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俭朴律己
生活是一个人心灵的窗口。它既能反映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又能反映一个人的品格和追求。
毛泽东一生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建国后担任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他始终保持着俭朴的生活作风。从这个“窗口”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革命家的伟大形象，美好心灵，崇高品格和对共产主义的执着追求。毛泽东的饮食既随便，又艰苦。
在井岗山时期，他和战士一样“红米饭南瓜汤”，每天只有五分钱的伙食费。延安时期，在日、伪、顽、笑四面夹击下，陕甘宁边的财政经济受曾遭到很大困难，为了渡过难关，供给部规定每月伙食费一律三元钱。后来，经过大生产运动，边区生活有了改善，可是毛泽东仍然坚持每月三元的伙食费。同志们多次提议给他增加伙食费，都被他拒绝了。毛泽东怕超过伙食标准，规定由警卫员代管伙食，并嘱咐他们：10天一小结，一月一大结，前十天超支了，后10天补，这月超了下月补。总之只能压缩，不能超支。每天毛泽东吃的都是小米、土豆、白菜、辣椒，即使锅巴，他也舍不得丢掉，让炊事员煮成稀饭给他吃。1949年进城后，毛泽东仍然保持着简朴的饮食生活习惯，一切山珍海味他都不追求，尤其厌烦宴会。对于接待外宾他也做过指示：“不能总是山珍海味，既浪费又不实惠。”他对身边的卫士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吃世界，而是为了改造世界。这才是人，人跟其他动物就是这个区别。”保健医生徐涛多次劝毛泽东注意营养，改变饮食习惯，多吃点好东西，毛泽东每次都摇头。毛泽东自有他的道理，他用毛竹筷子敲敲盛着二米饭的碗，望着徐涛说：“全国人民要是都能吃上我这样的饭，那就很不错了，你就可以来跟我提那些建议了。”
毛泽东始终吃的都是糙米，而且里面必须掺上小米、芋头。伙食改善时是四菜一汤。这四菜中少不了一碟干辣子，一碟霉豆腐；这一汤，有时就是剩菜汤冲点开水。不改善，就是一碗面条，或一搪瓷缸麦片粥，有时只让烤几个芋头也算一顿饭。他吃两餐的时候多，也有吃三餐或一餐的时候。跟随他的贴身卫士都讲，从未见过毛泽东吃过任何补品。当他脑力消耗过度，饥饿感强烈时，只是要求：“来碗红烧肉吧？肥点的，补补脑子。”此外再无别的奢侈。
1959年至1961年，我国遇到了自然灾害，赫鲁晓夫趁火打劫，撕毁经济合同，苛刻地逼债，使我们经济难上加难，人民生活苦上加苦。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实行了“三不吃”：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
1960年是最困难的一年，毛泽东七个月没吃一口肉，20多天没吃过一料粮。常常是一盘马齿芥（一种野菜）偏充一餐饭，一盘炒菠菜支持一天工作。由于营养不良，他患了脚浮肿，脚背裸部的肌肤按下去就是一个坑，久久不能平复。为此，周恩来总理一次又一次来劝说：“主席，吃口肉吧，为全党全国人民吃一口吧！”毛泽东摇摇头：“你不是也不吃吗？大家都不吃。”宋庆龄为毛泽东的身体担忧，特意从上海赶到北京，亲自给毛泽东带去一网兜螃蟹，说：“这不是肉，这是螃蟹。”请毛泽东收下。毛泽东对宋庆龄始终保持着特殊的尊敬，就收下了螃蟹。可是，宋庆龄一走，他就将螃蟹转送给了警卫战士。历史为毛泽东留下了很多很多带了一身补丁的形象。身为领袖的毛泽东，不但饮食从简而且穿着上也从不讲究。在战争年代，毛泽东穿衣的标准是：“不露肉，不透风就行。”
