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民办教师之前还当过耕读教师。
刚当耕读教师的时候，我的耕读班一没有教室，二没有课本，只有一包粉笔。一块小黑板和我们生产队的十几个孩子。经过将近两年的努力，我有了三间房的教室，一张大黑板，自己动手垒的一堂课桌，五个生产队的三十多个学生，成了有模有样的一个班。这些原本上不起学的孩子，知道自己读书学习来之不易，所以很听话，很努力，我深深地爱上了他们。年终放假，我给他们鼓足了劲，希望他们来年更加勤奋地学习，晚上又召开了家长会。这些家长都是我的长辈，我向他们汇报了学生们的学习情况，他们对我的工作很满意，鼓励我以后把孩子们教得更好。我送走家长，刚到院子里，大队团支书记就过来给我谈话，说刚才党支部会上决定，我不再当耕读教师了。我的满腔热情遇此突然一击，如冷水浇头。漆黑的夜里，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有泪水顺着脸颊怱怱地往下淌。
我知道，我父亲有历史问题，我没有资格当耕读教师。
过了几年，大队学校缺人，开干部会找合适的人选，贫农代表提到了我，说我以前当耕读教师干得就很好。其时，我正在生产队里当会计。晚上开队委会，党支部书记说了这件事，问我是愿意当会计还是当民办教师。说实在，当会计不像当生产队长那样领着大伙顶头干又得罪人，掌管着生产队二百多口人的钱袋子和粮袋子，是人们认为很不错的职务。队委会的人都看着我，那目光是让我留下，我说：“我想当教师。”他们很失望。
这个选择，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民办学校比耕读学校强多了，除了原来的耕读教室，还有两所教室，一间办公室，每人一张办公桌，有时间表，课表，上下课听铃声。学校共有三个年级的学生，上四年级要到街上的学校，给我分了三年级的课。我重新拿起课本站在讲台上给孩子们上课，心里很踏实，干得很有劲。
可是，我心里总感到愧疚：自己不流汗出力，拿生产队的工分，分生产队的粮食，对不住队里的老少爷们。为了做一点弥补，星期天和节假日，只要学校没有事，学区不办学习班，我都到队里去干活。那时人们视粪肥为宝，早晨我也参加了生产队拾粪的队伍，摸黑起来，游几个村子，拾一箩头粪。每天去学校也挑一个粪箩头，来回拾点粪，倒在生产队的粪堆上。
在我们村干了半个学期，我被调到了街上的学校。这个学校原是城南的中心小学，后来办了初中班，有附近六个大队的学生和民办教师，叫联中。联中学生多，老师多，老师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公办教师，这让我的眼界开阔了，有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学校让我当五年级的班主任，教语文课。
民办教师不住校，一天三顿饭回家吃。学校离我家一里多地，风和日丽的时候来回跑着还可以，一遇雨雪天气，道路泥泞，尤其是连阴雨天，走的人多，越走泥越深，穿着胶鞋还得小心地捡地方走。那时每星期一三五晚上政治学习，只要不下雨，不能缺席。开完会回家，我这一路就我一个人，街筒很长，许多人家都养了狗，大多数人家没有院墙，没有大门，狗都卧在外面。正走着，黑暗中冷不丁窜出一条狗，往你身上扑，吓得你毛骨悚然。一个狗咬，其它狗群起响应，围着咬，常常弄得我很狼狈。后来我晚上去学校，就掂一根三尺多长的木棍，以敌挡狗的攻击。我们村后沟北路西，有一个地方叫“罗圈坟”，据说那里很“紧”，黑夜的原野中，我独自经过那里，早早地就心里发毛，为了壮胆，还暗自说没有鬼，怕什么鬼，可脚步还是有些慌，眼睛不敢往那个地方看，头发稍一支楞一支楞的。
这个不分晴天雨天，不分白天黑夜，一个月只有三块钱的工作，使得当时的民办教师队伍情绪很低落。有一次在学区办的学习班上，说起话来，有个老师说哪怕拿一个新兵的钱也行。那时当兵每个月六块钱。不久教育战线掀起了批判教育战线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的运动，叫“反回潮”，宣扬教育无用。弄得学校不敢抓教学，老师不敢管学生，甚至发生了两三起街上的学生家长到学校办公室骂老师要打老师的事情。老师们很气愤，学校领导却不敢露头。学生上学完全靠自觉，有了错老师不敢批评。社会上也都瞧不起民办教师，有的单位的领导说谁不好好干，就让谁去当民办教师。我们学校有三个民办教师放下了教鞭，一个拿起了赶毛驴的鞭子，一个挑起了父亲留下的货郎担，一个回生产队当了会计。能当兵的当兵去了，能当工人的当工人去了。我却丝毫没有动摇，认为谁家都有孩子，有孩子就得上学，上学就需要有人教。从长远看，国家也不会这样下去，教育总会被重视的。后来公社建了一个砖瓦厂，在砖瓦厂组织了一个宣传队，公社抓文教的副书记找到我，要我去砖瓦厂带宣传队，被我婉言谢绝了。
