于对祖国文化各城的热爱和对华北军政情况的了解，他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了解放北平的途径，叩：“先攻克天津，然后夺取北平；”天津乃北平之门户，攻克天津后，北平则不攻自破。可获得和平解放。这样，既不会破坏文化名城，又不会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损失，于国于民大为有利。这一建议立即为中共中央所采编。
1949年1月，经过和平谈判，傅作义将军接受和平解放的要求，与共产党达成协议。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异常兴奋，不顾两天两夜没有休息，驱车直奔十几里外的符先生住处，将这一喜讯报告给老师。新中国成立后，在南方各省的新解放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先生收到了江苏许多有土地的工商界人士写来的告状信，叫喊：“斗争过火”了，“偏差很大”，要求“和平土改”。黄先生怀着不安的心情，把信中提到的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并没有简单地对黄先生加以批评或指责，而是多次亲笔写信给他，把各地土改村材料送他参阅，还介绍苏南区党委书记陈胚昱和他见面肯谈。当黄炎培初步了解了基层情况之后，主动提出要亲自到苏南乡下去考查。毛泽东非常赞同，特地给华东局和苏南区的领导写了信，临行前，毛泽东又邀他面谈，告诉他：“苏南区是土改城区，可择好者、坏者各看一二考察之。”根据黄炎培反映的问题，毛泽东认识到一大批民主人士对土改这一前无古人，千载难逢的历史事件缺乏了解，使在统战工作会上安排民主人士下去参观土改。让各地不要只给他们看好的，也给他们看坏的，针对地方上一些同志的顾虑，毛泽东认为，状元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在中日历史上，土地改革这件事，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到孙中山，都没有做过。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着手做这件事。无论以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看还是从人民的实际愿望看，土改都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这样的事有什么值得怕人家看的呢？一时之间，民主人士冒广老先生拜访毛泽东，长谈后告别时，毛泽东一定要送，他握着冒广生的手走了一程，忽然停步问：“老先生有何临别赠言？”“现在党内整风，共产党能把这么大的国家治理得如此好，国势的强大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冒广生略一思索，继续说：“我记得佛经上说过，一头雄狮也不免为身上的几只鸡虱所苦，鸡虱虽小，害莫大焉，请务必提防！”毛泽东没听清楚，侧身问冒广生之子舒衍是否指的那种寄生于人体和动物身上的小虫子？说时，他用拇指形容着，舒衍点头：“是的。”“讲得好呀！”毛泽东赶上一步，用严肃的表情，右手捂着胸口说：“我一定牢记在心。”不觉已走到汽车旁，卫士推开车门，毛泽东忙伸手护住老人的头顶，叮嘱：“当心脑壳！”汽车驶出好远，他才缓缓向归途走去。
毛泽东的善言纳谏不仅限于军国大事，他的博学多才使他的目光关注着广泛的领域。1955年2月，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的同学，当年的新民学会会员蒋竹如给他寄来长信和专著，根据自己多年从事语文教学和研究的经验，提出了简化汉字和使用汉语拼音的问题，建议进行汉语言文字改革，实行简化和注音,使汉语言文字逐步走上了标准化的轨道。随后，他又每次写信托人向蒋竹如问候和致意。蒋先生在毛泽东的关怀下，潜心于教育和研究，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和语言文字改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毛泽东不仅对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的意见从谏如流，对党内同志，对自己的下级的意见，他也同样虚心接受，及时处理。
