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了五十年讲台，当了一辈子教师，在物质上我一直是清贫的，可是，精神上却是富有的。
我早年教过的学生，有的已经拿了多年的养老金，大部分儿孙满堂，须发苍苍，见了面一个微笑，一声“老师”，让我感到很幸福。我在杨庄高中的时候，离家六十多里，骑自行车回来，路上只要遇到开三轮车拉客人的，我的那个学生，他都要停下车，喊着：“庞老师上车吧。”让我坐进车里，把自行车掛在三轮车后面，把我拉到终点站。次数多了，我不好意思，他都很恭敬地叫着老师，非让我上车不可。我在县城杨庄高中教师之家教复读班的时候，见了一个七三年我教的学生，他在城里开了个理发店，拉着我进去，给我理理发。说：“学生没本事，就会这个，报荅报答老师。”
有一年，我回家乡看望母亲，去街上赶集，一个女生在路边摆摊卖鞋子袜子之类的商品。十多年没见了，一见面，她满脸兴奋，眼放光彩，激动得不得了。说话之间，弯腰拿起两双袜子，递给我，我不要，她硬塞在我的衣服口袋里，盛情难却，我只好留了一双。一次，我在街外的路上走，忽听有人“老师，老师“地叫我，一看，从西边过来一个女生，她高兴地说：“老师，我当奶奶了！”我想我的儿子还没结婚，她倒当上奶奶了。她给我说，下学以后她就结了婚，儿子十六岁时和同村的一个女孩早恋，十八岁当了爹。这个女生上学时曾邀我到她家玩，她母亲对我很好，我一连去了几次。她也不断到我家，妻和她很对劲，能说到一起，原来她俩同岁。她又领着妻到她家，两人差点没结成干姐妹。二十年没见，见了给我报了这个喜。
今年麦天，我从城里回家收麦子，这是我几十年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种的半亩小麦。原本打算收下来就卖掉，可收割机先收小块的，割的有点早，麦粒胖胖的，用手握着还有湿气，还没有“杀身”，没人要。拉回家晒吧，我家没有晒麦子的地方，拉到城里晒，晒干还得拉回来卖，再说我一个人装口袋装车都很难。回来的时候，只作了下午返城的打算，眼看着已到下午的半响，没办法，只好去找邻村一家年年收购麦子的，夫妻俩都是我教过的高中学生。我一说，他爽快地答应了，让他的妻子开一辆三轮车把麦子拉回来晒晒。收过的麦子就倒在地头的化肥袋单子上，到地方她就用大塑料锨往车上装，我也帮助装，她都不让，说您是老师，不能累着了。后来，我去取钱，她告诉我，麦子晒了三天才晒干，有一天夜里还下了雨，他们忙着收起来，第二天又接着晒。卖了差五元不到六百元，她给我拿了六张整钱，我给她掏了五元钱，她不要，说：“您是老师，拿走吧。”我说：“你们给老师解决了大难题，我感谢还来不及，哪能多收钱。”她拒绝再三，我硬是把五元钱放在她的柜台上。
在城里工作的学生，听说我回家侍奉老太太，开车来看我，又把我接到城里和同学相聚。我在外地十多年，师生们长时间没有见面，聚在一起，亲热得很。席间，说起上学时候的新鲜事，更是开心。其实有些事，尤其男女同学之间的，我并不知道，他们提起，如数家珍，其乐融融。他们对老师的热爱，对老师的尊敬，感动得我热泪盈眶。
我在杨庄高中教的那两班学生，一个是高师预备班，一个是实验班，高师班是从全地区九县一镇招的，实验班是从全县选拔出来的。这两个班，我从高一跟到高三，他们的成绩优秀，几乎全都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各大城市。二0一二年，是他们进入杨庄高中的二十周年，这一年的秋天，我去了北京。在北京天津的十多个学生聚集在一家饭店里，举杯祝福老师，并联系其它地方的同学，还有一个在美国的，向老师问好。并且宣布准备把我积了三十多年的文稿结集成书，定名《新竹集》。第二年春天，由他们出资，把书印了出来，有十多个学生为我的书写了文章，收入书的《附录》。书印成后，负责办理的学生，给在全国各地的一百多位同学，每人寄了一本。
学生对老师的尊重，是老师对学生的尊重赢得的。
当老师的首先得把课教好。我当耕读教师的时候，没有教室，没有课本，一块小黑板，一包粉笔，自选教学内容，在树凉荫，山墙下，牛屋里上课，照样很认真。从笔画笔顺教起，横竖撇捺点，先横后竖先上后下，先左后右，先中间后两边……一丝不苟。“教书育人”，只有教好书，才能育新人。知识是学生成长的养分，天天饱吸营养，久久为功，才能长成参天大树。我认为课堂是最神圣的地方。它远比中国的金銮殿，西方的教堂神圣，因为它是传授知识，开启智慧的地方。任何伟大的人物，都离不开知识的培养和熏陶。老师站在讲台上，责任是重大的。
恢复高考以后，当老师的都在费尽心机，千方百计让学生学好知识，掌握知识，运用知识。我的功底不厚，每天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争取讲好每一节课。得到学生的认可，是我的基本标准。也是最高标准。每一个学生，都想考上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自己的人生。他们对老师的要求是很高的，有时甚至是苛刻的。他们如同牛犊，需要喝足奶水，你的奶水不足，他们吃不饱，那是要牴人的。要想讲好课，备课必须下大功夫，第二天的课备不好，是不能离开办公室的。备完课，还要在走路时，入睡前，吃饭中反复酝酿斟酌。课堂上那怕出现一点点纰漏，课后都会反复自责，耿耿于怀。课堂上还要注意方式方法灵活，采用提问，演板，学生读课文等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以启发性和趣味性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习效果。