不让抓教学，学校就搞建校。这个学校原来是个寺院，师生们扒了几座危房，准备盖新教室。五年级以上学生轮流运砖和泥打下手，抽出十多个民办教师掂刀垒墙，我也在其中。开工后，每人各把一段，我垒的是西山墙。教导主任拿着尺子杆子来回巡视，谁垒的哪个砖扛线了，哪个砖“瞎缝”了，他都及时指出。一次，我放上一块砖，用瓦刀震一震，觉得不服贴，正好他走了过来，说：“下边有猴子。”我拿起砖，泥里面果然有一个小石头。虽然已经入冬，师生们却干得热火朝天。老师们都很讲究，下班前把自己垒的墙割割缝，用破条帚把墙面刷得干干净净，看谁垒得漂亮。学校安排干活的民办教师中午在公立老师伙上吃饭，每人两个白面馒头，一小碗菜，红薯随便吃。阳历年那天，每人一小碗扣肉，馒头随便吃，我们每个人都吃了五个馒头，五个馒头需要一斤粮票。在师生们的共同努力下，一排十五间新教室站起来了。
学校还组织了宣传队，让另一个老师和我领着。学校不缺人材，宣传队办得还真不错。除了小节目，还排练了正剧，《风华正茂》我演校长，《红灯记》我演李玉和。除了在学校的所在地街上演，还到附近的村子演，很受群众欢迎。有两个三年级的小演员，一男一女，唱腔好，聪明玲俐。我根据他俩外加一个初中女生，写了一个三人小戏曲《送开水》，一演，大受称赞。学校把这个节目报到了文化局，恰好县里正组织节目准备参加地区的文艺汇演，这个小戏被选中了。由我和一个音乐老师领着他们到县里，跟其它参演的节目一起进行了几天统一排练。到地区一演出，两个小孩的戏竟然引起了全场轰动。这样，我的名字就出现在县文化局业余创作人员的名单上。那个参加地区汇演的小男孩被地区豫剧团选中，进了豫剧团。宣传队的另一个初中男生被舞钢区豫剧团选中，进了舞钢剧团。都成了国家的人，吃上了商品粮，在我们那里轰动一时，学校的宣传队也就出了名。以后，我经常参加文化局的各种活动。有一年，我参加了文化局在县城西四十里的杨庄高中举办的文艺创作学习班，来自全县的三十多位学员齐聚一堂，听老师讲课。一个老师讲诗歌创作理论，一个老师讲戏曲创作理论，这些全新的知识深深地吸引了我，他们讲得深入浅出，既有理论，又联系实际，把我领到了一个美妙的艺术知识境界。之后老师又让我们动手写，在班上读着互相听，进行讨论。洪河湾里的杨庄高中，环境优美，空气清新，学校还有一支实力很强的文艺宣传队。在这里的一个月时间，我不仅学习了前所未闻的文学艺术知识，还结识了我们县文艺界的几位名士，开阔了我的视野。
我喜欢当民办教师是因为我喜欢学生。只要站在讲台上，望着几十张生气勃勃的面孔，几十双求知的眼睛，我就感到非常幸福，像演员登上舞台一样，变成了另外一个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知识的传授之中。我到金刚学校接的五一班，四十八个学生，二十四个男生，二十四个女生，其中还有耕读时我教过的几个学生。我和他们很投缘，课下他们像弟弟妹妹一样。学校举行广播操比赛，他们很有集体荣誉感，精神状态好，动作整齐，拿了全校第一。放假时一部分学生非要我和他们一起照合影相，那时全县只有城南街一个照相馆，我们一行人每人买了两角钱的火车票，高高兴兴地坐火车进城照了相。第二年我接的一班学生良莠不齐，三个全校闻名的“赖学生”都在我班里。我没有嫌弃他们，主动和他们亲近，做心灵上的沟通，抽时间到他们家里去玩，见他们的父母，鼓励他们好好学习，长大做有用的人。慢慢地他们都很听我的话，有一个还和我成了好朋友。宣传队里从三年级到初中，各年级的学生都有，他们性情活泼，和他们长时间在一起，没有班级里课堂上的严肃，排练、演出平等相待，亲密无间，共同生活得其乐融融。
