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经中“调百药剂和”的治法，为什么能够与“针石汤火”的外治法并列，并且同属于“以物相使”的机制？“调百药剂和”难道是外用药法？否则何以能够和砭石、针刺、汤熨、火灸等方法相提并论，并且都叫做“以物相使”？如果它是内服药物的内治法，又为什么不属于本草、经方，反而列于医经？这是长期考验中医学者的问题，却似乎无人在意。
首先必须要认识到，汉代经方水火之剂是寒热对治祛邪泻实的方法。汉代经方内治法缺少补虚法，因《汉书·艺文志》明言“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下一篇将详论。而补虚补益的方法，在厘清《伤寒论》的虚证定义是“少阴病，脉微细，但欲寐”之后，才能确定是原在医经之中的，因为虚证与食疗关系极大，正好是和剂的特长，即《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提到的“不治王（寒热），五味属也”。
这牵涉到古人对本草定义的两大方法，也就是“性”“味”。“性”代表寒温，是药物参与代谢表现出对体温的影响，而“味”代表六味（或五味）酸、苦、甘、辛、咸、淡，是药物吃下去以后参与代谢的作用方式。经方首先注重药性的寒热，其次是强调使用辛散、苦燥两大类祛邪药物。辛味发散走表，是汗出的代谢排泄途径，苦味燥湿主要走里，是二便等的排泄途径，以表里两个排泄途径作为祛邪的代表。
古人定义实证，用一个“毒”字就可以实现。毒代表寒温偏性，“寒毒”“热毒”。如神农尝百草的故事，神农最早是农神，不是药神；为了找食物，“一日而遇七十毒”，其实不是中毒，而是寒温偏性太大，不适合作为食品长期食用。食品的特点是平性，没有明显的寒温偏性，食品需要偏于补益，甘滋甘平。因此，补虚法其实起源于神农，因为补虚是从食品开始的，强调甘平，也涉及到一些偏于平性补益的药物。
如《素问》中提到的“汤液”“醪醴”，都是食品所制作。同时《养生经》中“五脏苦欲补泻”的方法，五味或者六味的使用，并未提及寒温，而且是“急食”采用食品，是其重要的特征。“急食”某味，使用的是“食”而不是“药”，“急食”指的是食疗法，使用的是“五果”“五蔬”“五肉”“五黍”等，全都是食品，这就是“调百药剂和”的秘密。“药”“食”有别，对于汉唐古人本是常识。但又被后来的学者如滑寿《婴宁生五脏补泻心要》，以及《脏腑用药辅行诀法要》的作者，药食不分，误为经方药法。
“调百药剂和”是扁鹊医学中“定五味和剂汤法”的传承，不同于经方水火之剂本寒温祛邪，而是依托食疗法平性补益为基础，以五味或六味为核心基础的补虚内治方法。“定五味和剂汤法”“调百药剂和”的医经内治法，讲究虚实补泻，补法多使用食品。《素问》中的“汤液醪醴”，汤液治轻浅的疾病，醪醴治疗久病顽病，但并没有交代清楚汉代经方与和剂概念的区别。
汉代医经与经方的内治法，原本是本草定义药物的“性味”两个互补的内容，侧面说明西汉的医经并没有一统《本草》“性味”。即是说，西汉医经并没有建立一统医学的理论纲领，经方水火之剂与医经和剂的分置证明二者尚未一统。
《五行大义》卷三引《周礼·天官》云：“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醎，调以滑甘。”认为四时各有所宜兼配甘滑食品，指的是调食、食宜。“凡和”指的是调食为剂，即“和剂”。食宜、食治本出同源，即调剂饮食，以四味配四季，兼滑甘，是土不主时，这与董仲舒的五行观念相符。
和，意为身体健康舒适，如《伤寒论》云“胃不和”“欲得饮水者，少少与饮之，令胃气和则愈”“与小承气汤，微和胃气”“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汤小和之”等。广义的“和”并非一种方法，而是使之达到健康状态。杨上善《太素》云“五谷、五畜、五果、五菜，用之充饥则谓之食，以其疗病则谓之药。是以脾病宜食粳米，即其药也；用充饥虚，即为食也。故但是入口资身之物，例皆若是。”因此调食为剂，用五味以治病的“和剂汤法”，又可称为“调百药剂和”，与“本草石寒温”的祛邪法对称。