1937年冬，毛泽东一件穿了4年的棉衣领口，袖口，胳膊肘都磨烂了，颜色都褪了。外出开会作报告，都有人给毛泽东的警卫员贺清华建议：给毛泽东换件新棉衣，可毛泽东的就是坚持不换。贺清华没办法，变找到管理局，管理局想办法搞了几尺阴丹士林布，请被服厂做了体面暖和的新棉衣。怕当面把新衣服交给毛泽东遭拒绝，于是警卫员趁毛泽东休息，把新棉衣放进去，把旧棉衣取出来。他原想把那件旧棉袄拆洗干净，谁知布都糟了，一拆便再也缝不起来了。一觉醒来，毛泽东发现被人“调了包”，立即把警卫员叫进来，问棉衣是哪里来的？警卫员解释是管理局做的。毛泽东不高兴了，“这件棉衣太好了，我不要。还是把我的破棉袄拿来吧。”警卫员说，那件棉衣已经拆了，就是洗干净，也破的缝不起来。毛泽东无可奈何地说：“那就给我领件普通的灰布棉袄，和你们身上穿的一样。”贺清华只得遵照毛泽东的吩咐，把新棉衣退回，领了件普通的灰布棉衣。
在陕亲杨家沟时，有一次李银桥拿着一件磨得薄如翼而有些部位又补丁摞着补丁厚如纸块的灰布单装给毛泽东看，并对他说：“主席，你看看吧，再穿就该出洋相了。说不定你做报告，在台上一作手势，它就会碎成布片呢。”毛泽东接过衣服，小心翼翼地放在腿上，像抚摸伤员一样轻轻地抚摸旧军装，抚平上面的皱纹，他对李银桥说道：“它跟我参加过洛川会议呢。”然后又历数出旧衣服的几件功劳，叹了口气说：“这样吧，用它补衣服。它可以继续发挥作用，而不是一件旧衣服。它可以继续发挥作用，我也能继续见到它。”说话的语气就像是说一位患难与共的老战友，而不是一件旧衣服。
毛泽东常说：“我的标准，不露肉，不透风就行。”“我节约一件衣服，前方战士就能多一发子弹。”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里，至今存放着几张毛泽东戴毡帽报告的照片，那是部队自己生产的。1941年，由于国民党对边区严密封锁，延安的物资极为匮乏。部队在大生产运动中，自己动手赶制了一批毡帽。由于原料不好，做工又差，帽壳平塌塌的，帽沿直往下吊，样子很不好看，没人愿意戴。有一天，警卫员从外面拿回来这种帽子，一边给毛泽东看，一边把大家的看法告诉毛泽东：“这帽子戴着挺暖和的，就是样子不好看，一戴上别人就笑，所以没人肯戴。”毛泽东把毡帽接过来，拿在手里看了看，笑着说：“这帽子不错呀，没人戴我戴！”说着就把帽子扣到自己头上，还故意到原子里走了一圈，让同志们看，惹得大家全笑了。毛泽东戴毡帽的事很快就传开了，大家也都接受了这种毡帽子。后来，边区人民传唱开了一段顺口溜：“八路军，土包子，头上戴着毡帽子，打仗就象钢炮子，敌人象个龟孙子。”
转战陕北期间，警卫员发现毛泽东只有一条毛巾，而且已经用得很旧了，象块麻布片，上边都没有毛圈了。毛泽东擦脸，洗脚都是用这条毛巾。他很想给毛泽东领条新毛巾，但是如果不经毛泽东同志擅自领东西，毛泽东会生气的，于是他转着弯对毛泽东说：“主席，再领条新毛巾吧？这条旧的擦脚用。擦脚，擦脸应该分开嘛，”毛泽东想了想，幽默地说：“分开就不平等了。现在每天行军打仗，脚比脸辛苦多了。我看不要分了，分开脚会有意见。”警卫员被逼笑了，又说：“那就新毛巾擦脚，旧毛巾擦脸。”毛泽东摇了摇头，语重心长地说：“帐还不能这么算。我领一条新毛巾，好象不值多少钱，如果我们的干部，战士，每人节约一条毛巾，这一毛钱就够打一个沙家店战役了。”毛泽东穿的补丁衣服，其补丁主要不在外衣上，而是集中在外人看不到的内衣上。刚到陕北时，警卫员给他打的一双粗线袜子，他一穿就是四五年，上面打了20多个补丁。内衣，内裤上的补丁“千姿百态”，“不成方圆”，一件衣服实在托不住补丁了，就当补丁用。刚进城时，这位大名鼎鼎的共产党主席，竟连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都没有。1949年3月，毛泽东进了北平。
一次，要在香山双清别墅接待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代表和知名人士，其中有知名的民主人士张澜。要见张澜前，毛泽东对卫士李银桥说：“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当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李银桥把毛泽东的全部家当翻了个遍，翻来翻去，就是找不出一件不破或没有补丁的衣服，他十分为难地对毛泽东说：“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了，一件好衣服都没有。”