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你回家

人物档案
　　李绍为
　　1944年生，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岳屏镇福龙村的普通农民；由于出身不好，经济困难，未婚；
　　2004年11月，带55岁的村民左某到福建打工；
　　2005年1月1日，左某突发脑出血，因无钱治病而身亡；
　　2005年1月2日，背着左的尸体千里还乡。

2005年1月，中国内陆的网络上流传着一张有点古怪的照片，这照片上有一个标准民工打扮的大叔站在广州火车站上，头稍稍地向前倾着，脸上带着几分茫然。按说，他的这一副模样，本来应该是很容易就会被淹没在车站来来往往的人群当中，可是这一刻的他，显得非常显眼，他身边有一个长长的用行李袋绑起来的一个巨大的包裹，形状有点奇怪，而这个包裹周围有很多人围观，据说，那个被层层叠叠包起来的，是一具尸体，这不是一个命案现场，也不是一个电影片段，但是这个真实的故事听起来，却比任何这样的假设都更为荒诞，更为震撼。
　　据2005年1月3日媒体报道，湖南农民工左家兵客死他乡，为了让死者尸骨还乡，其同伴李绍为等四人先后将死者装扮成醉鬼，病人，背着尸体上火车，赶公交，欲将死者从福建运回湖南老家，转运广州途中，李绍为等四人在广州火车站附近包裹尸体准备托运时被警察发现后制止。左某因何而死，李绍为为什么千里背尸，这背后有着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事件发生后，我们赶到了广东惠州龙门县某农场，找到了被农场老板收留打工的李绍为。

每个人都想平安回家

李绍为，今年61岁，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岳屏镇福龙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年轻时由于出身不好，后来又因家庭贫困，一直未婚，孤身一人靠种田和打零工维持生计。在岳屏镇乡村，村民世代靠种植水稻为生。李绍为说，2004年国家提高稻谷价格后，每亩田也仅有200元左右的收入，人多地少，要有收入，要供小孩读书，只能靠打工，他们村里20岁以上的都出去了，50岁以上的、家庭条件不好的，一样要出外打工。
　　年过六旬的李绍为，为了积蓄点钱给自己养老，所以想外出打工。他认为，以后没有钱，只能到外面去乞讨，乞讨会被人指指点点，他认为那样很惭愧。村里像他这种无儿无女的人，晚年后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外出讨饭。

李绍为：我现在还能劳动，就想挣点钱，我看到人家在讨（饭），是不美观的事，（村里的一个老汉）是残疾人，人家有钱给他，我还不是残疾人，我去讨，人家怎么愿意给我？我是这样想的。我自己能够积点钱，防老。
　　（讨饭）这个事，好像是不太美观，为什么你还能劳动，不积点钱呢？！等到动不得了去讨，已经晚了嘛，来不及了。（我的）身体还可以干五年。
　　陈晓楠：那你这五年，如果不出去打工，光是在家里种地的话，攒得下来养老的钱吗？
　　李绍为：那没有的。

 

李绍为干过建筑工，背过煤，出过苦力，只要有打工的机会他都不会放过。2004年11月，一个小包工到村里组织村民到福建挖电缆沟，说轻轻松松一天就有六七十块钱，并且包吃包住，包车费。11月正是农闲和打工的季节，李绍为毫不犹疑就报了名，并兴冲冲地跑到樟树湾村叫经常和他一起出外打工的好友左家兵一同前往。55岁的左家兵是李绍为最好的朋友，因为目不识丁，左家兵出外打工总是算不清工钱，被人欺负。后来，他就只跟能写能算的李绍为出门了。为了供两个儿子读书，左家兵家里欠下了几千元的债务，但两个儿子最终还是因为没有钱先后辍了学。李绍为说左家兵家里难，只要有挣钱的机会，自己都会叫上他一块儿去。李绍为说“我想带他出来拿点钱，回家起房子。他孩子也有二十一二岁了，成亲的时候到了”。左家兵也想挣两个钱，盖一两间房子，家里没新房子，没人肯嫁过来的。