1938年春节刚过，边区出了一件意外的事。200多名伤病员要去延安“请愿”，并点名找毛泽东。原来，他们大部分是长征过来的同志，当时留在边区的几个残疾医院疗养，由于物质生活条件差，加之有些医护人员态度不好，他们很有意见。两延河防司令员一面安排这些伤员住在延长县，一面打电话找毛泽东。毛泽东详细询问了伤兵员的意见，又问了处理情况，说：“没有批评他们就好，这些同志流过血，对革命有功。现在残废了，没有伸手要什么，就是要求我们改进工作，是些好同志啊。这件事我们没有做好，我们的确有官僚主义，要发动伤病员给我们提意见，你转告伤病员同志们，就说毛泽东欢迎他们到延安来，整整我们的官僚主义。这番话传到伤病员那里，大家愣住了，谁也没有想到毛主席这样体贴同志，有人哽咽着说：“请转告毛主席，我们不去延安了。”毛泽东态度很坚决：“会要在延安开，伤病员要多派些代表来，不要怕麻烦，也不要怕给中央添麻烦，要尊重群众意见，尽量满足他们的愿望。以前处理不及时，让问题成了堆，这回再煮夹生饭，以后还要回锅。”开会前，毛泽东又和大家商量：“不要再叫残废医院了。这个名称对伤员人格不尊重，很不好，要把残废医院改成荣誉军人教导院，积极地当作训练干部去办好。”会上，毛泽东亲自讲了话，肯定了大家提的意见，又承担了责任。1947年6月底，人民解放军进军中原，把战线从黄河推进到长江流域。当时国民党在中原战场配备了80个旅的重点，毛泽东计划让粟裕率军下江南，把战争引向敌后，以减少将来过江的压力，同时吸引中原敌军20至30个旅回防江南，改变中原战局，并要他“熟筹电复。”粟裕经过“熟筹”后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分析了具体情况后，提出应利用中原解放军已逐渐巩固的形势，集中兵力大量歼灭敌人，从而改变战局，毛泽东对这一涉及到改变战略部署的意见极为重视，召集中央书记处成员听取了粟裕的汇报，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后来的战局发展证明了粟裕这一预见的正确性。
1948年济南战役结束后，粟裕又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应即进行淮海战役的建议，毛泽东又一次采纳了他的意见。经过深思熟虑，制定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这一被世界各国军校列为模仿战例的大决战正式开始，给予蒋介石主力团以歼灭性的打击。从根本上动摇了蒋家王朝的统治。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反攻之时，周恩来考虑，中央的“前委”、“后委”、“工委”应适时合并，集中到对指挥全局最为方便有利的晋察冀去。但是，毛泽东历来言出心随，怎么做他的工作才好呢？周恩来找任弼时商量后，径自找到毛泽东的住处，说明了来意思：党中央胜利返回延安，可以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但全国形势发展如此迅速，从战略上要求，应当统一领导，并选择一个对指挥全国各战场最方便最得力的地方。中央留在陕北的目的已经达到……毛泽东问：“那就是说现在要过黄河了？”“是的，”周恩来回答：“现在已经到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时候，我们的前委、后委、工委应尽快合并。”毛泽东自语到：“就是说要离开陕北……”又问：“你看我们应该搬到什么地方？”周恩来在地图上一指：“晋察冀比较合适，地区适中，太行山区又一直是我们的根据地，群众基础好，跟陕北是一样的。”毛泽东听了，决心以全局为重，采纳了周恩来的意见，渡过了黄河。来到陕北军山县的西柏坡村，和刘少奇、朱德汇合到一起，掀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新篇章。
李达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解放后任武汉大学校长，毛泽东素来喜用他的字称呼他“鹤鸣兄”。1958年，李达针对农村工作中的浮夸风等问题找毛泽东辩论，一见面就发起火来：“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通不通？”他的梗直脾气发作，打断毛泽东的解释继续开炮：“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现在的胆子不是要小而是太大了。你不要火上浇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你脑子发热，达到39摄氏度高温，下面就会发烧到40摄氏度、41摄氏度、42摄氏度……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大灾大难，你承认不承认？李达走后，毛泽东认真地对秘书梅白反省自己，他说：“我现在认识论上发生了问题，离开客观走向主观唯心主义。我和李达的争论，我是错误的。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三，但耳不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这是我的过错，过去我写文章提倡洗刷唯心精神，可是这次我自己就没有洗刷唯心精神。”他还让梅白如实向李达同志转达了以上意见，李老很感动：“还是润之的气量大。”毛泽东一生非常关心家乡的生产建设个人民生活。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家乡的父老乡亲纷纷投书毛泽东。反映乡间情况和基层工作中的问题，毛泽东对此表示非常欢迎。通过家乡亲友了解情况，明察下情，是毛泽东走群众路线，改进党和政府工作的特殊方法。
