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太忙，就没顾得上写文章。这是一篇旧文，表示我还活着，明天就发新文。）
提到一代文豪苏轼，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流传广泛，豪迈洒脱的诗词。
看上去他过的不错。
然而，这都是经历了一生风雨坎坷，历经磨难后，苏轼在苦难中依然积极乐观，热爱生命。
从而到达的随缘自适，逍遥阔达的处世境界。
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苏轼如同其他士人，发奋读书，步入仕途。
心怀大志，渴望通过博取功名的途径，将平生所学，用于经世济民。
不合时宜的是，苏轼性格爽朗不羁，锋芒毕露，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
不计后果，所以一生跌宕起伏，祸福相依也是意料中事。
乌台诗案，便由此而起。
宋仁宗在位时，苏轼与当王安石情谊不错，对当时的社会危机都有清醒的认识，都主张变法。
但是在具体措施方面，却有较大分歧。
王安石主张骤变，较激进，但苏轼主张渐变，较保守。
当时在变法方面持不同意见的有两派，以王安石为首的激进派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
苏轼得到了保守派的认同。也不自觉地被卷入了政治纷争中。
本是单纯的政见不同，不曾想却被后来的党争所利用。
坦率而心直口快的苏轼就这样，被一些别有用心者公办私仇，成为了党争的炮灰。
这就打开了他命运多舛的后半生。
事情是这样的。
王安石当时为了变法，提拔了一些品行不端的新人，吕慧卿，李定等。
这些新人不仅不感激王安石的知遇之恩，居然因为窥视相位，揭发他有“无使上知”之语。
王安石郁闷之极，被迫罢相，退居金陵。
然而这些无耻之徒陷害完王安石，又转向矛头攻击苏轼。
只因苏轼看不上这些人，在《湖州谢表》中写道：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羊小民。”
意思就是，皇上知道我老了，笨了，所以让我出任地方官。
再说我也不愿意和朝中那些无事生非的小人为伍。
这些小人知道后非常生气，果然不负众望，纷纷使出看家本领。
绞尽脑汁，沆瀣一气，弹劾苏轼，说苏轼欺上瞒下，包藏祸心，无人臣之节。
迫使宋神宗只能逮捕苏轼审问，终于发生了这起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
身为太守又满腹诗书的苏轼，被官差和狱卒押持过市。
在众目睽睽之下，如笼中丧鸡。
文人多自重，哪里能够受得了这个屈辱。
路过太湖，看到月色如昼，风涛倾倒，一度有投水自尽的念头。
但是想到自己的弟弟，才没有轻生。
后来被关在京师牢狱里，苏轼常常被提审，自己觉得不知何时死期将至。
为了体面，就将自己日常服用的丹药收藏起来，一旦有不测就服了自杀。
狱中受尽屈辱，时刻等死，可想当时是何等心境。
终于后来在狱中自度不堪忍受，写了首绝命诗：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说自己“魂飞汤火命如鸡”，在表达自己散的情况时，仍然不忘记表忠心。
颂扬天子圣明恩泽万物，把一切不幸归于自己的愚笨和不明事理。
当时的狱卒不敢私藏，赶紧把这首诗上报了。
宋神宗读了颇为动心，觉得他还是爱君的，就想从轻发落。
当时朝中送他入狱的那些小人们岂能放过他，于是找资料，查文献，捕风捉影。
把苏轼以往的诗文全部学习体会了一遍，力求找出能够置苏轼于死地的证据。
他们认为仅仅指控苏轼反对新法，不足以让神宗杀掉苏轼。
于是找到一首苏轼的旧诗，强加曲解，恶意中伤。
就是这首，《王复秀才所居双桧》：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云未要奇。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本来是一首咏物的诗。
这首诗是写给钱塘秀才王复的。
其时王复在乡间行医，悬壶济世，口碑甚好。
王复在候潮门外的家，庭院中有两棵高大的百年古桧。
诗的意思是说，两棵桧树相对挺立，表现出一种不可侵犯的气势，令人敬畏。
它们不仅树干笔直地耸入云天，更为奇特的是，它们的根也直伸伸地扎入地下，在九泉之处也毫无弯曲。
当然，只有潜伏地下的蛰龙才能了解，双桧的根也是如此之直。
诗中以桧喻人，赞美威武不屈、刚正不阿的优良品德，颂扬表里如一、光明磊落的高风亮节。