在《汉书·艺文志》关于“经方”一段的论述中，除了出现与术数“天六地五”同构的“五苦六辛”，并没有阴阳、五行的明文。“医经”也只有“阴阳表里”，没有五行的明文，至少说明五行理论在当时没有阴阳理论的地位那么高。《汉书》中阴阳家与五行家的书名，也可以看出这一点。阴阳家的书名多为“某某子”以姓氏冠名，属于诸子，五行家的书名反倒不用人名，而多使用“阴阳”，暗示着五行理论在汉代被阴阳家一统，阴阳的地位高于五行。
在古代解剖学原人血脉等的基础上，以表里分类经脉、脏腑，标榜虚实补泻的针刺以及药法，这是汉代七家医经的共同面貌。“言阴阳五行以为黄帝之道”则是“黄帝医经”的目标，同时期的扁鹊医经、白氏医经则不必如此。甚至在董仲舒之前，阴阳五行尚未合流，更谈不上“言阴阳五行”的医学了。黄帝医经的地位，在汉代并没有上升到一统医学内外治法的程度。黄帝、扁鹊、白氏等的并列只能表示其各有特色，又有共同的特征，但绝不是都“言阴阳五行”，否则便都成了“黄帝学派”了。
西汉的经方、水火之剂源于扁鹊医学，而非“黄帝之道”“黄帝学派”。西汉黄帝医经的出现，并没有立即统摄扁鹊水火之剂的经方理论，而是偏重于对外治法理论的发展及工具与技术的变革，出现铁针淘汰砭石的重大历史事件。最重要的是，“言阴阳五行以为黄帝之道”指的是西汉新阴阳家的《黄帝泰素》，而非医学。阴阳五行的合流，又是由董仲舒开创的刑德阴阳与汉代五行理论的合流，本是谶纬化的经学理论，后成为黄帝医经的“理论基础”，但并不是扁鹊医学的基础。
经方与医经的内治法，是本草药物与食品“性味”不同方面作用的侧重，并未一统，真正将性味补泻侧重的不同实现理论一统的是张仲景《伤寒论》。直到唐代标榜“黄帝正经”也是强调外治法经脉穴位的明堂理论，而不是说内治法已然一统。以“黄帝医经”阴阳五行一统医学理论的观念，并非汉代，而是宋以后。北宋《太平圣惠方》中宋太宗序没有提到过“黄帝内经”，更没有说阴阳五行是医学基础，反而说“凡候疾之深浅，先辨虚实，次察表里，然后依方用药,则无不愈也。”说明有关“黄帝内经”阴阳五行为基础的内治法概念，是宋以后形成，非宋以前的史实。
因医经与经方的内治法祛邪与补虚理论的分裂，从而有张仲景《伤寒论》的递归统一，再有谢士泰《删繁方》用医经理论脏腑经脉阴阳对称虚实补泻，后来《素问》对于内治法理论的重组，进而又有五运六气对《素问》理论的再次重构。这是宋以前中医内治法理论变化的几个最为重要的阶段。
《素问》对于内治法的理论影响首先体现在“热病皆伤寒之类”的寒温一统，以及热病的六经针刺法演化为“伤寒六经”，源于陈延之《小品》引用的“经言”被改为“阴阳大论云”，是晋代医经思想，即将伤寒、伤热一律归为“冬伤于寒”。孙思邈对此是持批判态度的，指出隋代太医寒热误治，“极与仲景本意相反”。因寒温一统不分“伤寒”“热病”的不同治法。继而又造成“伤寒”概念泛指与狭义的“争鸣”，引起各种混乱。如“伤寒”本泛指疾病，被误为狭义“伤寒”论外感卒病，《金匮》“百合”病也被误写为“伤寒”等。导致对汉代伤寒、天行与温病治法分类的误会，并将相关内容从《伤寒论》中删除或改写，导致后人以为《伤寒论》中无温病。
南北朝《养生经》中关于食治法的“脏腑五苦欲补泻”，实质是汉代和剂的演化，宋以后被误为药法的纲领。五运六气理论在“五苦欲补泻”基础上加上寒温，实现了再次的理论融合。明初滑寿在钱乙的小儿五脏补泻方基础上，写成《撄宁生五脏补泻心要》，其中使用“五苦欲补泻”食治法解释药法，显示滑寿药、食不分。《脏腑用药辅行诀法要》以滑寿的书为蓝本，延续同样的错误，显示作者对宋以前医学理论几乎一无所知，托名陶弘景扰乱医史。
经方注重药物的寒温偏性和苦辛祛邪，医经注重食品或平性药物的补泻作用，这是两套互补的古中医内治法，在汉代扁鹊医学体系中已蔚为大观。医经中“调百药剂和”虽然是内治法，但并不是经方的方法，不属于本草经方。这种差异正好说明，汉代的医经虽然叫“经”，但强调的是“以物相使”并统摄于解剖基础的经脉脏腑与五味（或六味）的方法，并没有统帅经方的“本草石寒温”。