1951年5月，毛泽东的外甥女陈国生来到北京，在怀仁堂的客厅里，毛泽东接见了他们，亲切地问道：“你们来了多久了？”“不久，才几天。”“带了什么东西？”陈国生一惊，来京时她走得仓促，忘记带礼物了。他连忙歉意地说：“三舅，我们什么东西都没带，你需要什么？”毛泽东摇摇头，笑着说：“我是问你们带了什么书信呀、报告呀！”解放初期故乡进京的人很多，毛泽东均要求他们事先逐步一些材料，或要求当地政府写一个调查报告，或者带几份家乡的书信来京，以便了解乡间情况。陈国生做梦也没想到他当国家主席的三舅喜欢的是这样的“礼物”。贺晓秋虽在毛泽东领导下参加过韶山地区的农民运动。建国初，他以普通群众的责任感上书毛泽东，毛泽东即给他回信：“晓秋贤弟如见：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亲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所说各项工作缺点应当改正，如有所见，尚望随时告诉我……”58年，贺晓秋病逝，其子贺凤生持毛泽东真迹来告状：“主席，您晓得乡里现在的情况吧？晓得下面刮王风吗？晓得现在有些干部作风多坏吗？你想不想听听这方面的情况？毛泽东稍稍一怔，随即笑到：”好哇，我正需要听这方面的情况，越具体越好，要真实情况，不要掺水，是一说一，是二说二，骂娘也告诉我，只有贺晓秋的儿子才有这么好的礼物给我。“小伙子受到鼓励，更加大胆：“主席，我想请你到我们那里去吃几餐钵子饭，吃食堂饿死人啦！食堂不散我不回去了。”“好一个开头炮，”毛泽东诙谐的说：“讲下去，讲下去，我讲过，不管什么意见都可以提，骂娘也可以讲给我听。”“你怕没人骂娘？下面真有人骂娘呢。”贺凤生接着数出了件件令人痛心的事实：大跃进、公社化、炼钢铁、大食堂、放卫星……他越说火气越大，喝了口茶，向毛泽东移近一步问道：“您不是说党和人民有血肉关系吗？现在皮是皮，肉是肉，是中央要这么搞？还是下面一些干部在腰河里发水？”毛泽东诚恳地自我批评：“不是窑河里发水。当时估计形势高了点，责任在中央……”“别梦依群咒热川，故国三十二年前……”196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了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次日，他在松山宅所设宴招待父老乡亲。饭前，召集了一些长者开座谈会。毛泽东对大家说：“我离开韶山30多年了，难得回家一次，今天请大家来，就是想听听各位的意见，特别是想请你们老人对我提点意见，你们对当地政府有什么看法和意见。对生产生活安排有什么意见与建议，甚至对我本人有什么意见，请尽量提，放心讲，不要有顾虑。”提意见？给主席提意见！？老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给领袖提意见，这不是冒犯“龙颜”吗？动员半晌，一位老人说：“您帮我们老人家翻了身，我们对主席还有什么子意见？”毛泽东知道他们心存疑虑，他想了想，一本正经地说：“我不回，你们盼我回；我回了，你们又不同我讲真话！”这一激还真管用，心直口快的毛顺清开了口：“意见是有，就是如今讲不得，讲了要换辩论，换斗争。”“我保证，哪个敢？！”有了“尚方宝剑”，人们的胆子大了；“密植密植，越插越密，有得个边。”“韶山过去粮食比较充足，山上种玉米、红薯、种经济作物，可现在为什么不种了？让农民饿肚子！”“农民粮食不够，还要交各种各样的粮：征粮、购粮、爱国粮……剩下的就差不多了，好多人连饭都吃不上！基层干部却瞎指挥横扮蛮，不交粮或交不起，就打人骂人。主席，您要是不回，我们都快饿死了呀！”“现在吃食堂，搞集中，男男女女分开住。历来是各家各户，夫妻一起住，互相照顾，现在男女要分开，象个什么世道？请问到底是主席搞的还是谁搞的？”“过去，共产党从不打人，可现在，打人，斗人！”……毛泽东认真地听完，说道：“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但我们是初搞社会主义，经验还不多，出了一些问题，中央要负责，特别是我要负责，你们这些意见提得好，我回到中央，会着重研究采纳。
中央会从全局着想，制定统一的政策和法规，希望你们今后多提意见，多反映情况。”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央连续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努力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带来的“左”倾错误，初步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这些，与毛泽东的善纳谏言是分不开的。
人民领袖毛泽东，以他的坦诚谦逊，纳贤纳谏，为革命事业增添了几多力量，为党的肌体清除了几多隐患，他的雄才大略，胆识度量，犹如一座丰碑，永远耸立于中共群雄的顶点。关于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心中，在毛泽东逝世几十年后的今天，那一再掀起的“毛泽东热”，不正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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