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怡和说：往事并不如烟，听似颇有诗意，其实并非现实。过去发生的事情不可能是一颗停在夜空的星，必然如烟雾般地很快就飘散了。
往事留下的只有记忆，只有梦。七十年前我的小学老师们早已如烟一样走了，但他们的音容面貌却留在记忆中，时而还出现在梦里。
六周岁那年，1947年9月，我就近进入一所教会学校——承天中学附属小学（解放后教会不复存在，学校改名为缪家桥小学，据说后来又并入塔子桥小学），开始了十七年（实际上先后叠加，长达二十年）的寒窗生涯。
往事如烟，离开小学的年代太久远了，多数老师的印象已经模糊，名字也已遗忘。不过依然记得几位老师的名字和形象。
第一位老师就是解放后最早的班主任杨慧英，她又是语文和音乐老师。杨老师长着一张圆脸，眉清目秀，连不懂“美色”的小学生也一看就喜欢，加上说话唱歌时的甜美嗓音，以及对学生的和颜悦色，使她在学生中威信很高。
念初小二年级时，杨老师教给我们多首延安和解放区的流行歌曲。在教唱一首《朱大嫂送鸡蛋》时，她悄悄地改了歌词，把朱大嫂“出了村子口，过了大石桥，走了三里路，到了大凤庄”改成了“到了大绍兴“”!我们这些小孩子都信以为真，在幼小的心灵中，深深种上了“大绍兴”的根，并为自己是大绍兴人感到荣耀。
我从未见过杨老师生气，但有一天她却动怒了，那是初小四年级的事，当时班上的学生人数已经增加不少。这天她照例进课堂教语文课，在讲课前，面带愠色地讲了一件事，说有班上一个男生写了一封情书给她，信中说我很爱你，不知道你爱我吗？接着她厉声批评说：小小年纪，不好好学习功课，而是动歪脑筋，希望这个学生赶快改邪归正，大家也不要学习这种坏作风。在她讲话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一个叫王世髙的同学满脸通红地低下了头，于是心里都有数了。在小学生中竟出现这种丑事，我们都感到匪夷所思，而此后这个同学再也没有出现在教室中。
后来杨老师调走了，从此我再也没见过她，多年以后听说她担任了鲁迅幼儿园园长。我想她当然不会记得我这个学生，可是她的“大绍兴”歌声却一直萦绕在我的耳边。
杨老师大概是缪家桥小学老师中最顺利和幸运的一位，其他在我记得的老师中，似乎一路平安的还有高小语文老师宋运才和自然老师杨越贞。宋老师的语文讲得很吸引人，但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他打听比我高一级且年龄偏大的我姐姐有无对象，尽管年龄很小，对于此类敏感话题也自然能够懂得锣鼓听音。杨老师的自然课已无记忆，不过在一次她请病假时，曾由恰好在绍兴的她大学生弟弟来代课。我们怀着敬意听大学生上课，毕竟缺乏教学经验，大学生的课讲得乏善可陈，但由于不满意一个学生的回答，他不经意地说了一句“佯踱踱”（绍兴方言：装傻），其实他本来是想说“呆踱踱”（绍兴方言：傻乎乎），不小心脱口而出说了一句“佯踱踱”，引起哄堂大笑。我在笑声中记住了他，也记住了杨老师。直到进一初后恰逢陶永铭讲授地理课，才了解到杨老师与他的夫妻关系，原来杨老师是辛亥先烈陶成章的孙媳。
学校校长在解放前由教会学校承天中学校长倪向宸兼任，解放后派来的校长叫胡筱筝，一位清瘦、严肃而且略显老态的中年男子，学生们对他敬而远之。他爱人孙宝清是我们高小的算术老师，个子较高，体态略显丰满，为人和善，讲课清楚，很受学生欢迎。1950～1953年期间，一场“镇反”运动大张旗鼓地再各地开展，我们也听说了，只不过小孩子根本不懂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一天上课的摇铃声响起，教算术的孙老师在拖延数分钟后急匆匆地走进教室，开始了新的一课教学。她指着黑板讲解着，我们坐在课桌上聚精会神地边听边做着笔记，静悄悄的课堂中闻不到丝毫的异样气氛。就在这时候，一件意外事情发生了：孙老师突然停止讲课，接着失声痛哭，立即扔下教鞭，飞快跑出教室。在这一瞬间，课堂内鸦雀无声，空气似乎凝滞，我们都为这一幕惊呆了。事后才听说，孙老师被查出在解放前夕加入了国民党的三青团，定性为历史反革命。
