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国末期到楚汉之间的战乱对中国社会的摧残极其严重，汉高祖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攻灭西楚和扫平异姓诸王，与当时民众久困思安的心理亦有极大的关系。秦朝败在事烦令苛，汉朝吸取其教训，高、吕、文、景四世在内政上都以恭俭省事、与民休息为宗旨，在学术上就被称为“黄老政治”。百业凋敝之时，让民间经济自行复苏或者可行，一旦经济恢复到一定程度，政府仍放任不理，社会就一定会出问题。汉朝到了武帝之世，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国家的财富大幅增加，可是社会的经济情况却恶化了。这种恶化的源头就是社会兼并，不但是一般的土地兼并，还有影响更大的人口兼并。
汉初政治上讲无为，法律制度多因循秦旧，实际上也很严苛，不过汉廷比较节俭，所以民众负担比秦代为轻。当时一般民众的负担就是战国以降的地租、口税和戍役三种。孟子言仁政，希望恢复前代的井田制，对履亩而税的十税一已经很不满，而战国的地租要远比1/10为多。汉初的地租是1/15，又以收成不好经常减半。汉文帝13年至景帝元年的11年中普免天下地租，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特例。要之汉初的地租是很轻的，所以其时农业生产恢复得很迅速。另一方面，汉初的人口税则沿袭秦例，成丁每人每年120钱，7至14岁的半丁每人每年亦要20钱。这个数目以当时言是很高的，而且是用钱缴纳，农民要售粮换钱，还要遭到商人的剥削。汉初的兵役制度亦沿袭前代，其中又分为“正卒”和“屯戍”。正卒是国家正规军，民丁年满23入役，服役两年。屯戍是边防守备部队，成丁每年皆要轮值三天，如不能成行，则要纳钱300为赎。除了兵役外，平民还要为地方政府服工役，每年轮值一月，如不能当值也要纳钱。
随着汉廷的政治渐上轨道，政府不断扩大，作为也增多，所需的花费和人力都迅速增加，转嫁到人民身上的口税和戍役也日渐沉重。这样汉初的情况是产业税低而个人税、役高，这就更形拉大了贫富差距。汉制，人民不能纳口税及服役皆要受刑罚，常要没为官奴。农民纳不出税，先是出卖土地，次则出卖妻子，最后就是自卖为奴，因为奴婢是不用交税和服役的，而做私人的奴婢还好过做官奴。汉法循秦旧，没有裁抑蓄奴的规定，于是汉初蓄奴业大盛，豪家僮仆动以千万计。另一方面，农民若是不愿卖身为奴，就只能弃籍逃亡。亡命之民不论逃到何处，总还是要劳动谋生，他既没有户籍就只能依附到当地豪强之下。豪强之家违法藏匿亡命之民，当然也要加以利用牟利，所以亡命之民的地位实与奴隶无异。豪强表面上畜养奴隶经营各种产业，暗地里藏匿亡命从事非法活动，既与政府争夺人口，减少国家收入；又扰乱社会安定，削弱政府威信，遂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贫富不均和地方豪强的问题，在文帝时贾谊就曾提及，不过当时汉廷内部问题尚多，无暇顾及。到了汉武帝时，一方面中央政府的权力已经非常稳固，另一方面对外征伐需要大量财力，于是武帝一改前代黄老政治的观念，开始大力管控国家经济。汉武帝的经济政策，主要是将煮盐、冶铁、制茶、酿酒这几种规模最大、利润最丰的产业收为官营。当时豪富蓄奴经营的产业，除了农耕就是这几种。武帝准许这几种产业在民间生产，之后由官府统一收购，再进行转运和售卖，这样产业的增值部分就为政府所专享。另一方面，汉武帝又实行“算缗”，对富人的资产课以重税。通过这些手段，汉武帝从富有阶级手中征收了大量的钱财，弥补了连年征战造成的国库空虚。采矿冶铁、凿井煮盐都是需要大量人力的经济产业，正适合广畜僮仆的地方豪强牟利，现在这些产业的利润为政府所夺，蓄奴业的利益遂大为削减。汉武帝又经常压迫富有阶级贡献奴仆来充当兵役，更使蓄奴业趋于萎缩。地方豪强的经济根本以此动摇，其社会影响力亦相应减弱，政府更着力打击他们的非法事业，豪强势力遂陷于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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