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这个词在中国历史课本上是一个专有名词，特指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皇帝专制的历史时期，应该从秦始皇的时代算起，一直到辛亥革命为止。字面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则只能算周朝一代。所谓封建就是“封土建国”，封给诸侯一块领地，让他建立一个诸侯国。一个家族或是一个集团就可以此种形势分裂天下而掌控之。这种封建体制是周武王的创造，到了秦始皇的时候就将之打破了。秦始皇建立的政治体制，完全与封建制相反，其核心就是加强中央集权。秦始皇以后的历朝历代虽然也有封建诸王的做法，但到最后还是回归到加强中央集权的路上来。从中央集权再进一步就是皇帝独裁，这实际上也就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主旋律。
汉初自以为是矫秦之弊，大树宗室诸藩，结果到了文帝时就发现藩镇实是祸根。待到景帝扫平了吴楚之乱，秦始皇传下来的这个中央集权的体制才算真正的稳固了。在此之后，汉朝又有相权牵制皇权的问题。宰相这个职位就是先秦时候诸侯家中的冢宰，冢宰主管诸侯的家事，皇帝家天下了，宰相也就主管天下的内政。所谓的相权，就是秦汉的政府以宰相为首，宰相执掌自己的官署，总理天下行政。地方上的呈文向上传到宰相，中央的政令下发到地方，亦以宰相的签署为有效。换言之，如果宰相不理皇帝，自行处理天下政务，制度上并没有限制他的地方。不过皇帝要限制宰相，方法正多。首先皇帝有立法权，宰相却无。宰相只能依成法处理天下的常务，若要变旧法、行新政就非得有皇帝的诏书不可。其次皇帝有人事之权，天下所有官吏，也包括宰相，皇帝都可以随意任免。宰相对政府高官，只能廷推，却无权任用。最后皇帝有兵权，宰相虽总理天下行政，却不预兵事。这样看，说相权能制衡皇权，实在是言过其实了。不过汉初宰相的权势确实非常大。皇帝虽然有无限的权力，但他只能决策谋划，发布诏令，真正办事还要靠一级一级的政府去执行。宰相既然是政府的首领，多少总能对皇帝产生一点反作用力。
作为皇帝，他以天下为私家，将偌大的天下，若许的家事都交给宰相，难免会不放心。而皇帝要问事，天下事呈递到他眼下皆须经过宰相，他自己的意思要发挥下去也须经过宰相，这个形势当然是不太好的。所以汉武帝在位时就提升了尚书的职权。尚书本来是宫中的微职，跟尚膳、尚衣一样，是仆役性质的职位。不过尚书司笔墨之事，须要用有良好教育的士人，而不能用太监。汉武帝提升尚书的职权，使其有发布政令的功能，这样皇帝的意思就能避开宰相和政府，直接下达到地方。汉武帝用尚书不过处理非常机要之务，政府常务仍委宰相。汉武帝死后，霍光以大司马身份主政，怕宰相掣肘自己，只用衰老无能者为相，而政令皆从尚书出，如此尚书之权遂渐广。到东汉光武帝时，干脆将尚书一个职位扩充为一个官署，名曰“尚书台”，专司以前尚书之责。这个时候的宰相，其官名是“司空”，虽然职衔还在，但其事权全为尚书台所架空。然而这样一来，尚书台的首领“尚书令”总理天下政务，就又成了新宰相。
汉末三国时，曹操自己当了宰相，就废掉尚书台，使行政归于自己属下的秘书监。曹丕篡汉后，就不再设相职，而恢复尚书台的职能，同时改秘书监为中书省，使其分尚书台之权。这个形势和汉武帝时相似，尚书台总理天下常务，中书处理军务机要。“侍中”本来是汉代朝官的加衔，有虚誉而无实权，入晋以后又围绕着侍中建立了“侍中寺”，其职能与中书几乎一模一样。这个形势就是皇帝不能每事躬亲，乃不得不授权于宰相。宰相行权在外，皇帝多不放心，于是授权给亲近自己的尚书以钳制宰相。待到尚书权力渐增，皇帝又不放心，遂又用更亲近自己的中书分尚书之权。依此循环又有侍中寺。到了南朝时，尚书、中书、侍中三者就演变为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同为政府的中枢机构。尚书省主行政，中书、门下主政令，这样原本握于宰相一人的政府权力就一分为三。三省又各有主、副长官，则事权一分再分，皇帝掌控起来当然就容易了。
隋朝总结前代官制，制定了三省六部制，唐代则将其完善。中书省掌起草政令，门下省掌审核政令，尚书省负责执行政令。尚书省下又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四司，共二十四司总理全国行政。中书省和门下省其实是一个机构，他们共同负责将政令颁布出来，所以两省长官中书令和侍中就是前代的宰相。事实上中书令和侍中平时就在一起办公，他们议政的地方名为“政事堂”。玄宗时将政事堂迁到中书省，改称“中书门下”。这个时候尚书省的长官尚书仆射位在两省宰相之下，只有加“同中书门下三品”衔才有资格参加政事堂议事。这样中书门下的官员共同负担前代宰相的权责，他们互不隶属，又同时直接向皇帝负责，实际就是一个内阁，皇帝担任的就是“总统”的角色。秦汉以来的皇帝想方设法削弱相权，避免自己被架空，其结果就是将一人担任的宰相分裂为多人组成的内阁。内阁人多，心力不齐，皇帝有制衡之重，这样地位自然稳固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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