陈晓楠：你们俩之前在村子里的时候，感情好吗？
　　李绍为：感情还好，他隔我只有500米的地方，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得见的。所以我们都互相了解。
　　陈晓楠：所以他是特别相信你的。
　　李绍为：嗯，所以他特别相信，他的家属也相信。

听说有好工打，左家兵乐坏了，立刻决定去。想到老板包吃、包住、包路费，李绍为揣了50元钱，左家兵向老婆要了20元钱，像往常一样结伴出外打工。

陈晓楠：说到自己和左家兵一起出来，李绍为特别注意地用了个“带”字，说“我带他出来的”。他后来说起招呼左家兵一起到福建去打工，也曾经用过这样的句子，他说“我们第一次出省，我就带他走这么远，这是多大的责任啊”。的确，李绍为始终觉得自己对左家兵是负有责任的。他说他自己老实，而左家兵呢，更老实，而且大字不识，所以左家兵对他有一种非常的信任或者依赖，他从不多问，言听计从。李绍为至少念过初中，对外面的世界也总算是略知一二，所以至少在左家兵的面前，他是独当一面，或许，李绍为为着这样一种难得的依赖，而感到过些许的自豪和满足，但也正是这种依赖，让他在日后百般的愧疚当中，难以释怀。

李绍为和左家兵随包工来到福建漳州龙岩市的偏僻山区铺设电缆，一到工地李绍为就发觉被骗了。来之前，包工告诉他们，挖1米长的电缆沟挣3块，深度不管，但是到了工地那里才发现全变了，许多地段地下全是石头，锄头根本就挖不动，需要打钻放炮。泥地要挖80公分深，石头地要挖50公分深。从天亮干到天黑，饭在工地吃，吃完接着干。第一天干了十多个小时，手全肿了，但只挖了8米。挖好的沟第二天还经常被责令返工。
　　当天就有些民工离开了工地，带他们来的包工头也走了，而他和左家兵一共只带了70元钱，只能留下跟着另一个包工头刘国兵继续打工。李绍为和左家兵在工地苦干一个多月，总共领到了三次钱：第一次老板发了每人5块钱，第二次发了30块钱，第三次是阳历年——元旦，发了60块钱，三次总共拿到95块钱。李绍为当时就认为是倒霉的先兆，为此，他还哭了一个多钟头，说想回家。
　　大哭一场之后，李绍为跑去求包工头，说只要给他和左家兵回家的路费，他们剩下的工钱就不要了，但包工头不同意，说甲方老板要工程完工后才给钱，李绍为清楚地记得，那天是2004年的除夕，包工头特意给民工买了几斤散装的白酒，想到背井离乡，又苦又累还挣不到钱，他和左家兵都喝了不少，第二天是元旦，天气阴冷，他们本想晚点出工，实际上，还是早早地就被赶上了工地。
　　施工单位来检查，说电缆沟挖得还不够深，要他们再返工。新年第一天早上，路上还结着冰，他们正在围着烤火，李绍为回忆说：“甲方老板还骂我们，你们要烤火就回家去烤嘛，你就不要在这里烤火，（挨骂后）我们才（坐车）出去的。”
　　出工时，李绍为根本没有想到，2005年新年这一天，竟是左家兵在人世的最后一天！

李绍为：左家兵下车的时候，他的左腿就挪不动了，我们把他抱下车来的，他有脚就（却）没有力了。我们两个人把他搀起，一直坐在那里，马上拨打120，医院里来了一辆救护车。他躺在担架上，他眼睛就掉泪了，我就把他好好地扶着，我讲“你坚持一下，到医院去了就会好的”，他听不懂了。
　　不但他掉泪，我一路送他到医院去，也在流泪，（他是）一个好人，我只想平平安安地回家，每个人都希望平平安安地回家。

 

死了，我也要带你回去

左家兵被紧急送往龙岩市第一人民医院急救，医院诊断为脑出血并下了病危通知，左家兵的主治医生告诉在医院守护的民工，说左家兵脑疝已经形成，手术意义不大，维持治疗也需要费用，并催促他们尽快交钱办理入院手续。