语文的作业批改主要是作文。在杨庄高中我教两个班，班大人多，作文一收两大摞，我也改得很细。学生作文爱写套话空话，尤其是开头，千篇一律，我都大刀阔斧地删除。有的学生的作文就是“茅草荒”，划掉废话，疏通病句，指出错别字，纠正标点符号……改一篇得费好长时间。批语讲究针对性，用鼓励性的话，说贴心语，让学生感到老师的热情和希望。每篇批语都是一篇小文章。为了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我曾在一个学年内写下八十六篇短文给学生读。教“九二级”的两个班，我要求学生每天写一篇小文章，体裁不限，内容自选，作文课上收起来，当堂阅读批改，选出优秀的在班上读。从高一到高三，三年如一日，锤练了学生的写作基本功。我还经常把自己写的文章给学生读，以启发他们的心智。
我喜欢学生。年轻时，我把学生看作弟弟妹妹，年长了，我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学习好的，给他们创造好的学习环境，寄以厚望；学习差的，我也尊重他们的人格，不仅不看不起他们，反而同情他们，理解他们的客观存在，想办法帮助他们，鼓励他们，用真诚感动他们，使之不自暴自弃。即使所谓的赖学生，我也从不放弃。在金刚学校时，四年级有一个全校出名的调皮学生，经常被老师叫到办公室挨训，被赶出教室罚站。升级后进到我的班，开始他有所收敛，有点小毛病我也不批评他。有一天放学，我让他带我到他家里去，他有些不情愿，但也同意了。一路上，我拉着他的手，扶住他的头，给他说些他喜欢听的事。到家后她母亲以为他又犯错了，我说升级后进步了。然后了解到他哥哥参军两年了，就鼓励他向哥哥学习，将来也当解放军，他很高兴，他母亲还执意留我吃了晚饭。后来我又去他家两次，我们两个玩得很熟。他在我班里一年，我没有批评过他一次，他也没有犯过错。离校后长成大小伙了，见了我老远就下车，先问好，再掏烟。
在杨庄高中，有一个与社会上的赖孩子有联系的学生，有一天下晚自习在班里找同学的事，争吵中拨出了刀子，我正好去教室，夺过他的刀子，扭住他，送到了教导处，可领导已经下班，我就在那里跟他谈话。我到他家去过，他父亲多次到学校给我讲他的情况，他不听他父亲的，甚至跟他父亲动过手。针对他的情况，给他讲道理，他承认了错误，交出了另一把刀子，说我扭他的时候，差点没用这把刀子捅我。我被他的真诚感动了，我俩谈了很久。星期天，他领我到他家，又领我进城在他伯父家住了一夜。我给他说：“你的学习基础比较好，脑子够用，如果努力，一定能考上大学，要珍重自己的前途。”他答应了，还立下了保证。可是学校知道那晚发生的事，准备出布告开除他，征求我的意见时，我把他的态度反映给了领导，领导说他影响太坏，不开除不好说。我坚决不同意，说开除了，社会上就多一个罪犯，不开除，我们就多考上一个大学生。后来他考上了警察学校，毕业后不久，就成了郑州市的优秀警察，还当了侦缉队的队长。
我是杨庄高中九二级实验班的班主任，教了一年之后，我觉得他们大部分天资聪颖，前途无量。为今后两年更好地培养，我决定在暑假进行家庭访问。给校长说了，他很支持。于是我骑着自行车，戴一顶草帽，带一个记有学生住址的笔记本，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对全县境内的学生，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的奔走。烈日似火，汗水湿衣。每到一家，都受到家长的热情欢迎。他们给我介绍孩子在初中时的情况，性格爱好等。我给他们反映学生这一年在校的表现和学习成绩，希望家长和学校配合，把学生送进大学。学生见了老师跟在学校见了不一样，非常亲切。有的还领着我到附近同学家里，一串一小群，说说笑笑，非常融洽。我留心观察家长的年龄，气质，家庭人口，住房，有没有农业机械等。记下了访问笔记，做到了对每个学生的家庭背景心中有数，以便以后有针对性地教育培养学生。
我用了四十三天时间，把全班五十多个学生的家庭走访了一遍。
开学了，学生见了老师分外亲切。师生间的距离拉近了，心贴紧了，班级纪律加强了，整体面貌改变了，学习劲头足了，学习气氛浓了。后来他们几乎都走进了自己理想的大学。
五十年中，六七十年代我教的学生大多没有上大学，他们终身做了农民；后来教的大部分考上了大学，担负着各种社会工作。不管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如何，都在为国家和人民做着贡献。这正是当老师的初衷，加上他们对老师的那种情感，这就是我的收获。
我很富有，我感到欣慰。
（庞全林，西平县杨庄高中退休教师，驻马店市作协会员，在多家刊物发表作品，出版散文集《新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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