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久违的历史穿越今天的脚步

（原文发表于《西南军事文学》。当年王棵约稿，写了《本吴庄的革命史》，附上的创作谈。如今几年过去，该刊停刊，一溜烟的作家都转业走了。世事如棋，我们若子。其实历史不也一样吗？再宏大的人物事件，一晃过去就只是印在纸上。一个国家如此，一个家族如此，后世有人还读，有人毫不在乎。作为记叙者，只能是理想、诗和远方，可怀念而不可抵达。） 

好久没写创作谈了。因为工作的转换，生活的转变，写作也渐渐变得奢侈，不像年轻时那样滔滔不绝。但这个小说，却是一气顺了下来。除了心中感激《西南军事文学》的支持，感激裘山山老师多年的关照，还出自于王棵兄对我的信任。我在青创会上见过王棵几面，看上去内敛、腼腆、含蓄，不怎么说话，再后在不同的杂志上读到他不同的小说，那种逼人的才华和文字的诡异让我相信，我们当初的理想大旗还有人扛着，我们的军队还有人能静下心来在一个高速运转的社会从事一种寂寞的事业。从心底说，除了一份信任，还有自己的惭愧。曾经，我认为此生一定也是要从事这个职业的，但世事难料，人总是身不由己，丧失了坚守的人只有沦落在滚滚的人流中，被时代的列车挟带向着不可知飞奔。

这就像我们的今天，人们一个劲地随着高铁向前奔跑，自己的身后脚印都自顾不暇，哪里还管得了父辈甚至爷爷辈的理想与事业？我们红安县（我的小说一直愿呼其原名“黄安县”）出了两百多个将军，地球人都知道。我们走出去，人们都把羡慕的目光投向这个小县城。但每每问到村子里有没有将军时，那时少年的我们仿佛都觉得很惭愧，质问大人们为什么不出去革命。其实不然，村庄里几乎家家都参加了革命，只是没有一个活着回来。于我的家族，我的曾祖父家境殷实，为人善良，常常夜半把肉悄悄地挂在穷人家的门上。受黄安县赤化的影响，他的两个儿子李成仁、李成义都参加了革命，最后一个被国民党的狗咬死，一个被国民党枪杀后吊死在树上。一个收了尸，一个没有收到尸体。他的第三个儿子，也就是我的爷爷李成和，曾参加支前大军的队伍，但那时重男轻女的观念浓重，因此留了这个男人在家担负起传宗接代的重任——否则，就不会有今天写这篇文章的我。革命在我们黄安城是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多少人死在革命的路上，从此永远无影无踪。及至革命胜利，我的两个为革命而牺牲的爷爷不仅没有评上烈士，留在家中的爷爷李成和却因为雇用了一个要饭的长工，被评为富农天天挨批挨斗挨打。我从懂得一点事起，便是在父亲受欺侮而母亲总流泪中长大的。当哭泣成为生活，也就让我对周围的一切敏感有加。那些记忆，让我整个青春就是拼死拼活要跳出农门，挤入城市。当我在幸成为我们村庄解放后第一个当兵的军人，特别是从边疆考入城市后，生活越来越安逸。及至八年前，写了不少黄安英雄系列的我，突然对历史有了浓厚的兴趣，开始研究从我们黄安县城走出去的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及红二十八军的历史，读了上百本书，做了大量的笔记，但由于工作变动，那本怀念英雄的书写下了十万字后便没有进行下去。母亲去逝八年后，我有机会被单位怜见，从大量的材料堆中暂时逃脱，批准上了鲁院高研班后，利用所有闲暇写了一个叫《穿越苍茫》的长篇小说，记述了本吴庄的这段历史。那个长篇小说，至今还躺在我当时的导师李敬泽的书堆里（后来被刘醒龙老师相中，经郭海燕编辑后发表在《芳草》杂志上，单行本出版后就叫《黄安红安》，名字是丁晓平编辑改的）。那个长篇，我打破小说的叙事体例，对本吴庄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回顾与梳理，想为革命提供另外一种参照。但小说仍是无声无息。去年，突然接到王棵的约稿电话，因为对他印象很好，我便欣然应诺。春节的那几天，我刚好值班，坐在温暖的办公室里，听到外面的鞭炮不时响起，听到外面人们幸福的欢呼声，我突然想起故乡，想起大别山中的村庄，想起那些牺牲了的不被人知的革命者们，我决定要写一个关于村庄和革命的小说。特别是当父亲的电话从海南那边传来，想到整个家族因巨大变故而各自流落四方，我忧伤地意识到，我们曾经盼望的团聚，已经永远成为一个梦想。而故乡，像在另一个世界的母亲和我们家族不被人知的革命者们一样，只有孤零零地渡过一个没有任何象征意义的春节。于是，我总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以示纪念。因此利用接连三天的春节值班时间，我呆在寂静无声的办公室，以打字员的速度，完成了对一个村庄革命最基本的记忆。

再一次感谢《西南军事文学》，感谢心地善良为人大气的山山老师，感谢笑容可掬内心坚韧的王棵兄弟，感谢从未谋面但通过文字神交已久前途不可限量的王龙、王甜同志，让我有了一次久违的发言机会。

                         作者

　　　　　 2011-2-18晨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