以后再也听不到孙老师讲课的声音了，也不知道她的去向，她只活在我们的记忆中。胡校长那个严肃的形象也从学校消失了，尽管我与他并无感情，但对他治校有方至今还很感激，小学是人生的起跑线，小学教育好坏关系到学生一生的健康成长。
多少年后的文革期间，我回到家乡，偶尔听朋友谈起：当年缪家桥小学的胡校长和他的妻子在沿街行乞，看到白发苍苍的两口子，罪过啊，实在令人心酸！我听后心里不禁一颤，多么想立即找到他们，多少给他们一点舍施，哪怕掏尽腰包，也算尽了一个学生的心意。然而虽然小城不大，却怎能找到这两个流浪乞丐呢？于是这份“痛”也只能暗暗放在心里。
另一位倒霉的是体育老师张俢斐了。体育课是我们最自由快乐的天地，张老师管理这群四处乱跑的羔羊真不容易，因此有时不得不采取严厉态度，不过散漫的小羊们并不在乎，只是在他发火时稍微收敛一点。但也是在镇反运动中的一天，张老师突然不见了，我们的体育课也就暂时停止。究竟出了什么事？有老师透露风声说，张老师过去曾经当过国民党军官，大概是一个排长或连长，被学校开除了，你们就等着新体育老师来吧。对于他的死活，此后再无听说。
学校里遭遇不幸的老师究竟有多少？小孩子们就不清楚了，但有一位按说应该过上安逸生活的老师却也是一生不幸，他就是兼任大队辅导员的尹政良。尹老师没有担任过我的任课老师，因为我是少先队大队长，与他的接触自然十分频繁，他对我也特别关心。这是一个典型的“书毒头”，很善良的老实人，每到冬天都会套上一身（大概从来也不洗）的中山装——人民教师的形象吧。
尹老师不是本地人，年纪已经二十多毛三十了，长相不差，举止端庄，却一直没有结婚。或许是太老实又太正经的缘故，加上是外来客，在当地的朋友圈子很小。然而老实人总也不能打一辈子光棍，于是坐怀不乱的他终于“出轨”了，悄悄地与一个章姓女学生谈起了恋爱。
章姓女生住在马梧桥河一侧的平房内，那一排平房美其名曰为“枕河人家”，其实住户都是贫穷的市井草民。她的家在吴三板桥与唐家桥之间，与我家相距不远，说得上隔河相望。少年的我诚然不谙世事，但却知道小河那边人家的孩子教养总体较差，而且也知人知面，对于那个章姓女生的满脸凶相，总觉得与菩萨心肠的尹老师不般配。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尹老师的确应该有个家了，而女方也是大龄学生，就祝他们美满幸福吧。
多少年后的一次回乡时，同为缪家桥小学毕业的妹妹谢文珠提议：听说尹老师婚后生活过得很惨，我们去看看他吧，于是我们俩在学校里找到了尹老师。远客不期而至，令尹老师异常惊喜，忙不迭地地搬椅子倒茶水。师生相见恍若隔世，我们见他已是双鬓斑白，神情显得黯然。仿佛见到两个亲人，坐定后尹老师滔滔不绝地向当年的学生倾诉满肚苦水。
不出所料，成了章家女婿后，他受尽章家母女的折磨，几乎天天挨骂，“烂污虫”（窝囊废）成了他的代用名字。母女对这个“进舍女婿”要的是钱而不是人，却没想到这个小学教师一辈子就当了个孩儿王，混不成一官半职。说着说着，尹老师眼泪盈眶，我们也欲哭无泪。一位穿着中山装、以人民教师为荣的老师，没有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轰然倒下，却是在可怕的人情世故中浮沉挣扎。
这次见面，两个学生只能给他带去一丝人间暖气，对于他的现状，他的未来，我们则是无能为力，爱莫能助。
阔别后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种“新亭对泣”的气氛中结束的。握手告别时，望着他消瘦的身体和一脸愁容，我们也只能以一句“千万保重”的套话，向他安慰，为他祝福！
从此再也听不到尹老师的任何消息，当然他的苦日子是不可能有尽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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