毛泽东却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李银桥仍想给毛泽东找件好点的衣服，他问毛泽东：“现做衣服来不及了，要不，去借一件？”毛泽东回答说：“不要借了，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就这样，毛泽东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会见了张澜，后来又穿着这件衣服会见了沈钧儒，李济深，郭沫若，陈书通等人。他一直没让人给他做新衣服，还常对大家说：“现在国家还穷，不能开浪费的头。”“没条件讲究的时候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一条难做到，共产党人就是要做难做到的事。”可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心里总有些难过，我们共产党打了天下，共产党的主席竟连一件没补丁的衣服都没有。
直到毛泽准备上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毛泽东才让李银桥找人为他做了一身新中山服。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陈列着两件用极普通的毛巾布做成的睡衣，一件黄色的，一件白色的。这两件睡衣，毛泽东已穿了好多年了，线开了，缝一缝再穿，哪里破了就用块旧布补起来，也不知缝补了多少次。
有一次，身边的工作人员趁毛主席休息之机，给他换了一件新睡衣。穿衣时，毛主席发现睡衣被人换了，很不高兴，他一再追问旧睡衣哪里去了。工作人员看到毛主席不高兴了，就赶紧把洗好叠平的旧睡衣拿出来递给主席。毛主席接过睡衣，边穿边说：“习惯了，还是这件补了补丁的睡衣好穿。”
毛主席老人家直到逝世，一直穿着这两件睡衣。这两件睡衣，一件上有67个补丁，另一件上有59个补丁。毛主席的一双旧拖鞋已经穿了许多年，鞋底都磨出了洞，鞋脸也开线了。工作人员几次要丢掉它，毛泽东总是说，修一修还可以穿嘛！工作人员只好送到外面去修。修鞋的师傅看到如此破旧的拖鞋，摇头说：“旧成这个样子，还咋修呀！”可是主席还是不让扔掉，工作人员只好自己用针缝一缝，继续放在主席铺下。
在毛泽东的晚年生活中，有一根拐杖——一根小竹竿陪伴着他。那是一次毛泽东在灯光暗淡的路上行走，被小块石头拌了一跤，差点没摔倒，当时工作人员便随手从路边的竹林里折了一小竹竿临时给毛泽东用的。谁知毛泽东竟然把这个小竹竿当成正式拐杖了。工作人员多次提议上街给他买一根，毛泽东就是不允许。毛泽东严肃地说：“现在国家经济还很困难，人民生活都还不富裕，不必讲究，应该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啊！”从此，毛泽东就一直使用着那根普通的小竹竿。
一次，毛主席到南方某地视察，刚巧一位外宾也在那里休养。一天，毛主席会见那位外宾时，那位外宾看到堂堂的毛主席，竟然用着这样粗劣的拐杖，既诧异有感动，就对毛主席说：“主席，我的饿这根拐杖送给你用吧！”毛主席对外宾的关心表示感谢，并十分风趣幽默地说：“不用啦，还是你用你的'文明棍’，我用我的'打狗棍’。”毛泽东这样的质朴，使这位外宾肃然起敬。
毛泽东一生，在吃、穿、用上这样简朴，在人们普遍认为毛泽东身居高位要什么有什么的时候，他依如既往，怎不令人折服！“勤以补拙，俭以养廉”，勤俭和廉洁是紧相联的。
毛泽东不但是俭朴的典范，而且他严于律己，始终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公仆，一切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原则，遵守纪律，不循私情，勘称一代师表。1930年初春，毛泽东来到寻邬城，警卫员吴吉清知道毛泽东最爱吃辣椒，便跑着挨家挨户地寻看。终于在一家老表的窗口看到几串红红的辣椒，吴吉清便开门见山地对主人说：“我们首长爱吃辣椒！”那老表很痛快，便伸手摘了一串递给他。吴吉清提起辣椒，拔腿就跑回伙房。