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学技术和医学由分析时代向系统时代的转变，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长期被冷落和漠视的中国传统文化，又再次引起了世界的重视，特别是反映在医学上，出现了一个世界学习中医的热潮。正是在这样背景下，我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即发起建立了全国第一个“中医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了中西医学以及自然和哲学人文科学工作者，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
《中医文化研究》（三卷本）是这一研究的最初成果。但由于当时缺乏必要的出版经费，致使在出了第一卷后，后面两卷书稿在出版社足足沉睡了18年。非常感谢南京中医药大学的领导，在人们对继续出版已不抱什么希望的情况下，该校领导不仅设法筹集出版经费，且积极组织人员对三卷内容重新进行了修正，从而使这一套长期沉睡的书稿能以更完善的面貌出现在广大读者面前。
世界“中医热”的兴起，从表面上看，似乎仅是在于它的实用价值。其实，如我们在《导言》中就已指出的，在此后面有着更深刻的原因：它是由人类从“机器时代”进入“信息时代”，由科学技术和医学从分析时代向系统时代转变的历史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开展中医文化的研究，就正如周仲英教授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所指出的，它有助于从中国文化的高度和广度认识中医药学的发展规律，探讨其兴盛、衰微、复兴的历史原因，从宏观上把握和阐明其发展的必然趋势。（见《中医文化研究》 1993年第1版）
但是在该书的第一卷出版后，有许多人，对什么是“中医文化”？中医文化研究的性质及其与中医学的关系这样一些基本问题还不甚了解。对此，我们曾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在当时的南中医校报上作过一次解释（见《文化·中医文化·中医学——任殿雷老师答本报记者问》 南中医报1994年第？期）。特别是前几年，在我们理论界又出现了一场如何对待中医问题的争论，现结合这些年来发生的新情况，再作一些补充，以作为本书的结语。
一
为了解中医文化研究的性质，它同中医学的关系，首先还得重述一下我们对文化的看法。
在本书《导言》中我们确认“文化就是人化”，这可以从“文化”一词古意得到印证。从中国文字的古意来看，“文”就是“纹”，“纹路”、“纹花”,即刻上自己的记号。而在西欧，“文化（culture)”一词来自古代的拉丁文cultura,它的意思是“培养”、“修治”、“栽培”、“修养”、“教化”等等。由此可见，今天，我们把“文化”的概念，作最一般的概括，定义为文化就是人化，这同“文化”一词的原始含义也还是吻合的。当然，这并不排除人们把上述意思加以不同程度的限定，把文化概念作狭义或中义的理解，仅仅是指文字知识或各种观念和精神。我们承认，这在特定意义上，也是有其合理性的。但在我们这里， 把“文化”定义为就是“人化”，把“文化”的概念，作这样最一般的概括，不仅是合理，且也是必要的。
文化就是人化。中医学，作为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种科学技术，当然就是一种文化。但不能由此将中医文化和中医、中医文化学和中医学混为同一概念，两者的区别是其对象不同，中医学是以人体疾病为对象的一门自然科学，它研究的是人体疾病的规律及其防治的手段、技术和措施。虽然这里面对的也是人，但这是人的自然属性，而不是社会文化属性，所以它是一门自然科学。中医文化研究或中医文化学的对象是中医学本身，中医，或者中医学是一种文化，所以，以中医自身作为对象或者说把中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的中医文化学，显然，应该属于人文社会科学。
中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它要解决的是认识疾病规律的问题，是防病治病的问题。但中医学自身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作为中医学理论体系本身的形式，它的规律，则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问题，特别是一个社会文化研究的问题。
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医学同西医学相比，在其理论形态上有其自己的明显的特色。显然，这种特色不可能是来自对象本身，因为中西医学的对象是共同的，同样是人体的自然规律，而只能是取决于研究的主体——人。研究的人受着文化传统的支配。文化传统中的价值观念必然左右着研究者的心态与追求目标，思维模式又限定着他们的研究方法与手段。因此，对同一客观事物的认识和判断，势必由于认识主体的不同文化心理、不同文化视角、运用不同的认识手段，经过不同的取舍选择和不同的思维加工处理，从而形成不同的医学理论体系和科学范式。所以，中西医的比较，实质上是中西医文化之间的比较。
