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鼐对王渔洋诗学的接受是全方位的，在诗歌教授方面，除了“教后学学诗，只用王阮亭《五七言古诗钞》”外[1]，又遴选近体诗的典范作品，编为《五七言今体诗钞》，以弥补王渔洋《古诗选》只选古诗的缺憾。梓行后不仅被桐城派奉为诗学圭臬，世间也甚为赞许，到同治间即有丹徒赵彦博为作注释，称其“遴择严审，核议精深，洵习诗者之大宗也”[2]。近年的研究，从《今体诗钞》的编撰缘起到批评中的以文论诗倾向[3]，都有所探讨，但关于姚鼐评选所显示的诗学趣向还留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姚鼐《五七言今体诗钞》的编纂，与王渔洋《古诗选》有直接的关系。姚鼐曾评点渔洋《古诗选》，《惜抱轩笔记》卷八还留下了钻研该书的七则笔记。《今体诗钞》卷首的嘉庆三年（1798）自序，首先申明本书的编纂旨趣：“论诗如渔洋之《古诗钞》，可谓当人心之公者也。吾惜其论止古体而不及今体。至今日而为今体者，纷纭歧出，多趋讹谬，风雅之道日衰。从吾游者，或请为补渔洋之阙编，因取唐以来诗人之作采录论之，分为二集十八卷，以尽渔洋之遗志。”虽然也承认渔洋的取舍，“要其大体雅正，足以维持诗学，导启后进”，但同时强调渔洋论诗“亦时有不尽当吾心者”，所以他的评选力陈己见，自信虽“前未必尽合于渔洋，后未必尽当于学者，然而存古人之正轨，以正雅祛邪，则吾说有必不可易者”[4]。那么，其诗论与王渔洋的异同究竟在哪里呢？大体上说，姚鼐论五律多与王渔洋合，同样认为盛唐人以五律为最，“此体中又当以王、孟为最，以禅家妙悟论诗者，正在此耳”。在他看来，盛唐人五律都如禅，只有李、杜两家特异。李白近于仙，“以飞动票姚之势，运旷远奇逸之思”，独成一境；至于杜甫，则“四十字中包涵万象，不可谓少；数十韵百韵中，运调变化如龙蛇，穿贯往复如一线，不觉其多。读五言至此，始无余憾”。逮及中唐大历诸贤，“尤刻意于五律，其体实宗王、孟，气则弱矣，而韵犹存。贞元以下，又失其韵。其有警拔，盖亦希矣”。而到晚唐，“才固愈衰，然五律有望见前人妙境者，转贤于长庆诸公，此不可以时代限也”[5]。如此把握唐代五律的流变，评价唐代五律的成就得失，不能不说是高屋建瓴的、很通达的识见。看到论七律处，始多见姚鼐的独到见解。首先，“尤贵气健”的审美取向便不同于五律。不过这一标准也并不是统摄全唐的，王维即以“能备三十二相而意兴超远”独冠盛唐。至于李攀龙、王渔洋所推崇的李颀，他断言“此一个私好，非公论也”。论杜甫则称“含天地之元气，包古今之正变，不可以律缚，亦不可以盛唐限者”，肯定其超越时代的大家地位。最特异的地方，是对白居易和黄庭坚的看法：“至于长庆，香山以流易之体，极富赡之思，非独俗士夺魄，亦使胜流倾心。然滑俗之病，遂至滥恶，后皆以太傅为藉口矣。非慎取之，何以维雅正哉？”这大体还不越传统评价的藩篱，而到论黄庭坚，就给出了远过于前人的肯定和好评，认为“山谷刻意少陵，虽不能到，然其兀傲磊落之气，足与古今作俗诗者澡濯胸胃，导启性灵”[6]。山谷七律选了25首，仅次于杜甫60首、李商隐32首、苏轼31首、陆游87首，列于第五位，评价不可谓不高。评《登快阁》诗，称“豪而有韵，此移太白歌行于七律内者”[7]；评《题落星寺》诗，称“此诗真所谓似不食烟火人语”[8]，见地甚为独到，不同于历来评论黄庭坚的着眼点。当然，他对山谷七律也不是一味的称赞抬举，评《送彭南阳》诗，便认为“结太浅直，不为佳。江西社中诸公多为此等语所误”[9]，触及黄庭坚对江西诗派的负面影响问题。通过姚鼐对黄庭坚的评价，可以感觉到，桐城诗学到姚鼐这里出现一个转折，由独宗唐贤转向唐宋并举。因姚鼐曾语门人：“镕铸唐宋，则固是仆平生论诗宗旨耳。”[10]研究者都将熔铸唐宋作为他论诗的出发点乃至桐城诗学发展的一个关捩来看待[11]，但实际上，姚鼐论诗非但不像几位前辈那样以唐为本、兼取宋人，甚至还更偏爱宋诗一点，这可能与他早年从姚范学诗的经历有关，更与王渔洋对黄庭坚的推崇有直接的关系。王渔洋是清代最早推尊黄庭坚诗的人，他将程孟阳、钱谦益倡导的宋诗由苏、陆的软宋诗转向黄庭坚的硬宋诗，对黄庭坚地位的提升起了关键的作用[12]。前文曾提到，郭麐称姚范诗在山谷、后山之间，姚鼐晚年也很热衷于黄庭坚诗，同载于郭麐《樗园消夏录》：“吾师姚姬传先生，以古文擅海内，诗亦兼备众长。七古沉雄廉悍，浩气孤行，无所依傍。七律初为盛唐，晚年喜称涪翁，尝谓麐曰：竹垞晚年七律颇学山谷，枯瘠无味，意欲矫新城之习耳。乃其诗云：'江西诗派数流别，吾先无取黄涪翁。’此何为者耶！”[13]姚鼐还评点了山谷诗四卷[14]，足见下过一番钻研功夫，但所得如何，则后人见仁见智。沈曾植曾说：“江西派人说黄陈，桐城派人说方姚，皆耳根上难消受事。然与诋江西、诟桐城之言较，其取舍居然又有雅言伧音之感。”[15]这是颇有保留的评价。但不可否认的是，“自姚姬传喜为山谷诗，而曾求阙祖其说，遂开清末西江一派”[16]。