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的人口和文化都较契丹为劣，虽然一举占据了全辽的地盘，但要经营消化之尚需时日。对于这种情况金国当然需要一个安宁的外部环境，所以灭辽之后始无南下侵宋之意。然而北宋以外交举措失当，致开边衅。金是虎狼之国，宋又孱弱无力，终致为其所灭。金国兵锋虽锐，能横行天下，但其政治上的力量却很薄弱，这时统治辽地已感不足，当然无力再吞吃河南的宋地。所以金人在汴京大掠财物而去，另立一个宋臣张邦昌为帝，这是求南疆环境安定的故策未变。
张邦昌无拳无勇，又有汉奸之名，金兵一走他即无法自立，乃自动还政给宋高宗。金人立张邦昌是要他稳定宋地，使之不来扰乱自己，现在宋高宗即位，情况就变了。宋高宗与金人有灭国之仇，他在南疆随时可能兴兵报复。宋朝虽弱，到底是个大国，金人要旦夕提防宋国，内治就不能专注了。于是高宗即位次年，金人又举兵南下。这时宋廷在河南根本没有完整的部队，宗泽守汴梁要靠招募盗匪充当守军，如此自然挡不住金人的铁蹄。宋高宗早就慑服于金国的兵威，他即位前做河北兵马元帅，统领河北的勤王军时就畏敌避战；后来他即位于应天府，虽有群臣力谏，也不敢还都汴京。此时金人来攻，群臣束手，高宗遂举朝廷南逃。高宗先逃到扬州，金军衔尾追至，又逃到杭州，金军又追至。高宗再逃至明州，即浙江舟山，乘船入海。金人亦遣兵入海追击高宗，但海事非其所长，未能追及。此后高宗即流亡海上，靠着沿海郡县的供养苟活。此时金人亦是强弩之末，江南河川限其戎马，孤军深入亦难免有后顾之忧，师老无功遂只能后退。金人后撤只到淮河一线，此时陕西亦为其所占。这时金人还是无力对河南地做直接的统治，于是又立降臣刘豫做皇帝，建立了伪齐政权。金人的用意未变，既然不能将仇敌斩草除根，只好建一个缓冲国挡住敌人的进路。刘豫比之前的张邦昌更有野心，金人亦对他更加支持。他想借着外援扩张自己的势力，几次举兵南攻。结果宋军虽然不是金军的对手，但伪军的战斗力更弱，几次入寇皆大败而归。而这时南宋的军力经过一番整顿，反而有所回升了。
北宋在军事上积弱的根源就是其限制武臣的传统，不使武臣掌权也就是不使武臣负责，偌大的军队没有统帅型的军事人才负责，其战斗力自然无从谈起。等到两宋之交，真的要和外敌作战了，就不可能不用武臣掌兵。南宋渡江以后，以前的禁军已经土崩瓦解，外敌的威胁却空前沉重，这种情况下就不得不改变过去的治军方略。金军纵横江淮之时，虽然没有宋军能正面迎战，但在侧面战场宋军还是有所活动的。等到金军退去，南宋朝廷所能依靠的就是这些在侧面战场上发展起来的部队，其代表就是中兴诸将。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吴玠、吴璘等皆在靖康之后始崭露头角。这时南宋朝廷要借这些人守土御敌，就不得不授其以地方之权。比如岳飞镇守湖北时，已有节度使的官衔，朝廷还封他做“荆湖诸路制置使”。这个“制置使”是一个统筹性的军政高职，权及地方民政和财政。这个意义就是放权给地方武臣，使其能自由的养兵和练兵，从而创建出真正有战斗力的部队。这种做法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实与宋朝的立国精神背道而驰，其问题很快就显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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