七十年代后半期，上级开始重视教育，提倡有条件的大队可以办戴帽初中。我们大队建了一所新学校，办起了初中班，我又回到了我们村。新学校有两排砖瓦结构的房子，教室的桌子是用土坯垒的。我和同事们带着学生修甬路，载花木，然后和泥垛围墙。第二年，老师们又到四十里外的遂平沙河拉沙制水呢板，把土坯桌换成了红砖腿水泥板面的课桌。我们一边搞建校，一边抓教学，三年级以上有早晚自习，老师早晚上班。恢复高考后，高中将要进行首次考试招生。我们提前一年作了准备，给毕业班各科配备了得力的老师，加强了教学和早晚自习辅导。我是毕业班的班主任，在班里给学生鼓劲，希望他们能考上高中或重点高中，将来考上大学，走出农村，走出黄土地，为社会作大的贡献，实现最美好的人生价值。很快，班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浓厚学习风气，好多同学回家吃了饭，就进教室苦学，早晚自习，在一盏盏煤油灯下读背课文作练习题。从初一我就教他们语文，语文基础比较好，我又在写作上下功夫，作文每周写一次，一个作文题写三遍，写一遍改一次，到第三次几乎所有学生都能写得很通顺，写得好的就在班里给大家读。个别理科成绩好，写作差一些的学生，我就面批面改，重点培养。不到一学期，学生们的作文能力有了普遍地提高。其他科的老师，也都各自使出招数，学生的成绩提高很快。功夫不负有心人，中招我们大获全胜。参加考试 的三十二名学生，有四个考上了省重点杨庄高中，六个考上了县重点西平高中，十六个考上普通高中。在全公社我们遥遥领先，就连县完中也比不上我们。
我当民办教师受益最大的是“教学相长”，知识不断地提高。才开始，我连字典都得学着查，因为上学时没有摸过字典。拼音也不行，上小学也学过，但那是老拼音。在金刚联中，我们十来个民办老师，请一位公立老师利用下午课外活动时间给我们上了几堂课才学会。自从进了学校，我从没有放弃过读书学习。报纸杂志、小说，有什么读什么。我向一个同事借了一套《红楼梦》，还借了一套范文斓的《中国通史简编》，又在校外借了一本游国思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复刊，我一订就是全年。坚持读书，让我丰富了头脑，开阔了视野。
有一天，在我们大队蹲点驻队的高中叶校长告诉我，开封师院，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大学，开始招收中文函授学员，要我去报名。我喜不自胜，赶紧跑到金刚高中，找到教导主任报了名。教导主任在我们村驻过队，我们两个很熟，他说招收对象主要是高中教师，民办教师也可以报名 ，但都要通过考试录取。考试在县完中进行，我考得很顺利，只是文言翻译选的是《礼记》中的一段文字，我根据文意上下疏通，只有中间一句没有翻译好。后来听完中参加改卷的陈老师说，这段文言没有一个考生得满分，好多人都没有得分。他对我的印象比较深。
我被录取后，陆续收到了寄来的函授教材，有《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写作》、《文选》以及《天安门诗抄》等许多附加材料。我像一个久饿的汉子，见到了丰盛的饮食，贪婪地饱尝着。除了如饥似渴地阅读，还按时按量完成布置的作业。别人休息的时间，是我学习的时间。有一次学校墙外唱着戏，我一个人在办桌前坐着学习。夜里我总是走得最晚，炎夏灯光炙脸，寒冬飞雪敲窗，我在书的大海中畅游，在知识的高山上攀登。除了自学，上级教育部门还每年多次组织我们听老师讲课，或到县城，或到上蔡、驻马店等地，每次听课我都如禾苗沐雨。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函授教材都是免费提供的，外出开会听课的车旅费、伙食费全由公家报销，我真得感谢那时政府对我们学习的全力支持。
一九八〇年，上级教育部门对民办教师进行考核，考试文化知识，教什么，考什么。语文我考了八十六分，全学区第一，比第二名的七十二分高出了十四分。
一九八一年，国家规定教龄满八年的民办教师可以参加全国统一高考。我觉得机会来了，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报名费只收五角钱，那时的政策真好。报考后我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请假离职复习。从报考到预选到统考，我照常给学生上课，连麦收我也照样参加。我顺利地通过了高考，被驻马店师专录取。
民办教师这个平台，让我有了学习锻炼的机会，有了参加高考的条件，让我走进大学深造，走向了更广阔的知识天地。我感谢社会。还要感谢那位贫农代表，感谢热心肠的叶较长，是他们在关键的时候帮助了我。
（庞全林，西平县杨庄高中退休教师，驻马店市作协会员，在《奔流》等多家刊物发表作品，出版散文集《新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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