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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清（1867-1920）题。李为清末民初诗人、教育家、书画家、文物鉴赏家，为张大千的恩师，与吴昌硕、曾熙、黄宾虹合称“海上四妖”。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先驱之一。）一、
因汉字，诞生了中国文化里的重要因子之一书法或书法艺术。公元三世纪到八世纪是书法最重要的（没有之一）时代。
在楷书之前，上至3200—3500的殷商甲骨文，随后，西周金文、春秋战国籒文，至秦，“车同轨、书同文”的秦篆，汉字作为中华文明史的重要符码，血脉相续、从未间断。到了汉隶，汉字基本定型、几已规范。汉字书写，除了作为语言的全部功能外，至迟到魏晋（公元三世纪始），汉字的书写逐步走向了艺术。其标志为钟繇（151-230）和王羲之（303-361），前者的楷书成为汉字书法史的标高、后者的行书成为汉字书法史的标高。中国文化的早熟，事实上我们在书法艺术只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钟、王两书成了后世永远在位的楷模。中国的书法史，似乎也此为正宗开始它的光辉叙事。
清人张藻的“汉书旧读文犹熟，晋帖初临手尚生”，正好反映了中国书法的从两晋开始的代际传承。至唐，怀素(737-799)将草书推向顶峰、颜真卿（709-784）的楷书哗然一变行书又为天下第二，至宋，由于文风之盛和碑学的引入，书法在唐的高峰上推向另一高峰。不过，在这一中国书法最为昌盛昌隆的唐宋时代，书法的另一现象，足足掩埋了至少1200年，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被世人知道。
这就是敦煌石室打开后的敦煌遗书里的“唐人写经”！
二、
“唐人写经”卷有多少呢？据《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华书局，1983），遗书（包括佛经、佛像、儒道文、当时时文等）共计12367件（一件包括若干卷，其中斯坦因6980、伯希和3597，敦煌遗书散件1790）。在其巨大数量的敦煌遗书中，佛经写卷占了绝对多的数量（佛经6万余卷，占敦煌遗书90%）。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简目也超过万卷，从《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标简目看，基本上都是佛经抄卷。随着《敦煌写经》（西冷出版社2004）、《石室写经：敦煌遗书》（甘肃教育出版社，2007）、《墨香佛音：敦煌写经书法研究》（2014）、《敦煌写经大系》（中国书籍，2015）等的编辑出版，包括可能非敦煌遗书的唐人写经如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唐人写经（精选）》等，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唐人写经”的风采，也可以看到中国书法的某些源流以及它的流变。
当敦煌遗书中的这些写经在十九世纪最后一年、二十世纪最初重现天日时，唐人写经书法艺术的鉴赏和评述，便进入清末民初各大家面前。现据者所知，抄录如下：
晚清篆刻、书法巨匠赵之谦(1829－1884)，在海盐金粟广惠禅院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十三卷跋中写道：“唐人写经，自具一种态度。书手非一意旨不殊，盖亦有师法在。”
晚清民初一代国学大师罗振玉（1866-1940），在《三弥底部论卷上写经卷》卷尾写道：“此卷书法精健，虽无年号，然视为天平时所书无疑。”
作为敦煌遗书私藏第一藏家的李盛铎（1859-1934），在其所藏唐人写经，主要考其经卷的年代，对唐人写经的书法评述极少。
民国第一藏书家、版本目录家傅增湘(1872—1949)，因有家藏敦煌卷子，对其唐人写经颇有心得。在《妙法莲花经（开元写本）》后跋：“字体俊拔，神似小欧”，并称此卷为“罕见之品”。在《妙法莲花经》卷第四后跋：字体“道丽朴雅”且“字体艳丽”。在《大般涅盘经圣行品》之三后跋：“字体类钟绍京，较勃海藏真中之灵飞经尤为遒丽。在初唐写经中，亦推为星凤也。”在《北魏残写经》后跋：“书体浑雄，其为北魏写经无疑。”在《阿弥陀经》后跋：“行书，颇类二王，亦写经之星凤也。”
在敦煌遗书的研究上，为罗振玉自叹弗如的许承尧（1874-1946），过手的敦煌抄卷多有题跋。如，《唐代无款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残卷》，许跋：“此敦煌石室古三界寺唐人写经，……(案，省略号为注者省，下同)千年前之古墨，劲拙意味由篆分出，跃跃纸上如亲见古人作书……”；再如，《唐代无款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残卷》，许跋：“唐敦煌鸣沙山古三界寺石室写经，书法至唐一大变，古朴之意漓而劲锐之锋露。此卷筋骨峭健，确为唐人佳品……”等。