古人对此有过明确的说法，如《小品方》云“神农使于草石，黄帝施于针灸”，陶弘景《本草经序录》云“至于刳肠剖臆，刮骨续筋之法，乃别术所得，非神农家事。”别术包括针刺、外科术等外治法“非神农家事”，不是本草家、经方家的范围。
后世在内治法领域，又出现了“经方家”与“医经家”的概念，而汉代经方与医经概念并不是描述学派，反而是互补的方法，是作为医者必须都是内外兼修的。因此汉代的经方家或者本草家，完全不是后来“经方派”的概念，两个“经方”也不是同一概念。
汉代内治法经方与医经的和剂仅仅是两种方法，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都属于扁鹊所传的医学，而不是两个“学派”，同源于扁鹊医学，是互补的方法，不可分割。经方是水火寒热祛邪的方剂体系，而补益法却在医经之中，二者既不是“经方派”与“医经派”，更不曾有过任何“争鸣”。
医经依托解剖学的血脉、经络、脏腑、营卫等概念构建表里关系，并以阴阳命名。实际上，经脉的表里仅仅是解剖学的部位区分；经络的表里对举是主干与分支的关系；脏腑的表里有象天象地的功能形态区分；营卫的表里是脉内与脉外、血液与津液关系，统一于阴阳，实际并没有共性，用于内治法的表里概念是类比勉强的附会。
附：有关于《汤液经法》与《神农黄帝食禁》在《汉书》中被归附于“经方”下的疑问。
问：既然经方与医经和剂的区别在于水火之剂的驱邪和食疗补益，为何《汤液经》和《黄帝神农食禁》这些属于食治法的著作会列于“经方”之下？
答：
1、汤液经法，不是汤液经。两回事，这是“常法”的意思。
2、汤液经法意味着经方类型的常法，不是和剂，而是与经方使用同时的“食宜”。
3、当然伴随食宜的是禁忌，紧接着即“神农黄帝食禁”，食宜与食忌，即二者是经方体系中的辅助，不成为本草学基础。
4、将“汤液经法”曲解为“汤液经”认为是经方理论基础，是因为宋以后不理解“本草石寒温”与“汤液”“五谷为之”的概念之间的关系。
5、典型例子是，运气大论已经药食不分，比如“五苦欲补泻”原本是食疗，即五果、五菜、五肉、五黍等，与本草寒温无关本来不讲寒温，运气将其混为一谈加上寒温。这说明运气学说中存在分歧，不是同一作者所为。如运气篇“不治王，五味属”明言是不针对寒温的治法，即食治和剂。运气篇中的自相矛盾说明狗尾续貂非同一作者。
6、后世不明此理者如过江之鲫，如滑寿“五脏补泻心要”，以及抄袭滑寿的“辅行诀”，均把食治法误为本草药法，将二者混为一谈，并倒果为因，说“汤液经法”或者说伪造杜撰出的“汤液经”是本草经方基础。这是对医学史的极大破坏，必须纠正。
“汤液经法”不是“汤液经”，这是简单的语文基础。
以上是有关中医经方史的关键事实，同时也反衬当下中医学界认假作真违背史实一片蛙鸣的现状。
原文作者：忆忘
原文链接：1.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g2NzU4MTQ0Mw==&mid=2247483749&idx=1&sn=e37d86e2639513a263eee77debbb48b9&chksm=ceb82a09f9cfa31fd57119fc2477906ccef4c4e2e95c54df375b87a39a49e23094acdeab3649&mpshare=1&scene=23&srcid=0220ZeZbvonuhdwNC0hLEUoV&sharer_sharetime=1645343349308&sharer_shareid=7b494521f886ab858f9cf5289174f95c#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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