再如，大家知道，中医学的发展，经历过古代繁荣，近代停滞，而目前则又呈现复兴的趋势。中医学如此曲折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使其摆脱古老形态而走上现代化道路？这类问题，不仅为中医学界所重视，而且引起整个学术界的关注。事实上，这类问题的研究，已不是防病治病的问题，不是中医学的对象，而是需要把中医学自身作为一个整体，把中医学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来研究才能解决的问题。
总之，中医文化研究或中医文化学同中医学不同，它是以中医学自身作为对象，把中医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进行研究的人文社会科学。其任务不是在于揭示人体疾病的规律及防治的手段、技术和措施，而是通过对中医学的形成发展和社会文化关系的研究，分析中医学体系、范式和特色形成的社会文化根源，揭示中医学不同于其他医学的文化特色及其形成发展的社会机制和内在规律。
二
中医学是一种文化，而广义的文化，就是人化。因此，研究中医文化，不只要认识中医学同其相应的精神文化、社会思想的关系，而且要进一步追求到决定其精神文化、社会思想的物质生产方式的根源。
物质资料生产，首先是表示人改造自然的关系，是人给自然打上自己的物质印记，按照我们对文化的理解，应该说就是一种文化，是一种不同于精神的物质文化，通常我们把这种物质文化称之为物质文明。自人类脱离蒙昧、野蛮原始社会以后，自古迄今，这种物质文明，已经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而今正在向着生态文明过渡。
在古代，由原始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直接依赖自然的农业占据主导和决定的地位。农业文明是古代基本文明形态。在那个时代，人们知识有限，所用工具简单，以土地为主的自然是生产三个基本要素中的决定要素，生产收成的好坏主要取决于自然，因此农业文明时代也可以说是自然时代。就对自然的认识来说，人们也只能通过自己感官进行直接观测感知、凭借经验进行直观思辨和猜测，由此获得的认识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笼统性和表面性。但由此也决定着人们未能对对象的具体构成加以分析，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劳动方式是按生物生长的规律进行的，这就决定着人们对自然的认识都带有整体直观的性质，即把自然界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变化的过程，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种思维和认知方式，反映到医学上，就决定着其直观整体观占着支配地位。这一点，在我们东方民族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我国传统医学，就是把人看作不能机械分割的有机体，注重从整体上把握人的健康和疾病。诊断治疗运用辨证施治，注重整体调节。而对于人体内部结构的理解则多具有浓厚的思辨以至猜测性质。
物质资料生产，除了人同自然关系，还需要建立相应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需要有与这相适应的各种制度以及反映人们各种社会关系的种种思想意识。按我们对文化的广义理解，这当然也是文化，并且，各种社会观念、思想意识，即就狭义理解，也是属于文化。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人同人的社会关系是由人同自然关系决定的。但反过来，不只各种制度，就是被严格定义为文化的各种社会观念、思想意识，也对医学有着影响。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周易、儒家、道家构成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思想的主干，同时也是影响着中医思想文化的主干。医易相通，医儒相通、医道相通，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正是因为它不但为自己社会的文化所接受，而且它在建构其理论大厦时，广泛而细致地饱吸了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其主干思想的“血液”，由此才造成中医学术的根本特征。因此，要准确了解中医学术的特色，探明其源起和发展，研究中国古代的各种社会观念、思想意识，特别是其主干易、儒、道思想也是很有必要的。
在古代，由主要依赖自然的农业文明决定，依靠经验的整体直观既是东方也是西方人的认识方法。但同中国和东方情况不同，在西方许多民族居住区，由于多为海洋所分割，本地自然条件又不足以提供人们所需要的各种物品，而必须同海外其他居民的交换才能得到满足，因而用于交换的工业和专门从事交换活动的商业较早地得到了发展。随着社会联系和交换、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从十六世纪起，在西欧就已经开始了从古代农业文明向近代工业文明的过渡，到十八世纪西欧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通过工业革命，从工场手工业逐渐过渡到机器大工业，完成了由古代农业文明到近代工业文明的转变。相应地，也就实现了包括医学在内的科学技术，由古代整体时代向近代分析时代的转变。
