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你，不光因为你的样子/还因为，和你在一起时，我的样子”，这是出自于诗人罗伊·克里夫特的作品《爱》中的两句诗。罗伊是一个谜一般存在的诗人，任何文献里都找不到关于他的生平介绍，包括他的生卒年，他的国别，甚至有人怀疑他是一个被完全虚构出来的诗人。

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知道了鸡蛋好吃，何必去找那只下蛋的鸡呢？对于一个诗人而言，只要自己所写的诗歌作品，哪怕只有一两个句子流传于世，其他方面就都显得微不足道了。

这首《爱》共有二十几行，而我尤其钟爱一二行这两个句子，不但温情，而且散发着理性的光芒。它所适应的对象，可以是恋人，也可以是父母与子女，甚至可以是世间一切彼此托付相依相恋的事物。比如摆放在窗台上的那个不大不小的花盆，有着精致洁净的白色陶瓷质地，又暗隐几个具有浪漫意味的图案，它一定不是所有品类的花都能盛放。花太艳，必然使它黯然失色，太娇贵，必然使它不堪重负，太普通，又必然让它无辜地背负喧宾夺主的罪名。它可能只适合装下一株吊兰，或者一棵忍冬，素雅清淡，玲珑曼妙，花与花盆相得益彰，相互辉映，呈现出恰到好处的美，仿佛人世间珠联璧合的爱恋。

美好的爱就是这样，彼此都能走进对方的生命，成为一种不可替代的需要，在内心产生一种极其熨帖的幸福感。仿佛有一束光，因为遇见与相爱，便从自己的体内发射出来，将自己的生命照得通亮，让你误以为是对方赐予的光厚待与照耀了你。就如杨绛所言：“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是欣赏、吸引、支持和鼓励，两情相悦。”

钱钟书常说自己是个拙手笨脚的人，是一个生活中的“低能儿”，不善打理日常事务，不会系鞋带的蝴蝶结，甚至穿鞋子常分不清左右脚，筷子也用得不太明白。可就是这样一个男子，从24岁与对方结婚开始，便每天早起为她做早餐，将细腻的心思加入黄油、果酱、蜂蜜里，送她一个充满爱意的清晨，这个习惯保持了几十年。

而杨绛原是不识柴米油盐的大家闺秀，自从她随夫前往英国留学，她便开始悉心照料他的起居饮食，为他洗手作羹汤。回国定居上海期间，在他专心写作《围城》的两年里，她勇挑生活重担，既要外出工作补贴家用，又甘当“灶下婢”，劈柴生火洗衣烧饭做煤球，事无巨细，亲力亲为。

他们既变成了对方想要的样子，也变成了自己极其满意的样子，尽管开始有几分艰难，却又逐渐甘之如饴，并一生无悔。正因为如此，他们牵手走过风风雨雨的六十三年，却依然美好如初见。

换句话说，如果，从来就不愿意作出一些必要的改变，这样的爱是否真实，值得质疑。或者，自己所变成的样子并不是对方所愿意看到的，也不是自己所喜欢的样子，也许，就是一种错爱，需要随时间的流逝去纠正，去更换，直到有一天各得其所，方才安宁。怕只怕，这一生你深爱着对方，又无可奈何让自己变成了面目狰狞、痛不欲生的样子，如同陷入了绝境，这注定是一种悲剧。

又想起多年前那个让我倍感揪心的少年。十七岁的他莽撞、任性、厌学，且性情暴躁乖戾，沉迷在网络世界里无法自拔。他的父亲，一个在外地打拼的普通工人，尽管非常忙，但还是坚持每一周来学校看看孩子。可每一次，在老师那里听到的都是关于孩子的负面消息，他只能在苦口婆心而又毫无用处的训斥中无奈而归。直到有一天，这位近乎绝望的父亲执意将我约到校门口的小饭馆，准备对孩子实施一次孤注一掷的挽救。

少年坐在椅子上，自顾自地吃饭、喝水，神情冷漠，表情麻木，对父亲和我在一旁说些什么一点儿也不在意。终于，父亲忍无可忍，暴怒中一把打下少年手中的碗筷，又顺势将桌上的饭菜全部扫落在地，一阵脆响过后，饭馆瞬间安静。少年的眼中射出了一股凶狠的光来，牙关紧咬，怔了一会儿，就拔腿冲了出去。就在这一瞬，我用极为严厉的语气叫了一声少年的名字。

冲到门口的少年突然顿了一下，回过头来，看了一眼他的父亲。此刻，少年眼中的那个中年男子，满面颓丧，神情落寞，目光哀伤，一行热泪顺着脸颊无声地流了下来。少年呆立在原地好一阵子，才缓缓转过身来，走到桌边，从餐巾纸袋里抽出几张纸来，递给自己的父亲……少年的眼中，热泪盈眶。这个故事的悲剧情节也由此戛然而止。

有时我在想，如果那个少年头也不回地决绝离去，他可能永远不会知道深爱着他的父亲，因为他而心碎的模样。我不知道，这个世上又有多少儿女愿意看着自己的父母，因为处在担忧与绝望的深爱之中而伤心流泪的样子。

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开始，过程与结局却又充斥着人为的戏剧性。“我爱你，不光因为你的样子/还因为，和你在一起时，我的样子”，但愿，我们都因为对方而拥有自己最美好最喜欢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