吃饭时，毛泽东见端上一盘辣子，高兴地伸筷子就夹，边夹边问：“这辣子哪儿来的饿？”“向老表要的。”吴吉清得意地说。“要的？”毛泽东站起来，背着手来回走了几步，接着说：“参军后，连长给你讲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没有？”“没有。”吴吉清回答说，他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看到这情景，毛泽东和蔼地说：“吴吉清同志，这件事不能怪你，主要是我们对新战士宣传党的政策不够，教育还跟不上。一会儿告诉你们连长，叫司务长从我的伙食费里扣出辣椒钱，给老表送去，还要给人家道歉。另外，再告诉他，下午的政治课，就由我来给你们上。”当天下午，毛泽东围绕：“遵守纪律”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这件事使吴吉清终身难忘。
党中央在延安时，每逢过年过节演出文艺节目，总要请周围的老乡来看。起初演出时，机关干部和部队总是先到在前边，老乡收工晚，只能坐在后头。这个情况被毛泽东发现了，他对机关的工作人员说：“老乡们生产忙，看戏的机会少，跑路又远，我们要尊重老乡，应该让他们坐在前边。”在毛泽东的提议下，每当有晚会时，中央办公厅的干部就招呼老乡坐到前面，老百姓看到了，大家都主动让座，这种做法逐渐形成了不成文的制度。
毛泽东不但教育机关干部和部队尊重群众，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时刻把人民群众挂在心上。有一次，在延安大礼堂门口，挤满了来看戏的人，两个检票员忙忙碌碌地查看每个人的入场券。不一会，礼堂就坐满了人。戏快要开演了，这时剧团负责人站在舞台上对观众说：“今晚毛主席也要来看戏，请前边的同志给毛主席空出位子。”听说给主席让位，没有一个不愿意的，大家都站了起来，都想把自己的座位腾出来让主席坐，便不约而同的依次向后退去。然而，谁也没想到，毛泽东已经在后排一个空位子上坐下了。他见大家给他让座，赶忙出来拦着大家说：“请大家不要让了，各人还是坐在各人的位子上吧！看戏，每个人都有一样的权力，不能为我破坏了规矩。”尽管毛泽东坚持要坐在后排那个位子上，但大家却怎么也不依，终于把他请到了前排。可毛泽东到了前排，并没有坐到空出的位子上，他把一个小孩抱起来，就坐在了这个小孩的位子上，让小孩坐在自己的腿上。大家无法，只好又回到各自原来的位子上。
在延安还流传着毛主席严格遵守院规的事：八路军120师政委关向应，因患了严重肺病，住进了中央医院。中央医院在延安城北十几里的一座山上，关政委的病房在山上最高的一座窑洞里。一天，中午刚过，毛泽东来医院看望关向应同志。他一口气爬上山坡，顾不得休息，急忙走进关政委的病房。关向应见毛主席来了，激动地坐起来，让主席坐在他的床边，俩人热情地攀谈起来。刚谈一会，忽然门帘一闪，走进来一个身着洁白工作服的小姑娘。她一见有人和关政委谈话，便严肃地说：“同志请原谅，我是护士，医生吩咐过了，病人需要静养，不能多说话。”毛泽东笑着说：“噢，对不起，我不知道医生有这个吩咐。”说着站起来，安慰了关向应几句，便走出了病房。护士也跟着送出来。毛泽东亲切地同护士握手告别，嘱咐她好好照顾关政委。说完，向山下走去。当护士送走客人，转身回到关政委病房时，关政委说：“小刘，你干的好事啊！你把他赶走了，你知道他是谁吗？”“带着警卫员，反正是位首长呗！”关向应看着小刘那幅神气劲，禁不住笑了，对她说：“他就是咱们的毛主席！”听说是毛主席，小刘惊讶地瞪大了眼睛，接着转身跑出了窑洞。这时候，毛泽东已经走下山了。小刘站在半山的石砭上不住地向主席招手，主席见了，也向她频频挥手。毛泽东已经走很远了，小刘站在那里，久久地向南望着，嘴里喃喃地说：“毛主席这样严守医院的规定……”。