三
历史上，中国曾是人类文明的灯塔，中医学在8—15世纪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然而，到十八世纪以后，不能否认，随着西欧近代工业文明的兴起，中国古代文明就显得落后，中医学也出现了停滞的趋势。
同古代依赖自然的农业文明不同，近代工业文明的实质是机器文明。由农业文明发展到工业文明，作为劳动手段的机器，成了生产中的决定要素。机器的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人同自然的关系，使人对自然的依赖，变成了利用机器来征服和改造自然。因此工业文明时代实质上就是机器时代。
机器的应用不只是大大提高物质生产力，同时也相应地提高了人们观测和认识自然的能力。在古代，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只能通过自己感官进行直接观测感知、凭借经验进行直观思辨和猜测，由此获得的认识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笼统性和表面性。而近代则可以利用工业所提供的仪器设备进行观测和实验，由此就可以获取具体确切的资料，通过科学抽象和逻辑推理，达到对所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并且还由于实验取得的结果比较确实，只要在相同的条件下，就能取得相同的结果，因此也就便于进行真假鉴定。显然，用这样经受得起反复检验的科学认识来指导实践，就能起到积极作用。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在西方首先发展起来的近代科学，能很快在世界各地得到了传播。鸦片战争以后，包括医学在内的西方科学所以能够通过各种渠道大规模地传入了我们中国并得到广泛的应用，归根到底是由实践、由时代发展的需要所决定的。
可在以机器为主体的工业文明阶段，就其对自然的认识来说，还是处于分析时代，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着重采用分析还原的方法。通过分析，将复杂的事物分解为较简单的事物，将较高层次的成分分解为较低层次的成分，将复杂的生命过程简化还原为简单的物理、化学和机械过程。体现在医学上，那就不只是把人看作是同其心理社会无关的单纯的生物学意义的人，而且进一步将其还原成化学的、物理的以至机器的人。“人是机器”，把人看作是一台可以机械分割的机器，注重用分析、化验的方法把握人的健康和疾病，诊断疾病着重于通过仪器和化验分析弄清是什么病，然后进行有针对性的局部治疗。
有分析才能有综合，由经验科学发展到实验科学，必须要先经历一个分析阶段，并且，人体本来就是一个由不同的系统、器官和组织细胞等组成的统一体，各个部分之间既相互联系，又有各自相对的独立性。近代医学，首先通过仪器和化验分析弄清是在哪个部分发生了病变，得的是什么病，然后进行有针对性的局部治疗，显然这有利于提高疗效，比盲目施治要强。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以后，尽管开始受到许多人的拒斥，但最后还是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西医学，作为分析时代的实验医学，克服了古代医学的表面性和不确定性，由此往往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但因尚未能达到人的机体和疾病的整体认识。因而在近代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并已成了我国主流医学后，强调整体性的中国传统医学，还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尽管不时有人发起“废除中医”的活动，但中医还是能够顽强地存在下来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所以，在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以后，中西医之间存在着不同时代差异，中医学乃是中国传统医学，而西医学已是在近代实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近代医学，一般来说，西医学要优于中医学。但在某些方面，如在整体观上，中医学就还是比西医学正确，这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提倡两种医学结合互补，实是很有必要的。
不仅如此，近二、三十年来，随着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机器时代向信息/知识时代以及科学技术的分析时代向着系统时代的转变，长期被冷落了的东方思想又引起了世界各国人们的注意，特别是古老的中国传统医学又出现了复兴的曙光。
四
