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年过节的火车票一直很难抢,不止如此,今年以来的演唱会开了不少,但是每场演唱会的票也都不好抢。在“一票难求”的情况下,不得不和“票贩子”打交道,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黄牛党”。
黄牛党这些年也是很嚣张了,以前只是炒火车票,现在基本是什么火卖什么,从断货的某些必需品,到各种演出的门票,没有他们不涉猎的,只要有需求,就会有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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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牛乃牛之一种,主要用于耕地和拉车,因其敬业的缘故,人们常在“黄牛”前冠一“老”字,形容勤恳工作的劳动者,何以又用来喻指票贩子呢?
票贩子现象不见于文献记载,也不清楚倒票行为始于何时,想来是现代都市文化的一个附生物。按目前一般的说法,把票贩子称为“黄牛”,最初应该形成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时的大都市上海。
票贩子”在北京行话叫“拼缝儿的”,而上海人称之为“黄牛党”,还有更形象的比喻把这类人称之为“票虫儿”。 “黄牛”是旧上海滩的“特色”,已有两个世纪的历史了。
据《方言词典》中解释说,那些责任心差、不履行自己诺言的人通常被人们称为黄牛。黄,在许多地区的方言里,有告吹的意思。而“党”是上海方言里对一些现象划分类别时常用的说辞。
当那些人抢购囤积物资票券时,投机倒把的人像骚动的黄牛群,场面混乱不堪,人们便将这类人称为“黄牛党”。说他们是“黄牛党,,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黄牛一年换两次毛,而且皮硬毛多,和票贩子们非法获取毛利有相似的地方。
《华商报》关于物价狂涨和上海等地发生抢米骚动的报道
在抗日战乱年代,大戏院生意兴旺,也成了社会上不法分子投机倒把的市场。这些人在当时也就是被称为“黄牛党”的一群人。就连星期日,学生减价的票也成了他们抢购的目标、赚钱的好机会,每天票房开始售票他们就混在观众中抢影票,各场次各种等级他们都买。买好后就分给他们的家属,当电影开映前或票房的票已售完时,他们就游荡在观众中间,以比原价高出一两倍的价钱出售。正厅或楼厅的好票,甚至高出三四倍的价钱出售。
观众有的远道而来又急着看电影,买不着票,不管多少钱就向他们买了。每次放映新片售票窗口一升,他们立即就冲锋陷阵与观众赛挤,与同行赛挤。有的人还挤得受了伤,算下来,他们赚的钱有时还比影院赚得多。“黄牛党”以此为生,有的赚了钱还盖起了房子,有的人见有利可图也来干这一行,于是这类人就越来越多,并形成了一种门派。
影院也不是没想过治理这种情况,当时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采取内部售集体票的方式,通知各机关学校到影院订购集体票,保证他们能看上电影,群众团体组织20人以上的都可订购。
但是这样一来,一般群众买票就更加困难,所以意见很大。治安部门也针对黄牛出手,例如没收票贩子的影票,他们就改换在夜深的最后一场倒票,有的观众没有看过这场电影听说好看就来赶最后一场,在票房票己售完的情况下, “黄牛党”又可趁机大捞一把,因为这时警察已经下班了,所以即便他们在门口兜售也不会被警察盯上。
久而久之,“黄牛党”做成了一个特定区域的帮派,划分出特定的领地,新来的人要拜码头,赚了钱还有给头目抽成,不然就不准在这里卖,反抗者就要被打。
作为信息交换,他们还会随时集中在一起研究对策:如何抢购,如何躲避便衣警察。这类人在各家影院都有,社会秩序很难维持。
1930年,南京大戏院
那时上海的十里洋场上曾有一些作家,如汪仲贤、李阿毛,在报上连载一种名为“俗语图说”的文字,如《上海俗语图解》和《洋泾浜图说》,以记录当时流行于上海的一些俗语。今人孟兆臣整理选录了那部《洋泾浜图说》,易名《老上海俗语图说大全》出版,其中就有一则关于“黄牛”的图说。
该《图说》认为:“上海的黄牛党,有组织,也很负责,在电影院门口出卖的票子,虽然价钱贵些,绝不是假票子,一定可以看得到电影。譬如我们到实在弄不到票子时,只要去找黄牛的头脑,他也总有办法给你想的。”
文章因此认为,“上海的黄牛”是和“田间的黄牛”一样“无不负责”的,两者在“负责到底”的精神上完全一致,因此就把他们比喻为“黄牛”了。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关“黄牛”由来的另一种说法。
这些“黄牛党”们发展到后来已经有点社会组织的性质,例如在解放前的上海,鱼市场、大世界和北火车站是上海三大黑暗场所,各帮地痞流氓、“黄牛”、恶霸汇集其间,依仗恶势力,称王称霸。
他们在鱼市场强占硬买,压斤抑价,甚至不付钱。他们往往在鱼市场未开秤(交易)前,抢先进场,上船翻舱(冰鲜海水鱼在船上交易),将优质鱼货霸占一空,人们称之谓“钻舱老鼠”。他们看中的鱼货,装节过秤,一般6折计量(100斤只能算作60斤),甚至还要白拿。鱼行从业人员稍加劝阻,便遭拳打脚踢,人们恨之入骨,但敢怒而不敢言。
据民国时海产运销联合会理事汪云卿亲身经受所诉:1947年7月22日,他运鱼来沪投售。船泊上海鱼市场码头。清晨,将开秤之际,突有“黄牛党'20余人蜂拥登船,钻进鱼舱,恃其人多势强,擅自将鲳鱼、大黄鱼盛节跃舱而出,不讲市价,压价强买,无异抢劫。海产运销会得悉派员同往鱼市场警卫室,警士也无可奈何。汪损失惨重,无力继续经营。
面对严重影响市场正常秩序的黄牛党,民国当局也是想过办法的。
警局骑行队严密监视黄牛党的运动
到后来,黄牛的业务很广泛了,所以 也不仅仅是票贩子那么简单了。薛理勇《上海闲话碎语》的说法,认为“黄牛”在后面发展成差不多像掮客一样的性质。
“掮客”是一些居间介绍买卖以赚取佣金的人,即所谓经纪人。民间对这些经纪人的习称就是掮客。这个习称在晚清的几部小说中已有所见,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八十五回的“是个掮客(经手买卖者之称,沪语也)”、《海上花列传》四十一回的“我末赛过做仔掮客”以及《官场现形记》第九回“上海的这些露天掮客真正不少”等。所以, “掮客”最初指的就是一般经纪人, “露天掮客”则是指那些没有店铺的流动掮客。
《碎语》说,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由英国商人创办的上海证券交易公所最初也是译为“上海掮客公会”的。这是因为,现在翻译为“经纪人”的英语单词“Sharebrokers”,最初就曾被译为“掮客”。
就是这么一群人,一直到今天都在依靠着供需不平衡挣着其中的差价,无论出台什么政策,只要哪里有抢手的东西,哪里就会有“黄牛”。
参考资料:《民国时期曾抓黄牛党游街示众》韩福东;《经济社会生活常识读本》于继;《汉字里的中国》陈璧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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