毛泽东的严与律己，还表现在不搞任何特殊化。那是1939年初秋，马列学院党总支书记张启龙，副院长范文澜找来教育处长邓力秋，教育干事安平生，宣传干事马洪和校务处处长韩世福，让他们去接毛泽东做报告。四个人风风火火直奔扬家岭。马列学院和扬家岭相距10里，延水河上的一座桥处在这段路的中点上。上了桥，这四个人愣住了，毛泽东正迎面走来：“你们四个干什么事去？”“学院领导派我们来接主席。”“接我？恩，我晓得的，是怕我忘了今天有报告会吧？你们放心好了，学院给我的任务，那是那是忘不了的。”“我们来晚了，很不象话。”毛泽东摇摇手：“这样做有点不好，一个人做报告要四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接着他又问：“四个人，轿子呢？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下回跟你们领导说，再加四个人，来个八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派几个摇旗呐喊的，你们说好不好？”大家都乐了。“那才不象话嘛，对不对？皇帝出朝，要乘龙车凤辇；官僚出阁，要坐八抬大轿，前簇后拥，浩浩荡荡，摆威风。我们是共产党人，要讲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我们既要革命，即要和旧的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从扬家岭到马列学院，十里八里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路算得了什么？……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习气，延安作风。我们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意识到当我党执政后可能要滋长一些腐败作风，贪图享受的情绪。为此，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议做到“六点”即：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和马，思，列，斯平列。他这样提议的，而他自己也是这样带头落实的。他一生，直至逝世，始终不让人给他做寿。他说：“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把工作做好。”每到他的生日，身边工作人员和他的子女们聚在一起吃顿家常便饭。有时毛泽东因工作太忙，只认为在一起吃顿便饭，意识不到在为他做寿。一旦让他知道了这是专为他祝寿，有关同志一定会换“克”。
196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70岁生日，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又提出给他做一次寿。在毛泽东的耐心说服下又免去了。在毛泽东80岁寿日时，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马列主义政党及其领袖人物纷纷向毛泽东致贺电，贺信，送寿礼。但在国内，毛泽东不允许宣传和报导。解放后，毛泽东住进中南海丰泽园。当时丰泽园的大门和外面的门柱油漆都脱落了不少，有的柱子连里面贴的麻皮都露出来了。工人们搭好脚手架，准备重新油漆。毛泽东看到后立即制止：“告诉行政部门，这里不需要刷油漆。我住的地方不要和公共场所一样花那么多钱，搞那么漂亮。”刚进丰泽园时，花匠为了美化环境，在院内摆了许多盆鲜花。看着一盆盆鲜花，毛泽东说：“……现在我住在这里，就不要摆那么多的花了。你们知道，到我这里来的人很多，如果我这里摆了那么多漂亮的花，那他们也会上行下效，向我看齐，养成这种风气就不好了。”