工业文明在短短的三百年中，创造了近代经济发展的奇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但是，由于工业文明的实质是机器文明，机器的应用不只大大提高了物质生产和科学研究的能力，从根本上改变了人同自然的关系，而且成了拥有机器的人用来榨取劳动和掠夺自然的资本，从根本上改变了人和人的关系。正因为如此，所以，工业文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但由此也造成了一系列问题：分配不公、贫富悬殊以及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失衡等等，使人类发展陷入了困境。
为消除工业文明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保证社会的可继续发展，就需要实现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同时，工业发展也为向生态文明转变创造条件，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掌握信息的增加，知识的不断丰富，使信息或知识在生产中的重要意义不断增加，以至上升成了生产中的决定性要素。这样，决定着工业文明的机器时代，就转变到决定着生态文明的信息时代或知识时代。
如果说机器的可分性决定着科学认识的分析时代，那么信息的扩大，知识的全面丰富就决定着认识的由分析走向综合，使科学技术由分析时代走向系统时代。
事实上，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为适应工业文明开始向生态文明的过渡，科学技术也就已开始由分析时代向着系统时代转变。阿尔文·托夫勒在其《第三次浪潮》一书中，宣称人类正从“机器时代”进入“信息时代”。如果说以分析还原为特征的西方科学传统正适合第二次浪潮文明的机器时代，那么，“工业时代的衰老迫使我们面对着现实世界机器模型的讨厌的局限性”。（普利高津等《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年版，第8页）而第三次浪潮与第一次浪潮有更多的共同点，以系统综合为特征的东方科学传统将更适合第三次浪潮文明带来的新时代。
近代西方医学，起源和发展于科学技术的分析时代，通过分析，把人还原为生物学客体，又把生物学过程还原为物理、化学过程。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在生理学上发生了问题，疾病完全可以用偏离正常的可测量的生物学变量来说明。应该说，近代医学的这种方法和医学模式比之于古代直观思辨的整体医学模式来说是一个进步，它是近代医学取得重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方法以及依此建立起来的近代生物医学模式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它只注意到人而忽视了人和自然的统一，只注意到人体而忽视完整的“人”，擅长于“拆零”而忽视系统综合，不是把人看成是一个同自然、社会有机联系的整体。近代医学的这些局限性，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和疾病谱、死亡谱的变化，表现得日益明显。而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又为克服这些局限性创造了条件。上世纪中期以后，由于许多横向边缘学科的出现，现代医学正在分化出不同分支，传统西医的某些局限已经或正在突破。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生物医学模式开始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宣告了医学的系统时代的到来。
科学技术和医学由分析时代向系统时代的转变，这是一个过程。普利高津指出；“中国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普利高津等《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年版，第1页）中国科学的整体有机论传统对于以分析思潮为主的近代科学是不利的，但对于以综合思潮为主的现代科学则是相当合拍的。因此，在这样一个转变时期，西方有些一流的科学家开始把目光转向东方，而反映到医学上，近100多年来长期被冷落和不理解以至被批判的中医学重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这是一次东方式的文艺复兴，也是中医文化的复兴，它不是偶然的，而是科学技术和医学发展的历史必然。
五
当前，工业文明正在向着生态文明过渡，人类正从机器时代进入信息时代或知识时代，与此相适应，科学技术和医学也正由分析时代向系统时代转变。在这种认识模式的转变过程中，包括中医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正越来越引起全世界的普遍重视。
可遗憾的是，这些年来，在我国科技和哲学界，却出现了一股全盘否定中医的思潮，他们完全脱离了历史的发展，简单地用近现代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价中医学，给中医学简单地扣上了“伪科学”以至连“伪科学”也不够格的帽子，发起了什么所谓“废止中医”的签名活动。对于这样的举动，我们能对之说什么呢？