......。
从这些评述中，我们大约可知，“唐人写经”，其书法大致有两个共同特点：一、非名家书写，为经生（专业的抄经者，赵之谦称作“书手”）书写；二、其书法基本风格主要以二王和当时的欧（阳询）、褚（绪良）体为主。但就唐人写经在其书法的演进来看，在海量的写经中，确非一件易事。倒是“傅斯年图书馆敦煌文献”的数十件“唐人写经”，或可对此作简化观察。
三、
台北“傅斯年图书馆敦煌文献”（下简称“傅图”），现藏有敦煌遗书共49件，主要是汉字佛经写卷共有36件（其它的佛经抄卷有藏文9件、西夏文1件、回鹘文1件和千佛印本2件）。傅图简介称，这些佛经抄卷的年代约为五世纪至十三世纪抄卷（主要是公元七世纪到十世纪的唐代）。公元五世纪，正好是书法经过两晋后的南北朝时期，而南北朝的终结又正是六世纪末七世纪初期在北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隋唐。因此，这36件写经中，可以一窥书法从南北朝到唐及唐三百年自身演进的蛛丝马迹。
一
傅图编号为188098《法华义记卷第一》。抄卷共275行，行26至28字，计8000字左右。卷后附纸一页，有近人吴宝炜（1879—1938）跋一则（共三节）：
法华经义记一卷，全卷十三段、共二百七十五行。
六朝人昙庆写“流通后代”。
此卷，书法兼行草，犹未尽脱篆隶笔意，在六朝法书中[]独见精妙。署款下注明“流通后代”。在当时，即下笔便存想千载想。白麻纸有微妙异香，或佛力为呵护也。（案，本文所引傅图唐人抄经序跋的标点都为本文作者所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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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98，所采写经书影，下注写经标号。没有特别注明的都自台北“傅斯年图书馆”在线。）从吴跋可观，此件写经，其书法的源流在两晋。关于六朝作品，据史语所夏鼎致傅斯年、李济函：“千佛洞于八月间发现六朝写本六十余卷，……（案，本文作者省）九月间向（案，向达）先生由省银行王主任之介绍为考察团购得六朝写经(法华经残本)一卷”。至于这些抄卷如何千里迢迢来到大漠之中的敦煌，不得而知，也非本文所力。我们今天得知，钟繇的楷书也是在篆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到了唐初，楷书书法为之一变，即彻底地抛弃了篆意，仅留在少量隶意的唐楷，成了唐人写经的主脉。
《唐人写经（精选）》录有一件唐显庆四年（659）的唐人写经。此卷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三假品之下》、《妙法莲华经授记品经第六》、《妙法莲花经第三》、《妙法莲花经化成城喻品第七》等，此卷一有抄写者落款“翟迁”，二有年代“显庆四年”。此卷书体为欧-褚结合体，此体为之后的唐人写经的最常见样式。
傅图标号为188097的《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有近人许承尧、吴博全的三跋，其中许两跋对此有极高的评价。两跋不长，全文录后：
《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教煌鸣沙山古三界寺石室出。唐初精写，后题：“火宫寺罽宾国沙门尸利难等奉诏译”。知此，乃译经写定本，故极精工，书法厚重，劲达锋茫锐利，有划沙印泥之妙，与经生书迥不同。圣教序，所谓远涉恒河、终期满字、频登雪岭，更获半珠，即是物也。敦煌为昔日通西域诸国大都会，鸣沙以流沙得风终日夜上下有声，得名石室。封闭于北宋，崩豁于清光绪庚子。所藏图书有纪年可考者，上溯晋魏下至宋初止，而唐为多。然如此种精写卷子，亦不易觅，近岁则更希矣。乙酉芚叟记
一千数百年前之墨宝，楮墨如新，毫发毕见，浆黏不脱，轴木亦唐人旧物。若非亲见，谁能置信。今人眼福，远胜古人。惜近日之鸣沙山窟，仅存画壁余片，纸亦罄矣。此卷不流转海东西，仍留吾国，固未始非幸也。乙酉芚叟又记。
《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为武周长寿二年（693）之作。跋中“唐初精写”、“书法厚重”、“劲达锋茫锐利，有划沙印泥之妙”、“楮墨如新，毫发毕见”等，将此唐人写经的书法捧为天上。由于，此卷在之后的一千多年的岁月里埋于敦煌石室，许无不感叹“今人眼福，远胜古人”。是的，此卷后的唐宋元明清诸大家都没有见过这样的书法作品！