毛泽东的一生，从未享受过，他只是埋头地工作，没空没了地学习。很少搞体育运动。而设法保证毛泽东的体育运动，是他的保健医生的一件大事。保健医生经多次考虑，感到受工作环境和毛泽东年纪的限制，许多运动形式难以解除毛泽东的工作疲劳。但有一项运动形式较好——游泳，这也是每则的所喜欢的。但是这项运动风险太大，医生难一做主，便向罗卿，汪东兴和傅连璋作汇报，他们考虑之后同意了。为了配合保健医生的工作，1953年，领导专门在玉泉山修了一个室内游泳池。修好后，医生就开始向毛泽东大将游泳的好处：“游泳这种运动是其他任何运动都无法相比的。它有四大优势。第一，最能接触自然。全身都能投入阳光，空气和水之中。这阳光，空气和水可是生命之本啊！第二，不分男女老少，都能参加。第三，游泳是全身运动，身上一块肉也拉不下……”并说：“玉泉山修了个室内游泳池。”经过医生反复说服，毛泽东才答应抽时间去试一试。1953年，毛泽东有时住中南海，有时住玉泉山，那个室内游泳池就修在毛泽东居住的地方。毛泽东去了一看，立刻沉下脸：“怎么回事，哪里来了这么个池子？”行政处的同志解释说，这是专为主席个人修的。毛泽东发脾气了：“给我个人修？为什么不报告？我们抗美援朝，我们搞第一个五年计划，要节约每一分钱！我说过多少次？为什么给我个人修？”毛泽东没有下水便走了。他让卫士长问明花费了多少钱，从他的津贴和稿费中拿出这笔钱交公，此后便封闭了那个游泳池，生前一次也没用过。
人，都有三亲六故，毛泽东对于自己的亲属故旧，则始终坚持论法、论情、论礼不徇私情。一人当官鸡犬升天的陋俗，在毛泽东那里连半点影子都找不到。在延安王家坪毛泽东的旧居门前，有一个石桌和几个石凳，那是当年毛泽东和他的大儿子毛岸英谈话的地方。1946年1月，毛岸英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回到了延安。岸英是毛主调节唯一健全的儿子，而且工作能力强，学识高，一些人猜想岸英留学回来会得到重用，可是人们没有想到毛泽东给儿子的安排是下农村继续上劳动大学。一天下午，毛泽东与儿子在这里进行了亲切地交谈。岸英向爸爸汇报了在苏联学习的情况后，毛泽东郑重而严肃地说：“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但学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只是知识的一半，这是不完全的。你还需要上另一个大学，这个大学中国过去没有，外国也没有，这就是劳动大学。你在这个大学里可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遵照爸爸的教导，毛岸英背着被子、口粮和种子到了离延安几十里远的吴家枣园去上劳动大学了，岸英拜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吴满有为师，向他学习农业生产技术。春天冒着刺骨的寒风耕种，盛夏在烈日炎炎下施肥、浇水。从春耕到秋收，他学会了掏地、点籽、犁地等主要农活，领到了合格的劳动大学毕业证。秋收后，岸英背着自己新手生产的小米回到了延安，他面孔黝黑，手上打满了厚茧。经过劳动锻炼后，岸英才被分配工作，到中宣部做秘书和翻译工作。后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毛泽东又把岸英送上枪林弹雨的战争场这个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地方。1950年11月，岸英光荣地牺牲地朝鲜战场上。毛泽东的爱女李纳，1960年在北京郊区上大学，当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李纳吃住在学校。一天，毛泽东的卫士去看望李纳，发现李纳脸色很不好，问他是不是病了，孩子忸怩半天才小声说：“我饿的很，吃不饱。”卫士回来给卫士长李银桥汇报后，李银桥又急又难过，就搞了一包饼干给李纳送去。这件事被毛泽东知道了。毛泽东把李叫进屋，声色俱厉：“三会五申，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李小声嘀咕：“别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别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声饼干也不许送！”毛泽拍了桌子，“谁叫她是我毛泽东的女儿！”杨开慧，毛泽东称之为“亲爱的夫人”。开慧牺牲后，毛泽东曾派儿子前去给开慧扫墓，并长期地、经常地从自己工资和稿费中拿钱来赡养杨老太太，资助生活困难的亲友。但是又绝不给任何亲友以升官发财的机会机会和条件。
