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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会惊天贪案和我们的自责

注:这是一篇自挖疮疤、家丑外扬的文章,或许会引起部分新老会长以及校友们的不悦,其实回顾这段往事,我们的心情也十分沉重。然而历史终究是历史,历史不应该是扬长避短、隐恶扬善的产物,而理当是实事求是、不折不扣的记录。在反腐倡廉浪潮的洗涤和教育下,特别是在崔永元敢作敢为、勇于揭露黑幕精神的激励下,又想到我们俩均在耄耋之年上下,天不待人,作为仍然健在的亲历者,有些隐秘也必需公布于众了。为此我们商定本着记述史事、剖析自我的原则,决定将北京浙大校友会史上两起惊天贪案以及其他涉及自身的错误,告诉学长和学弟学妹们,以期以史为鉴,警戒后人。

2017年浙大120周年华诞前夕,浙大校友总会向各地校友会表彰了一批“校友会的杰出贡献者”,并向表彰人员颁发了奖牌。在受表彰的北京校友会十余位历任会长、副会长中,并没有我们二人的名字。此事受到当年负责指导、联系北京校友会的总会副秘书长杨达寿的不平,他以见证人的身份向总会提出,为北京校友会创建、重创和建设并为四校合并做出切实工作的谢善骁和秦秀坤,竟然不在表彰名单之中,是显然的不公正。但得到的回答是:此名单是由北京校友会提出的,总会无权予以增删。在获悉这一情况后,谢善骁向杨达寿解释道:“我没有入选名单是咎由自取,因为作为10年中主持校友会日常工作的唯一常务副会长,我在两次事件特别是校友会两起惊天贪案中,负有不可推辞的罪责,但对老秦的榜上无名却未免太过分了。他是校友会的三位重要创办者之一,而我只是参与者,在校友会重创和艰难维持以及不断壮大等所有具体事务,也都是他竭尽全力奔波、联系和组织的结果。”然而木已成舟,覆水难收,早已退休的杨达寿自然无能为力了。

在为北京校友会尽了多年苦劳的同时,谢善骁犯了三次不可原谅的错误。其一是2004年在会长会上讨论梅洛明校友愿资助校友会办些好事时,谢善骁在会上提出办一份小报以联络母校、沟通消息、回忆往事、增进感情,受到宋大会长和多数与会者的同意。但鉴于校友中缺乏办报人才,他又推荐了一个从人民日报社所属杂志辞职的女编辑,一个人撑起了从采访、组稿、编辑、排版直到印刷出版的全部流程。但因邮寄分发等等困难,出版不到两年的校友通讯小报不得不终止。然而其后发生了一件令谢善骁始料未及的事:他推荐的那个编辑竟然向校友会索要一笔补偿费,并因遭拒绝而把宋大会长和校友会告上法庭,尽管企图并未得逞,却给校友会带来若干麻烦。此事发生后,谢善骁一直蒙在鼓里,直到有一天他偶尔听到这一事件,对自己推荐了如此以怨报德之徒深为后悔,对宋大会长及校友会有关人员也一直深感歉疚。