李绍为：有钱的人，在医院里可以待几天，我们没钱，一个小时要30块钱，还没有别的什么（治疗），还加药（就是）60块钱一个小时，我们打工的，哪有这么多（钱）， 一个小时六七十块钱，待了十多个小时，（就得）千多（块钱），我们到哪里去拿钱，我们自己都没拿到钱。
　　陈晓楠：特别着急？
　　李绍为：那几个小时，反正我是走路都流泪。我走路脚趾紧张得很，拖都拖不动。我自己都想死了。

左家兵每个小时的住院费用高达六七十元。如果继续维持治疗医院要求先缴纳两万，而甲方老板只给了（包工头）刘国兵2500元钱就没了踪影，刘国兵和李绍为等三个一起出来打工的老乡商量怎么办，最终几个人做出决定，放弃维持治疗，把左家兵的尸体背回湖南老家！

陈晓楠：其实对于当时在医院里面到底是谁做的决定，怎么做的决定，李绍为的回忆始终有一点混乱，而且之前他说起这段来，还颇有些激动，语气相当急促。直到事后，也有很多人追问过他，很多个他答不出来的“为什么”，比如说“为什么不打电话”，“为什么不多留一阵儿，等家属来签字”，“为什么不雇人运送”，“为什么不找有关部门”，等等。李绍为在这些个“为什么”面前，总是显得有一点慌乱，对于一个连工钱都不知道能不能拿得到的农民工，一个连回家的路费都凑不出来的外地人，在这样的一个陌生的城市里面，发生在眼前的这一切，显然是大大超乎了他的想象和判断。其实如果你仔细想一想，你可能会同意，李绍为的面前当时没有太多的选择。李绍为说，当时他彻底糊涂了，脑子里面一片茫然，至始至终，只有一个念头仍旧清晰，那就是不管怎么样，他要和他一起回去。

李绍为：必须要把他的尸体背回家去，生要见到他的人，死了要见到他的尸，我们那里就是这样的规矩。
　　陈晓楠：当时为什么没想到说把他先在医院停几天，然后等家属过来？
　　李绍为：一天要几百块钱，甲方不付钱，他家里拿不出钱。
　　陈晓楠：你也怕，如果在医院停得久了，欠的钱多了，他们家也没办法负担？
　　李绍为：嗯，他们家也没什么钱，他们如果要再去看尸体，他们从广州市到那里要一百六七十，十个（人）就1700块，他们家里本身就经济困难，你还跑这么远，那个花钱，还要去借钱，那不很麻烦，我那时想减轻他们一点负担，（把他）背到家里去。
　　陈晓楠：你那会儿想过，如果比如说你是左家兵的话，如果他这么做的话，你会埋怨他吗？
　　李绍为：我们没钱嘛，我有钱（的话），打个比方，我如果是左家兵的话，我家里也拿钱不出，那怎么办？只有到这里为止。

 

刘国兵、李绍为等四人向医院提出了中止治疗的要求，主治医生经过请示，拔掉了左家兵的输氧管，给左家兵办理了出院手续，并出具了出院小结和疾病证明。主治医生说拔去氧气管，停止治疗后，估计左家兵在两三个小时内就将死亡。
　　但是，究竟由谁来背左家兵回家呢？李绍为认为，既然自己做了这个主张，也就由他来背好了。别人多少有些怕，怕死人会变鬼，李绍为说“变鬼就来找我，阿弥陀佛，我就不怕，反正我是尽我自己的责任，尽我自己的能力”。那时候他也没考虑什么，只是想尽个人情，尽个义气。“以前我带你来，死了我要带你回去。我就是这个性格，就这个心理，我不怕。”
　　当晚七点多，趁医生护士不注意，不到100斤的李绍为背起130多斤重的左家兵，由刘国兵在前面引路，其他两人在后负责拿行李，协助李绍为。四个人避开电梯，迅速从医院四楼通过楼梯到一楼，穿过医院家属区，700多米，一路小跑，安全地把左家兵背出了医院。