建国初期，亲友们对毛泽东抱了很大的奢望，给他写了几十封信，让他开开绿灯，他却始终红灯高照，不为一位亲友徇私情。他给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的因信说：“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他给青少年时的同窗好友毛森品的信说：“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以为然否？”毛泽东的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尽人皆知。开头一句“我失骄扬君失柳”，把他与杨开慧、柳直荀及李淑一的特殊关系、深厚情谊全部表达出来。可是，当李淑一请毛泽东为她说句话，让她到北京学习时，毛泽东回信说：“不必远道来京，即可达到目的。”始终没给她开这个口。
毛泽东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非常关心爱护，中南海里只有毛泽东为身边的工作人员办了个学校。经费全出自毛泽东的工资和稿费，只要听说哪位同志家里经济上有困难，他无不解囊相助。为了真实地了解下情，倾听民生，他经常组织身边的工作人员下去调查研究，这些人的路费全由毛泽东来出。
他对身边工作人员既关心体贴，又非常严格。1960年初，他身边的个别工作人员在下去搞调查时，随便收礼物，多吃多占。毛泽东知道后进行了严肃处理，一方面进行思想整顿，使其认识错误；另一方面专门派人下去赔。从天津开始，然后河南、山东、上海、浙江、江西、湖北，湖南，一路退赔过去，共退赔两万多元，这些钱全由毛泽东来出。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久了的同志都不愿意离开他。而每次哪位同志因工作需要离开他时,毛泽东总是依依不舍,洒下惜别之泪。卫士长李银桥要离开他时，毛泽东一把将李银桥揽入怀中，抱紧银桥放声大哭。他不停地用手拍打着李银桥的后背，说不出一句完整话。就是这样深厚的情谊，毛泽东却不普帮助一个身边工作人员“飞黄腾达”去作“大官”。三反五反时他多次严厉地询问李银桥：“你有没有贪污？”“我们感情很深，可是，如果你们腐化了，就不要怪我翻脸不认你们。”“你们要警惕，要夹着尾巴做人！”
1950年隆冬，韶山乡的土地改革已到了划分成分的阶段，应该给毛泽东同志家划什么成分呢？当时负责土改的农会主调节进兼乡长寅秋同志作了难。按原有财产，应划富农；把革命领袖的家庭划成富农成份，于心不安。寅秋想来想去，主意已定。他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家乡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和您的亲切关怀下，土改现已进入划分成分、分田的阶段了。您老是知道的，韶山是山多田少，初步推算，人平均九分三左右，不知您家有几口人分田？特向您汇报，请指示。乡政府的郭秘书看信上廖廖数语，问道：“那成分的事还有讲啰？”寅秋说：“主席一看，就晓得我们的意思。”果然，信发出不久，毛岸英，毛岸青俩来到韶山，转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一，所有财产分给农民；二，成分划分富农，则无旁议，付来三百元，作退押金；三，人民的政府执法不徇情，照政策办事，人民会相信政府。毛泽东以身作则，模范执行党的政策行动深深感动了乡政府的同志和家乡人民。
