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一（中国广播民族乐团）
十月中的台北，秋雨连绵。适逢彭修文大师仙逝二十年之际，台北市立国乐团和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两岸同仁共同举办的《舞台巨人》——彭修文作品音乐会在台北“国家”音乐厅上演。
本次音乐会由“北市国”的全体演奏家和三十余位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演奏家共同参演。从两团演奏家的座位安排，节目单的设计，到曲目选择……两个乐团的团长郑立彬先生和张高翔先生为此次音乐会的举办做了大量、精心的前期准备工作。音乐会上半场由张列指挥执棒，以广播的演奏家担纲首席。曲目以时间先后从文革时期的《丰收锣鼓》到八十年代中期的《幻想曲——秦·兵马俑》；下半场由瞿春泉指挥执棒，曲目也是从彭先生早期作品《喜丰收》到后期的《谊之风》、《金陵》。其中兼有配器、改编作品《二泉映月》和《乱云飞》。另外，节目单上还详列了彭先生的创作年表。
10月15日音乐会在台北“国家音乐厅”上演——青砖黄瓦，汉唐城楼式的台北“国家音乐厅”位于自由广场之上，与歌剧厅相对而立，气派辉煌。晚上七点半，音乐会正式开始，音乐厅台上台下座无虚席。
开场曲《丰收锣鼓》，由打击乐演奏家马里领奏。作品是彭先生文革时期为数不多的民族管弦乐作品之一。作品兼有西方复调对比和传统民间“加花”式的即兴发展手法，丰富多彩的打击乐手法将收获的喜庆勾勒、渲染。接下来的《二泉映月》由张方鸣先生演奏，张氏的演奏质朴感人，松弛而大气，尤其高把位內弦的音色控制更是如出于心。张氏的演奏与彭先生的配器相得益彰，令听者品悟人生之余充分领略了大型民乐队的张力和艺术美感。
接下来是《乱云飞》，作品充分发挥了京剧的唱腔特色，将剧中人物起伏跌宕的复杂情感淋漓尽现。京胡领奏是北市国的演奏家张舒然女士，一把京胡将个分别由唢呐、胡琴、笛子和弹拨乐交替“唱”出的腔韵包的丝丝入扣，使人听来一气呵成，荡气回肠。这也充分体现了两岸演奏家在一起多日排练的成果。业内人士都知道：戏曲音乐里面有很多“猴皮筋儿”，这种带有某种即兴性特色音乐是很难通过谱面把握的。而音色纯净、韵味十足的“广播风格”则是由彭先生凭借自己深厚的民族音乐修养与演奏家之间的长期默契形成。
上半场最后一首作品《幻想曲——秦·兵马俑》是彭先生的后期作品，同时也是先生创作生涯进入思想解放时期的标志性作品。作品宏大而不失民族特色，其中巧妙的色彩和声、多情绪变化，多矛盾冲突的思维，更是把民族音乐从赏心悦目提升到心灵震颤的高度。埙独奏的呜咽，配之以加了弱音器弦乐群营造的飘雪寒夜，瑟瑟生风，几令人听“雪”生寒；中胡与柳琴的对话幻境，更将盈泪催下，恸切肺腑。听来，如临其近，如睹其人。值得注意的是一向中和内敛的张列指挥在挥这首作品时也易改其风，大开大阖，情感张弛无丝毫保留。尤其尾声的激情感染力更是爆棚——将作品那种撕心裂肺的问天和呐喊强势宣泄于外。演出后我还特意问了张指为何此次感觉很不一样时，他说：“指挥风格要取决于对作者和作品的理解……。”我想这定是同为作曲与指挥“两栖”专家的张列先生同彭大师之间的隔空契合，人们可以通过作品产生跨越时空的共鸣。
音乐会下半场由瞿春泉先生执棒，各声部首席也调为“北市国”的诸位演奏家担纲。瞿先生极其注重乐队各声部的平衡与音乐的强弱层次变化，提醒演奏家“弱，再弱些”是给人印象深刻的一点。
下半场开场曲是唢呐与乐队《喜丰收》，唢呐独奏部分也由两团青年演奏家周艺翔和林子由共同完成。俩人将独奏的旋律分配的谨然得体，尤其华彩乐段的对句更是极富生活情趣。乐曲声罢，观众掌声雷动，而两位演奏家谢幕之后的一个拥抱再次点燃了台上台下的情感引信，掌声再次响起更加热烈——刹那永恒，这一拥抱令在场的两岸国人情愫杂陈。
下半场第二首作品是《谊之风No.2——宝岛》，这首彭先生为感谢台湾友人所作的组曲。此时、此境、次曲，再合适不过了。这首完成于91年的乐曲采用了《思想起》和《驶剺歌》两首台湾歌谣为素材。引子部分弦乐的颤音一起，犹如一阵海风扑面而来。慢板深沉又充满了回忆，快板极具台湾风格，动感十足，与慢板形成鲜明对比。
音乐会最后以《金陵》交响乐压轴。这首1990年为纪念鸦片战争150年而作的交响曲在台湾不仅是首演，且本场音乐会'怀古’、'秦淮’、'沧桑’三个乐章完整上演。大型民族乐队这一艺术形式本身就在发展之中，而像《金陵》这样多乐章的大型民族管弦乐作品更是彭先生的开拓之举。单从和声和配器角度来说，这时的彭先生可以说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各种变音、不和谐和弦，五六个升降号的远关系转调都行至自然于违和的极至。曲式布局方面，彭先生一方面有意回避了西方古典交响曲四个乐章的的结构特征，而在总体布局方面又大胆借鉴西方音乐。但无论形式上和手法上如何的突破中西又结合中西，其追求的艺术形象和内涵却始终不离中华文化之博大情怀——“旧时燕子，似曾相识，……六代豪华春去也，”这一个个极富儒家文化内涵的标题正是彭先生用民族管弦乐团来表达的核心意象和对祖国大好河山情感的抒发。
曲毕，观众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又分别由两位指挥加演了彭先生编配的《阿细跳月》和《花好月圆》音乐会才圆满结束。
两个乐团亦或是不同的民族乐团的合作是自然和谐，毫无隔障的——无论是前些年由上海民族乐团和广播民族乐团合作的“双城记”音乐会，还是此次的两岸共同纪念彭修文先生的“舞台巨人”音乐会。这都得益于由彭修文先生建立的民族管弦乐团的模式之故——如果说二十世纪上半叶刘天华先生开创了民间独奏乐器专业化的历史，那么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彭修文先生则创建了民乐大型合奏模式并推广到整个华人地区。
“彭修文模式”，并不单指彭修文及广播民族乐团，而是泛指以彭修文及该乐团所代表的中国现阶段的大型民族管弦乐队组合形式和传统的创作模式。这一形式不仅在世界各族人民传统乐器发展进程中是独一无二的，更成为华夏民族音乐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在文化交流等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有深刻影响的作用。
尽管如此，一心探索发展之路的彭修文先生却认为编制的问题还是不要确定的好。说：“编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而创作观念才是最为重要的”。他的这一言论将以创作带动编制发展的广阔空间留给后人。成于斯又不拘于斯，可谓正真巨人的眼光和大师的思维！也足见彭先生内心对民族管弦乐发展期许之高远。
十月台北，秋雨连绵。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与台北市立国乐团共同纪念彭修文大师逝世二十周年的《舞台巨人》音乐会完满落下了帷幕，而以彭先生为突出代表所开创的大型民族管器乐合奏之路才大幕刚起，春风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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