所以，无论就黄庭坚的经典化过程而言，还是就晚清同光体艺术宗旨的确立而言，姚鼐都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他的诗歌创作虽不太为后人所重视，但他对黄庭坚的推崇却通过桐城派的师承传授，成为确立同光体融杜-韩-黄为一体的艺术宗旨的重要驱动力。尽管《今体诗钞》的重心，全在于遴选而不在乎评论，评语寥寥，所用概念也仅深婉、雄浑、真朴、奇气、空逸、奇警、沉雄等不多的几个，但姚鼐的批评仍以“能当于人心之公意”而赢得后人的好评[17]。鲜明的个性，让人清楚地感受到其得力于文章之学的蕴含。林昌彝论及姚鼐对杜甫的评论，说：“少陵近体，五言律四十字中，包涵万象，至数十韵、百韵，运调变化，如龙蛇穿贯，往复如一线。钱虞山《杜诗笺》，于杜诗长律转折意绪，都不能了，所笺亦极多谬论。惟桐城姚姬传五七言近体选，深知杜法。”[18]诗歌从来讲究的是跳跃，腾挪跌宕，语断意连，而姚鼐所着眼的却是转折意绪，与叶燮《原诗》一样，都是以古文章句之法来解诗和讲诗。卷六选杜甫长律37首，评曰：“杜公长律，旁见侧出，无所不包，而首尾一线，寻其脉络，转得清明。他人指陈褊益，而意绪或反不逮其整晰。”[19]自宋代以后，论诗多讲情景典事，而桐城派评诗多讲章法意脉，属于典型的以文论诗之法。沈曾植认为：“惜抱选诗，暨与及门讲授，一宗海峰家法，门庭阶闼，矩范秩然。乃其自得之旨，固有在语言文字音声格律外者。”[20]在他看来，姚鼐的诗学分为两个层次，选诗和讲诗是初级层面，全宗刘大櫆家法，通过语言文字音声格律的讲求，由表入里，循序渐进，篇章字句，规矩井然；而对诗意的体悟则是高级层面，超越语言文字音声格律，而体得其言外之意、象外之境、韵外之致。沈曾植在此虽未就海峰家法略做阐说，但相信与“以文论诗”相关。曾国藩称“惜翁能以古文之法，通之于诗，故劲气盘折”[21]，实际上姚鼐论诗也同样如此，由此可触摸到桐城诗学在刘大櫆和姚鼐之间承传的脉络。当然，这种“以文论诗”的倾向在姚鼐诗论中还只是隐性的存在，要到门人方东树的著作中，它才浮出地表，显示出自觉的理论意识和方法论追求。
[1]姚鼐《与管异之同》其一，《惜抱先生尺牍》卷四。
[2]赵彦博《今体诗钞注略》序，同治刊本。
[3]邱瑰华《从〈五七言今体诗钞〉看姚鼐的杜诗评选》，《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二届全国桐城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韩胜《从〈今体诗钞〉看姚鼐的诗歌批评》，《安徽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谢海林、黄威《姚鼐〈今体诗钞〉的编撰缘起及其经典化考察》，《新世纪图书馆》2011年第3期；李围围《姚鼐〈五七言今体诗钞〉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4]姚鼐《今体诗钞·序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5]姚鼐《今体诗钞·序目》，第2页。
[6]姚鼐《今体诗钞》序目，第3-4页。
[7]姚鼐《今体诗钞》，第332页。
[8]姚鼐《今体诗钞》，第338页。
[9]姚鼐《今体诗钞》，第334页。
[10]姚鼐《与鲍双五》其三，《惜抱先生尺牍》卷四。
[11]周明秀《论桐城派诗论的主要内容及其形成过程》，《文艺理论研究》2002002年第4期。
[12]详蒋寅《再论王渔洋与康熙朝宋诗风之消长》（《罗宗强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9年）一文。
[13]郭麐《樗园消夏录》卷下，嘉庆间家刊灵芬馆全集本。
[14]谭献《复堂日记补录》光绪五年四月十二日：“黄襄男以惜抱评点山谷诗四卷属校，欲为传刻。”
[15]沈曾植《海日楼题跋》卷一，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第40页。
[16]钱仲联《梦苕庵诗话》，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85页。
[17]如林昌彝《海天琴思续录》卷五曾表示：“余极喜桐城姚姬传先生所选《今体诗钞》，其序目论各朝人诗，实能当于人心之公意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69页。
[18]林昌彝《海天琴思录》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
[19]姚鼐《今体诗钞》，第124页。
[20]沈曾植《海日楼题跋》卷一，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第40页。
[21]姚永朴《惜抱轩诗集训纂》序引，黄山书社2001年版，卷首。
排版|邱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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