1949年10月15日，即开国大典之后半个月，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与刘思齐举行了婚礼。在结婚这个问题上，岸英曾被毛泽东狠狠“克”了顿。1948年8月的一天，岸英和思齐双双来到毛泽东住处，向爸爸提出了他们要结婚的事，并说已经听取了伯伯和大妈们的意见。“你还在学习，学校还没毕业，现在结婚不怕影响你的学习吗？”毛泽东问刘思齐。“结婚后好好安排，不会影响我的学习。”“岸英是1922年生的，思齐你是哪一年生的呀？”“我是1931年生的。”“他比你大八九岁，你知道吗？”“知道。”“着急什么呀？反正我同意你们结婚，等一等好不好？”毛泽东很和蔼地说。毛岸英说：“好，听爸爸的。”两人离开毛泽东住处之后，不大一会儿，岸英又回到了毛泽东的房间。“你怎么又回来了？”“我想结婚以后，好好专心致志学习和工作，这样，就不必在这方面花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你的意思，是不是让我同意你们结婚呀？”“是的。”“思齐还小，不到结婚年纪，现在不能结婚。”“可我都二十七了！”岸英急了。“我说思齐不到年纪。”“思齐也18了。”“周岁虚岁？”毛泽东较真起来。“岁数不到，结婚的多着呢！”岸英没好词可说，开始攀比起来。“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毛泽东嗓门升了一个八度。“思齐还不到18岁，不管说什么，也不能同意你们结婚。”岸英根本没想到爸爸会为这事跟我发脾气，他转身就走。刚走到院子里，岸英一下子就晕倒了。值班的哨兵以为岸英得了急病，连忙把他扶到一间房子里去。第二天，岸英没有起床，思想上有情绪。卫士们只得报告毛泽东。毛泽东一听就发火了，他大步走到儿子的住房门口，大声吼道：“毛岸英，你想干什么？”“太没出息了！”岸英没料到爸爸发这么大脾气，如当头一棒，使他清醒起来。过了几天，岸英想通了，并说他要向爸爸作检讨。人们把岸英的意思跟毛主席说了以后，毛泽东说“他要作检查可以来，要求结婚就别来了。”很快，岸英就向父亲做了检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还向毛主席表示：他跟思齐已经商量过恶劣，现在不结婚了，等革命成功后再结婚。听岸英这么一说，毛泽东非常高兴，他笑着对岸英说：“很好，这样你就是一个模范的守法者，而不是一个违法者了。”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了，刘思齐已满18周岁，岸英征求了思齐妈妈的意见，初步定下了婚期，他又去给毛泽东商量。“我同意，你们准备怎么办婚事呀？”毛泽东询问。“我们商量了，越简单月好，我们都有随身的衣服，也有现在的被褥，不用花钱买东西。”毛泽东非常高兴地说：“不花钱办喜事，这是喜上加喜。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应该艰苦朴素。”毛泽东想了想又说：“你们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呀，我请你们吃顿饭。你们想请谁就请谁。你跟思齐的妈妈说，现在是供给制，她也不要花钱买东西了。”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岸英思齐举行了简朴的婚礼。那天，毛岸英穿的是在外宾场合当翻译是工作服，思齐穿的上衣是灯心绒布的，裤子是半新的，方口布鞋是新买的。当为数不多的俄几位客人散去后，岸英和思齐正准备想爸爸告辞，毛泽东双手捧着一件黑色的礼服呢类大衣从自己的卧室里走出来。他深情地说：“你们结婚了，我很高兴，可我有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们。这件大衣送给你们俩，略表我的心意。以后岸英白天穿，晚上你们俩盖，也算我送了礼物给思齐了。”这件呢大衣，就是毛泽东1945年去重庆谈判时穿的那件，虽不崭新，倒挺有纪念意义。在今天的年青人看来，这个婚礼太寒怆了，但这却是事实。共和国主席的儿子结婚就是这等的艰苦朴素！共和国主席的儿子就是这样按法办事。
共和国的主席毛泽东在经济上是个无产者！ 在执法上铁面无私！毛泽东这种清正廉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严于律己，一身正气的高尚情操；散发着泥土芬芳的工农气息；与群众心心相印的紧密联系，怎不使人们永远怀念，永远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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