朝中小人们岂能轻易放过他？
当初陷害他的人，一定要置他于死地才能放心。
李定之流，抓住“蜇龙”一词强加曲解，非要说苏轼有不臣之意。
还对神宗说：“陛下乃飞龙在天，轼求知地下之蜇龙，非不臣而何？”
意思就是苏轼居然以“龙”自居。
这话暗藏杀机，听着简直要谋反了。
当时在场的章淳连忙帮苏轼开脱：“龙者，非独人君，人臣亦可言龙也。”
苏轼在狱中也吓得不轻，幸亏自己聪明机智，连忙找出来当时皇上的宠臣王安石的诗，把王安石拉出来垫背：
“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
这样一来，总不能涉及一个“龙”字一杀两个人头，其中一个还是皇上重用的宰相。
所幸神宗再浑，还没有浑到这个地步。
认为这个解释太牵强附会了，未予理会。
还说自古称龙的多了，诸葛孔明还自称卧龙，难道他谋反了？
苏轼当时是盛名在外的一代奇才，帮他说话的人太多。
宋神宗也怕落个“杀才士”的恶名。
所以将苏轼在狱中关了四个月就放了出来，但是没有给他平反，而是戴罪流放。
二
大凡遇到这种事，生死关里回来，一般人总要收敛身心，抑制个性，夹着尾巴做人。
但是苏轼何等豪放不羁，刚从狱中出来，就好了伤疤忘了疼。
获得自由当天，走在大街上，就先发了一通朋友圈：
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啅人。
……
寒上纵归他日马，城中不斗少年鸡。
前两句自己安慰自己，说自由的感觉真好，都是文字给我惹了祸。
后来还化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典故安慰自己。
入狱在他眼里甚至变成了一种福分。
这种乐观的精神也是没谁了。
可是后来两句就要命了。
“城东不斗少年鸡”这句，是用了《城东父老传》的典故。
言贾昌少年时因斗鸡取媚皇上，唐明皇将他当做弄臣和倡优豢养起来。
由此讥讽朝中得意小人是倡优。
这句诗传到御吏们耳中，还不知道又要遭到多少暗手。
难怪苏轼做完诗就骂自己：“犹不改也。”
由此“乌台诗案”以后，苏轼受了罪。
在鬼门关走了一遭以后，心有余悸。
所以在他諦贬黄州后，多次对朋友说：“自得罪后，不敢做文字。”
好像是害怕了文字狱，再也不敢写了。
然而文人由于自幼习字行诗成习惯，已经深入血脉，创作的冲动难以抑制。
到达黄州后，不仅没有不写，反而进入了文学创作的高峰期。
只是他没有像其他遭遇政治迫害的文人那样，在感慨时运不济，愤世嫉俗中郁郁一生。
而是在政治失意，身处逆境时，用更为广阔的心胸接受了佛道思想，以及老庄的超脱思想。
也使自己的生命体验和天然情趣融为一体，在审美的观照中获得了精神的超脱和自由。
被贬黄州后，由于俸禄微薄，不足以养活家眷，苏轼卸下当处太守的架子，在城外的东坡开荒种地。
不仅不觉凄凉，还没心没肺的自号“东坡居士”。
他仍然写，但是再也不评古论今，考论是非了。
此后的作品中更多的是对生活的达观和超凡脱俗。
豪迈如《赤壁赋》：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潇洒如《定风波》：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情趣如《惠崇春江晚景》：
“竹外桃花三两枝，江水暧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虽然政治失意，宦海浮沉
但他在被贬之地，泛舟赏景，听曲会友，对酒当歌。
不仅在文学达到了造诣的顶峰，还潜心研究美食。
最著名的便是“东坡肉”，并且饶有兴致的著有打油诗《猪肉赋》：
净洗锅，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
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
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
贵人不肯吃，贫人不解煮。
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他的人生五味俱全。
但他豁达与聪明的天性，将对经历过的生存困境，人生忧患的思考，升华到如何超越生死，超越是非荣辱的人生思辨上来。
在顺境逆境中进退自如，荣辱之间有舍有得；
他宦海沉浮，却依然诗酒人生，清风朗月般高唱大江东去。
他最终看透人生起落，走出了一条豁达，而乐而忘忧的光明的精神之路来。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