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中心小学抗战前叫县立三小，前门在万安桥脚，後面是兴文桥，西毗吕府马弄，东为一个大操场。1945抗日胜利，绍兴城区下设二镇秋瑾镇和越王镇时，更名为秋瑾镇中心小学，任芝英任校长，我母亲就在此校任教，和一个叫汤崇仙的同住一室。记得在上海万象杂誌社的湛贤表哥回来时，曾借住一宿(打地鋪)，万象書屋主编柯灵是他的舅父。 北海小学的前身叫箔业小学（此处曾经是北海中学），民国时期的上大路，锡箔大多在这里交易。解放初，箔业小学改名为上大路小学，后又改名叫北海小学。大概50年代末，60年代初，与万安桥小学（现北海小学对面）合并为北海中心小学。” 北海小学创建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由辛亥革命先驱徐锡麟及教育家蔡元培在王子余与杜亚泉等资助下，在绍兴城内万安桥畔创办“明道女校”（私立明道女子学堂），就是北海小学之前身。 1905年留学日本的秋瑾放假回绍兴后,专程去东浦“热诚学堂”访徐锡麟，应徐锡麟的邀请，担任明道女校当女子体操教习。秋瑾把从日本学来的柔软体操教给女生，代替以往拳术训练。所谓柔软体操，就是喊口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的这种体操。从此秋瑾就成了近代中国第一名女子新式体操教员，并结识了正在此上学、后来成为光复会员的尹锐志、尹维峻姐妹。 秋瑾是许多具有进步思想妇女的楷模，也是绍兴一位女性心中的偶像，她就是任芝英。出生于1901年的任芝英，在一个开明的家庭氛围中长大。其父任月坡是极具维新思想的晚清秀才，1909年任当时的山会官立高等小学堂堂长（现绍兴市嶯山小学教育集团前身），辛亥革命后，又加入绍兴的进步报刊，担任记者和编辑，针砭时弊，激浊扬清。
七岁时，任芝英被父亲送进明道女校。女校里的许多学生，都受到秋瑾进步思潮的影响，任芝英更是如此。在学校求读时，任芝英立志做一名教育工作者，毕业后，她选择由明道女校更名的绍兴县立女子师范学校附小任教，像秋瑾一样，当一名体育老师，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 在北海小学的百年校史中，任芝英留下了一笔抹不去的痕迹。1928年，绍兴县立女子师范学校附小更名为绍兴县立第三小学，学校规制也由原先的女子小学，改为一所男女同校的完全小学，在学校里孜孜不倦地教学的任芝英，成为学校校长。 在积极参加解放妇女、实现男女平等的运动中，任芝英通过集会演讲、街区走访等形式，呼吁社会抛弃“重男轻女”的陋习。九一八事变后，任芝英一边忙于教务，发动师生宣传抗日，一边投身抗战。据当年绍兴县立第三小学的学生回忆，学校组织学生，手执小旗，在老师的带领下，高呼口号，走上街头游行。在绍兴市北海小学教育集团的校史中还记载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接纳东北流亡学生并免收学费。 1939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来到绍兴视察工作。在听说小学女校长任芝英的事迹后，周恩来亲笔题词：“妇女解放须从民族解放中得来。”这张珍贵的题词一直被高挂在任芝英办公室的墙上。 在绍兴近代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一笔的任芝英，却在上世纪50年代初因“历史问题”被关押，释放后安排在萧山麻纺厂工作，直至病故。 明道女校还与一位名人联系在一起，那就是鲁迅胞弟周建人。周建人字乔峰，1888年11月出生于浙江绍兴。1905年周建人任绍兴僧立小学教师、校长，又先后任教于绍兴小学、明道女校和成章女校。 1914年，26岁的周建人迎娶了年仅17岁的羽太芳子，周家兄弟二人娶了一对日本姐妹，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婚姻源于1912年5月，身怀六甲的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将妹妹羽太芳子接到中国，照顾自己临产前的生活。15岁的芳子到绍兴后，与24岁的周建人生活在一个家庭里，据说在信子的刻意安排下，将周建人灌醉并与其妹同床而眠。木已成舟，在信子和周作人的撮合下，周建人与芳子于1914年2月28日结婚。 周建人娶了羽太芳子后，夫妻尚算琴瑟调和，他们接连生下四个子女（其中第一个孩子夭折），建立了一个圆满的家庭。1919年，周家将绍兴的祖宅变卖，由鲁迅出资在北京西直门内的八道湾胡同购置了一套三进的大宅子。周建人与羽太芳子于1919年12月，随同全家，住进北京八道湾周宅。周建人到京后没有工作，在北京大学旁听，间或写些生物学和民俗学方面的文字，在《新青年》等处发表。这样生活了将近两年，由周作人请胡适帮助，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找到了工作，每月工资六十元。 周建人曾多次写信给芳子，有一次甚至回北京亲自去说服芳子，要她带着孩子到上海和他共同生活。但芳子舍不得离开八道湾的姐姐和亲属，以及八道湾富裕的生活，坚决不去上海。即使后来周建人患了重病，芳子也不肯来到上海照顾丈夫。就在面对妻子绝情心灰意冷的时候，在周建人面前出现了一个昔日的女学生王蕴如。 王蕴如是周建人在明道女校教书时的学生，作为老师的周建人，对相貌平平的王蕴如并未有深刻的印象。当周建人在上海章锡琛的《妇女杂志》做兼职编辑时，一次在章家见到王蕴如，一声“周老师”让周建人猝不及防，昔日穿着校服的小女生，如今已出落成风姿绰约的女人。这次师生重逢，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周建人与王蕴如不久开始同居。周建人在商务印书馆做编辑，王蕴如在一所小学做教员，二人情投意合，岁月静好，接连生下三个女儿，在上海又重新安了家。 和王蕴如同居并有了孩子后，周建人继续向北京八道湾寄钱，生活十分拮据。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几个月后，1937年春节，母亲八十岁。为了给正在丧子之痛中的母亲一些安慰，周建人携王蕴如及孩子们去北京，为母亲拜寿。寿庆期间，芳子、信子与周建人、王蕴如大吵一场。周建人和芳子的大儿子丰二站在亲生母亲一边。以后双方又书信争执，周作人也写信给周建人，指责他遗弃芳子而和王蕴如同居的行为。经过这场大吵，周建人就不再向八道湾寄钱。 羽太芳子以后一直生活在北京八道湾，与孩子相依为命，直到于1964年逝世。女儿周鞠子（马理）于 1976年逝世，大儿子丰二在北京工作，早已退休，《周作人年谱》编著者之一张铁荣君曾去访他，问及关于周作人及其他的事，他表示无可奉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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