傅图还有五件这一时期的作品。一件标中与为188101《优婆塞戒经卷三》，傅图断代为晋266-420。一件标号为188076《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傅图考为年代约520-527。一件标号为188080《妙法莲华经卷二》，傅图断代为220-589?一件标号为188089《大般涅盘经》，傅图断代为386-535?并定为北魏写。此四件作品的书法风格，《优婆塞戒经卷三》最接近《法华义记卷第一》；《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接近《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妙法莲华经卷二》则是浓厚的隶书，《大般涅盘经》尚有隶意；傅图标号为188090《大般涅盘经(北本异卷)》为隋大业四年（608）作品，此件抄经体已经逐渐走出了六朝风度。《唐人写经（精选）》录有隋大业九年（613）一件《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开劈了写经的另一种风格，这一风格后来发展成为常见的“院体”。此时，距大唐（618-904）的到来只有五年的时间。可以说，傅图的这六件写经，可以一窥前唐与唐初书法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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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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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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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97）标为188099的《四分律》，傅图考为685-705？即武周晚期作品。此件作品，可以看到从初唐到盛唐的演变痕迹。官至黑龙江巡抚、有宋人遗韵的书法家周树模（1860-1925），评价此唐人写经“书势如今院体”，唐人写经如“院体”一说，是清末民初收藏喜爱研究敦煌写经的共识。譬如叶德辉说过楷如“宋之书院待诏”、行如“阁帖”。写经唐体或“唐人写经”，从欧褚寻求着它的变化，但主要是中规中矩。此时，书法还要等上几十年，颜真卿的变革才新开了书法的历史。遗憾的是，在傅图这三十多件唐人写经卷子里，尚未看到颜体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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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99）唐人写经进入唐玄宗时代，有了明显的变化。清人叶德辉在转述米芾论唐人写经时讲“唐官告在世为褚陆徐峤之体，有不俗者。开元以来，缘明皇字体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时君之好，经生字亦自此肥。开元之前古气无有矣”。傅图所藏188099的《四分律师事务所》即属此体。当然，这不能一概而论，傅图标号为188088《大般涅盘经(北本)》字体并不肥俗，全然一派唐初欧褚的遒劲。
自然，并非唐人写经都有这么高的评价。叶德辉曾说“敦煌石洞出世之卷，京师琉璃厂肆，数番饼金可得一小卷一、二，倍之可得一大卷，而亦无一精者。”戴传贤（1891-1949）曾在《三弥底部论卷上写经卷》跋云：“余藏唐写经十余卷，于他处见者亦数十卷，多系千篇一律，出自当时专事写经之书手。”存诗三万余首、近代文学史上最高产的诗人樊增祥（1846-1931），对傅图所存《四分律》就讲“此卷，在唐人写经中尚非精本”。是的，敦煌石室的经书抄卷上万，作为书法来考察，即书法作品来讲，显然龙蛇混杂，除了许多非经生所书，既便是专业的经生，同样会良莠不齐（当然总体上讲，都比今日许多书法家的都要好许多）。幸好，傅图所藏的唐人写经，虽只有三十余件，但其年代跨越七、八百年，足以给今人无限的想象空间。拙文，就是这一想象空间里的一粒尘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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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末写经，翻拍《唐人写经（精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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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款“大唐显庆四年菩萨戒弟子翟迁谨造”，翻拍《唐人写经（精选）》）文载《书法导报》2022年第5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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