李绍为：你没钱，没钱去交（住院费）嘛，你从前门出必须把手续办好，我们没钱去办手续，所以就从后门口出来的。我就把他的手放在我的肩上，全身都在我身上。我那时候就说“我对你，也是最后一片真心了”。
累得我一身汗，把我的衣服都透湿了。我边背边流泪，眼睛都不敢抹，怕他摔下来。
　　陈晓楠：那时候心里肯定特别复杂。
　　李绍为：那时候我心里好痛，心脏好痛，心里着急，我又怕他家属骂我，又怕路上出事。现在我的心还跳，我现在说话都心跳。

陈晓楠：很显然，至今医院里的那几个小时，在李绍为的记忆当中，仍然是最为刺痛的一幕，回忆这些的时候，我发现有一阵他的眼睛始终盯着地面。他很坚定地重复，说他是死，就是有钱也救不活的，已经死了，不可能救的。他甚至后来已经不再听我的问题，而是开始自言自语，我知道此刻，哪怕是有万分之一的希望的假设，都足以让李绍为觉得自己无法饶恕，他们没有钱，没有能力等来这万分之一的希望，因此，他绝不能让自己假设。他没有假设的权力。

李绍为：没想到到这个地步，我现在心里都惭愧。（当时）心里好着急，当然是（觉得）对不起他家里人，我们都是很好的同村来的。我们也是尽我们的能力去做，我们也拿不出这两万块钱，甲方也不肯付两万块钱，医院里讲要两万块钱，我们也出于无奈了，他写着病危的通知单，我们更加着急了，我今天想起我都会流泪。救也救不回，钱也没有，所以就是两头为难，他是急性脑溢血，突然来的事情，但是你有钱也救不回，但是甲方也不肯给你钱，我们看的时候，他的腿都变冷了，人没死脚不会变冷，他全身都变冷了，所以就是已经死掉了。不是没有死亡，已经死亡了，所以我们才出于无奈，（决定）把他的管子拔掉。想（出来）打工，想一起痛痛快快、平平安安回家，没想到遭遇这样的事情，我连回家都没（脸面）。天老爷没眼睛，怎么把这个祸降到我们这些人头上来了。

 

千里扛尸

李绍为背着左家兵的尸体偷偷跑出医院，和刘国兵等人拦了一辆三轮摩托车，把尸体扶靠着坐在中间就直奔火车站。一行人在火车站买了五张票，计划途经广州乘火车回衡阳。晚十点多，几人用被子盖着左家兵的尸体，撒了些白酒，把尸体伪装成醉鬼的样子，由李绍为背着检票过关，顺利地登上了由厦门开往广州东站的K298次列车。
　　车厢里面空空的，李绍为背着尸体坐在一个三人座位上，把尸体平放，用被子盖着，他靠在边上，以防尸体滚下来。整整一个晚上，李绍为滴水未尽，也没有合眼。
　　李绍为就挨着尸体，但是他并不感到害怕，他感到左家兵好像是一个活人。退一步他想，活着我带你来，死了我要带你回家去。我不怕。
　　2005年1月2日上午7时，火车抵达广州东站，李绍为将左家兵的尸体用被子盖着背出车站，和老乡搭乘272路公共汽车前往广州火车站。到达广州站后，运尸队伍才遇到了麻烦，他们四人身上所有的钱加起来，都不够买五张火车票，李绍为说“那时虽然他还揣着1040.5元，但那是甲方老板给左家兵结算的工钱，是根本就不能动的钱”。
　　李绍为认为，那是左家兵用生命换来的钱，是他工资的钱。他说：“我不会动他一分钱，他平时和我打工，我都帮他存好了，何况这个时候”。
　　没有钱买火车票，四个人最后决定将左家兵的尸体用木箱装好，搭乘汽车回湖南，为了包装尸体，两人负责寻找木箱，而李绍为和另外一个老乡则买了几个编织袋，在通往站台的道路边上，开始包扎尸体，当两个人正在忙乎的时候，被执勤巡警发现，随后四人被带往派出所接受调查。
　　他从来没进过派出所，所以感到非常害怕。他们如实地向警察说了，派出所的人讲“你们干的蠢事”。