科学是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为了使我们的认识正确的反映客观实际，就得采用一定的手段和方法。因此，科学，科学研究的手段和方法，都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历史地发展的。如我们在前面所述：在古代农业文明时代，工具简单，人们基本上可说是通过手工方式来改造自然， 相应的，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基本上也只能通过自己感官进行直接观测感知、凭借经验进行直观思辨，由此获得的认识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笼统性和表面性。而到了近代工业文明时代，机器的应用不只是大大提高物质生产力，同时也相应地提高了人们观测和认识自然的能力：人们利用工业所提供的仪器设备进行观测和实验，就可以获取具体确切的资料，通过科学抽象和逻辑推理，达到对所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并且还由于实验取得的结果比较确实，只要在相同的条件下，就能取得相同的结果，因此也就便于进行真假鉴定。显然，近现代科学研究的手段和方法，要比古代先进，科学技术水平要比古代高得多。但能否就说，古代的科学技术就是“伪科学”呢？现代西医使用仪器帮助诊断疾病是个进步，能否就说，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中医通过“望问闻切”诊病就是“伪科学”呢？如果可以这么说，那么，未来的科研手段和方法，肯定比现代先进，科学技术水平肯定比现在高，那是不是今天的科学到那时就都变成“伪科学”以至连“伪科学”也不够格了呢？
再说，工业文明时代使用机器，比之农业文明时代的手工，肯定先进。但能不能说，到了这个时代，就在一切领域都得禁止用手工了呢？高级运动包含低级运动，谁都知道，在当今机械化以至自动化程度这么高的情况下，在有些领域有些工作环节，特别是日常生活中，手工操作还是不可少的。更何况，当今科学技术和医学正由分析时代向着系统时代转变，在这样一个转变时期，西方有些一流的科学家都把目光转向东方，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启迪的源泉。可我们自己却硬要把中国传统文化加以简单地否定，这究竟是有利于推进科学的发展，还是阻碍科学的进步呢？！
当然，也不能否认传统的中医学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而是属于医学的古代形态。中医学中有许多技术和办法为现代医学所不及，有许多现象还未能得到现代科学的合理解释。这既表明中医学有其不可替代的存在的实用价值，同时也表明需要有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才能使中医学的合理内容得到科学的阐释。因此，中医学也绝不能固步自封，而必须同各种学科相结合，特别是同现代科学和现代科学思维方法相结合，将其包含的一切合理内容与现代科学衔接起来，提高到现代认识水平。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现代科学传统的一个生长点，并使中医学自身走向现代科学的轨道。
中医学有其不可替代的实用价值，这是使其能够一直存续下来的根本原因，然当今世界“中医热”的兴起，则更是出于科学技术时代发展的需要。目前科学技术和医学正处于由分析时代向系统时代的转变。虽然中国科学的整体有机论传统对于以分析思潮为主的的近代科学是不利的，但对于以综合思潮为主的现代科学则是相当合拍的。时代的发展使得长期被冷落和不理解的中医学重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中医文化的复兴成了历史的必然。但传统中医学毕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而是属于医学的古代形态，中医的整体观念同现代系统思想也有着根本的区别，不能等同而论。因此，这种复兴并不是否定近代医学而简单地回到古代，而是在保持近代医学所取得的成就，了解人体内部结构，吸收和运用近代发展的分析方法、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的基础上，达到了具体的系统的整体认识。这种既保持近代医学所取得的成就，同时又克服西医学机械还原论偏向，重新恢复有机整体论的医学，就是同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系统时代的新医学。
最后，有必要指出，要实现中医文化的复兴，创立同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系统时代的新医学，这是一个医学和自然科学问题，既要有中医和西医，也要医学工作者同其他自然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合作，而且还因其本身形成发展规律的揭示，是一个社会文化课题。因而还必须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结成联盟。认识这一点，对推进中医文化的复兴，创立同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系统时代的新医学，有着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