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以来的玄学和禅理，随着世家门第的发展，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唐代。唐代以后的社会变迁：世家门第的衰亡，科举的兴起，雕版印刷对文化事业传播的推动，这些都使原本掌握在特权阶级手中的学术事业转移到庶民士人的手中。学术亦有其阶级性和社会性，学者的阶级性变了，社会时代变了，学术亦跟着迁变。宋代的理学是对前代儒家学术的一大转折，也是中国儒家学术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
从唐中期藩镇割据开始，经过五代的丧乱，中国的政治纲常解纽，社会道德沦丧。宋朝建立之后，政治重上轨道，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亦刻不容缓。适此形势，宋儒的第一个思潮就是提倡节义自守和尊王攘夷。尊王是矫唐末藩镇之弊，强调国家统一，拥护政府权威。攘夷是严华夷之防，振奋民族主义精神，维护中国的文化传统。此两者落在士人的身上就是节义自守。从这个节义自守就引出了后来“治心”的宋代理学。
开理学先河的是周敦颐。周敦颐在其代表作《太极图说》中以“无极→太极→两仪→五行”的变化顺序给宇宙万物做了一个根本的解释。这个东西本来是中国旧有的神秘主义观念，但周敦颐从此再进一步，说人生之正道亦同此“理”。这个“理”就是先秦诸子所谓的“大道”。这是一个至真至简、不灭不易的至高真理，宇宙的产生和运行，人存在的原因和意义，都可以归结到这个理上。理学即因此得名。因为万物与人生同理，所以有“天地万物为一体”。这是宋明理学的关键，理学的所有宗派皆不能离之。因为理学只治心，不治世，而儒家士人是一定要为社会做贡献的，所以理学讲天地与我是一体。这样只要将我的内心治好了，我从内心掌握了这个理，我就可以自动将其发扬到天地中。天地万物受了这个理的影响，社会自然就能跟着变好了。
周敦颐之后，又有张载和邵雍，这三人抱持着相近的观点，即人生之正道与宇宙的运行原理是同一个东西。张载作《正蒙》，邵雍作《皇极经世》，他们的注意力都在阐述宇宙之运行原理，而不侧重人生正道这个方面。此后遂有程颢、程颐兄弟，他们二人真正奠定了理学的基础。二程完全不着意宇宙原理方面的内容，而专注于探求人内心的理。这个“人内心的理”实际上就是儒家忠孝节义那一套道德哲学。故程颢的理学首先要“识仁”，这个仁就是理，所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虽然仁是人内心所固有的，但人性却与其有偏差，所以认识了仁之后，又要使人性达到仁，这就叫“定性”。这个定性就是君子修行的过程。修行的主要手段是端正态度，即是要诚敬。程颢的观点极重这个诚敬，所谓“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这是近于佛教“苦参顿悟”的观点，所谓“只心便是天，尽心便知性，知性便知天。当处便认取，更不可外求”。其意义就是说要追求理，要定性，最基本的要靠直指人心的苦思。孔子谓“思而不学则殆”，人要追求理，光靠苦思当然是不行的，所以程颢又讲要“致知”。致知就是学习，就是“识得此理”，苦思就是“以诚敬存之”。此所谓“学在知其所有，又在养其所有”。二程的观念，程颢是偏重于“养”或“诚敬”的，程颐则偏重于“学”或“致知”。
程颐主张“性即是理”，人性与理本质相同，其要者在于对性和理的认识。这个认识的过程就是“集义”，就是程颢所谓的“识仁”，其手段就是致知。因为“物我一理”，又“性外无物”，所以程颐的致知要“格物”。所谓格物就是研究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要“穷其理而尽其性”。“格物、致知、诚意（诚敬）、正心（定性）”正是《大学》的观点。这个过程直白的讲就是：①学习古代的儒家典籍，这叫格物；②从这些典籍中对儒家的道德哲学获得充分的认识，这叫致知；③认识了这套道德哲学，相信其可行，愿意切身的去实行之，这叫诚意；④真正的把这一套道德哲学实行了，做到了，就叫正心。这时人就接近于仁，求得“内圣”，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能为社会做贡献了。
二程弟子四传而至朱熹。朱熹比程颐更讲究格物致知，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朱熹所谓的天下之物，就是儒家的古书，其主要者就是《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书。朱熹重视格物，即重视学习，所以其作《四书集注》，对理学的阐释既精辟，又浅通，有利于教育后学。程朱理学因其长于教育事业而获得极大的影响，理学在朱熹手中遂达于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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