李绍为：按法律上来讲我是错了，但我凭我自己的良心是没做错，我把他背到家里去，还是凭我自己的良心和责任。

警方经过多方核查，没有追究其法律责任，允许李绍为等人自行离开。死者左某的尸体随即被送往广州殡仪馆，警方同时开具死亡殡葬证，并通知死者家属前来处理后事。四人离开派出所后，另外三人立刻各自购买火车票离开了广州，只有李绍为寸步不敢离开火车站广场，一个人等候左家兵家人的到来。左家兵的妻子，两个儿子和几个亲友得知消息后，连夜赶到广州，在广州火车站站前找到了李绍为，李绍为把左家兵的工钱交给了他们，并说明了事情的经过，虽然没有过分责备，但左家兵的家人都对李绍为等人的做法表示不满，抱怨李绍为没有及时通知他们。
　　见到左家兵家人的第二天，为了找施工单位“讨个说法”，李绍为就陪左的两个儿子前往福建龙岩，但马不停蹄地跑了三天，跑遍了工地、公安局和劳动局的仲裁部门，非但没要到一分赔偿金，甚至连施工单位是哪一家都没能搞清楚。
　　《李绍为千里背尸》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了各界强烈的反应。李绍为这个普通中国农民的照片频频在各种媒体上出现，一时成了众人谈论的新闻人物，多数人对李绍为的行为表示理解，并有不少单位要给他工作，但李绍为并没有感到光彩，他说他做了件肯定要被乡亲们骂的丑事，现在连家都不敢回。

 

李绍为：我是对得起良心的，但是我不应该带个死人回，活人回去多好。我感到我自己难过，又惭愧，不光彩，我回去带一个死人回去，是带着骨灰回去的。哪个不愿意一起快乐回去，蹦蹦跳跳回去不好得多吗。我现在心每天都很紧张，一个很好的人给我了，但是我没有带一个很好的人回去，所以我自己责怪自己，自己埋怨自己，我自己不能理解自己。

我们去找李绍为的时候，看他正在锄草干农活，大冬天只穿一件很薄的衣服，抡镐抡得很有力，虽然已经61岁了，李绍为还是坚持说，对自己的身体非常有信心，他说，一辈子干活干惯了，一顿能吃六两米饭，两肩能扛200斤。不过，当我们问到他养老的问题时，他的表情还是黯了下去。

陈晓楠：对于李绍为的千里扛尸，有人说是侠肝义胆，有人说是愚昧无知，当然，有不少的人也在讨论一个词，叫文明。不过至少有一点，我想我们应该承认：如果不是千里扛尸这样一个惊世骇俗的做法，恐怕根本就不会有人知道，有一位出外挣钱的民工突然间客死他乡；也不会有人知道他的同伴因此而背上了沉重的心理负担，黯然离去；也不会有人知道，人死了，这些民工们完全不知道，也没有可能找到谁，负上一点点责任。总之，这一切可能会变得稀松平常，就这么继续。据说左家兵的儿子后来给他火化尸体的时候才发现，老汉这一辈子竟然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他留给家人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去做事了，给我20块钱”。我也曾经问过李绍为：“知不知道左家兵生前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实现的大的或者是小的愿望？”他想了半天说，“没人知道，可能就是两个字：盖房”。采访的最后，一直紧锁眉头的李绍为突然说，他其实原来自己很爱唱歌的，他说他最喜欢唱的一首歌是《甜蜜蜜》，在家的时候，别人电视里面唱，他就跟着唱，后来我说你哼上两句吧，他想了想，回答说，不行，这个事发生后，他唱不出来，不过说这个话的时候，那是他一天里唯一一次露出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