但这并非谢善骁犯的最大错误,他(其中也捎带秦秀坤)不可原谅的过失是从眼皮底下放过了两起校友会的惊天贪案。其中一起是1997年3月1200多名在京浙大校友集聚中山公园,成为校友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聚会。会上每人交了百元会费,共筹集校友会经费12多万元。在此后不久由副会长孙新军安排的房山会长会上,又是谢善骁提出利用这笔“巨资”和浙大校友的“智库”,成立一家求是苑科技咨询公司,以公司的盈利来支持校友会的维持发展,同时也为方兴未艾的乡镇企业服务,并推荐了一个自称“四代浙大人”的航天部提前退休的女工程师为总经理。大部分会长支持了谢善骁的建议,并推举他作为公司董事长。曾几何时,运行不久的总经理突然报告说12万资金已经用完,公司变得室如悬磬。此事引起谢善骁、秦秀坤二人的怀疑,谢善骁一方面向宋大会长汇报,要求派人查账,一方面感到身兼数职,疏于管理,希望由富有金融知识和管理经验的危忠信学长任职董事长。经与各方毫无利益关系的张武城常务副会长派其财务查账,结果终于水落石出。公正无私的张武城在常务会长会上汇报说:业已查明原来此总经理藏有阴阳两本账,对外是假账,自己另有一本收支记录。然而由于校友会仅是一家无主无权的民间组织,更何况此事又是总经理与校友会重要创办人之一、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互相串通勾结所为,这笔贪案就秘而不宣,没有继续深追下去,穷寇莫追,贪者也逍遥法外。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另一起更大贪案几乎同时发生。1940年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化学工程系的汤永谦夫妇,自1997年以来为母校捐资设立和兴建“永谦活动中心”9个项目,捐赠金额近亿元。于是那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与当年汤永谦的同学袁可志商量,请他出面邀请汤永谦来京,对北京校友会做些赞助。老实敦厚的袁可志应允后即发出邀请,重于旧谊的汤永谦欣然来京。当晚由路甬祥、王宋大、谢善骁、袁可志等人以及那位“德高望重”的老学长宴请汤永谦。席间谈及校友会的困难并希望他解囊相助。汤永谦听后沉吟不决,又抬头看看大家期待的眼神,略带歉意地说:“我的老同学遍布北京、南京、上海、杭州各地,倘若我只赞助北京校友会,那对其他各地的校友会怎么交代呢?”说吧若有所思,突然补充道:“这样吧,我名义上借给你们10万美元,但实际上是赞助,永不要求归还。你们明天将校友会账号给我吧。”

汤永谦返杭后,大家都满怀希望地盼着这笔天文巨资到来,等了数天尚无音讯。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从危忠信那里获悉汤永谦按照那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给的账号,将10万美元汇入了求是苑公司。此事引起我们二人以及董事长危忠信的极大愤慨,立即与总经理和那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进行交涉,将这笔巨资交给校友会。然而此时的老教授已不顾老脸皮了,居然声称此款是赠给老学友的活动经费,并随即自行成立了一个“北京浙大老年校友会”,任命那位女总经理作为财务,自任会长。本来按地区划片的北京浙大校友会,由于凭空冒出一个以年龄为基准而成立的独立校友会,使校友会自此开始分裂。有鉴于此,深感严重失责的谢善骁、秦秀坤同时向宋大会长提出辞呈,并出于对校友会中蠹虫的忿恨,要求退出校友会。在宋大会长的力劝和安排下,谢善骁辞去常务副会长之职,改任副会长。年近古稀的秦秀坤按民政部规定不得继任秘书长,被聘为校友会顾问。而危忠信也因此愤而辞职,公司随着他的离开就无人过问,不了了之。以后这笔巨资归属那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个人“保管”,用作“老年校友会”活动经费。已经全部步入耄耋之年的老年校友本已所剩无几,即使存世者又能参加几次聚餐,这笔巨资就悄无声息地中饱私囊。汤永谦怎能知道,他的一片爱友助会的赤子之情,竟然付诸流水,成了蠹虫的肥食。

    在我们的心中,始终不能忘怀的是为创建北京浙大校友会立下首功的黄宗甄。这位在解放初曾奉中央之命与钱三强等三人筹建中科院的老学长,在浙大老一辈学长中有崇高威望和众多人脉关系,秦秀坤和那位那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正是在他的运筹帷幄和号召联络下,才得以召集了最早一群浙大老学友以及夏衍、王淦昌、贝时璋等数位浙大名人,谢善骁也是他从《科技导报》出版后的新闻媒体报道中发现的。而黄老从不计较名利,在科学出版社默默为他人作嫁衣裳,他说:“我在科学院与编辑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没想到一干就是40年。”他以科技编审作为一生最大的贡献和骄傲,一部800万字《竺可桢日记》下集的主编就是他。在最后一步推动四校合并的工作中,黄老也参与并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作用。黄老是校友会最早的副会长之一,但他从不出头露面,更婉拒各种宴饮活动。一身正气,一心为公,爱憎分明,乐于助人,深得朋友的信任和推崇。他一生居于中关村陋室,但从来都心系母校和校友会。黄老逝世于2007430,当谢善骁在2009年去电想再次看望他时,他女儿说:父亲已在两年前过世了!失去诀别的一见,使谢善骁留下了终生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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