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家”的境界
吴省钦序赵翼《瓯北诗集》云：“成诗易，成家难；成名家易，大家难。”【1】那么大家又有什么超出常人之处呢？人们首先会想到的就是才能全面，无所不备。号称“诗圣”的杜甫，最主要的特点乃是集大成。元稹论其诗称：
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而后，文体之变极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秾莫备。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利，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文人之所独专矣。【2】
曹丕《典论·论文》就已说过：“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3】但后来诗人鲜有通才，莫不有得有失，有能有不能，独杜甫能够包举众有，兼前人独擅之长。如钱澄之所谓“盖少陵诗凡诗家所各有之长无不具有”。【4】元稹所谓集大成，指的就是这种包容性。大家首先要具备这一品格。
再细加分析，元稹说杜甫“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文人之所独专”，又意味着同时具有掌握古今体制和不同风格类型两方面的能力，这也是大家包举众长的应有之义。高棅《唐诗品汇·七言古诗叙目》叙大家，是就风格而言的：
王荆公尝谓杜子美之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所作，有平淡简易者，有绮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酝籍若贵介公子者。盖其绪密而思深，观者茍不能臻其阃奥，未易识其妙处，夫其浅近者所能窥哉？此子美所以光掩前人后来无继也。余观其集之所载《哀江头》、《哀王孙》、《古柏行》、《剑器行》、《渼陂行》、《兵车行》、《短歌行》、《同谷歌》等篇，益以斯言可征，故表而出之为大家。【5】
高氏此论的旨趣，陈沂即已注意到：“高棅论少陵诗，不列于正宗而曰大家，盖如沧海无涯涘可寻，其间蛟龙以至暇蚌，明珠珊瑚之与砂石，无一不具。”【6】后来胡应麟《诗薮》说：“清新，秀逸，冲远，和平，流丽，精工，庄严，奇峭，名家所擅，大家之所兼也。”【7】也明确地以风格多样性来作为大家区别于名家的特征。清代毛奇龄与友人札云：“曾游泰山，见奇峰怪崿，拔地倚天；然山涧中杜鹃红艳，春兰幽香，未尝无倡条冶叶，动人春思。此泰山之所以为大也。大家之诗，何以异此？”【8】同样用形象的比喻说明了这一点。乔亿《剑溪说诗》：“王、孟，金石之音也；钱、刘，丝竹之音也；韦如古雅琴，其音淡泊；高、岑，则革木之音。兼之者其惟李、杜乎？”【9】无独有偶，巨川江序黄子云《长吟阁诗集》也用乐器之喻来说明这一点：“诗之才有秾有纤，有闳肆有冲漠，如伶官奏乐，笙磬钟镛各工乎一者，谓之名家；无不能无不善者，谓之大家。”他称黄子云诗集“殊非专工乎一者可比：其华贵也，如洛下王孙；其健劲也，如幽燕老将；其都丽也，如汉滨游女；其旷适也，如沧浪孺子；其愤怨也，如湘潭迁客；若乃苍莽浩汗、荒怪窅渺之状，不可得而名矣。”【10】不可得而名，即不名一家，不名一家除了意味着熔铸各种风格，也包括奄有众体的意思，言下是以大家推许。
宋释普闻《诗论》说：“老杜之诗，备于众体，是为诗史。近世所论，东坡长于古韵，豪逸大度；鲁直长于律诗，老健超迈；荆公长于绝句，闲暇清癯：其名一家也。”【11】这便是从体裁的角度作出的判断，姑不论他的结论用于各位作家是否合理，他对“其名一家”和“备于众体”的差别是有清楚意识的，其实就是名家和大家之分。相对于各名一家来说，备于众体就是不名一家，清代诗人尤珍说得最明白：“吾辈作诗或唐或宋，兼而有之，自无不可。不名一家，方为大家也。”【12】因而自宋代以后，论唐代诗人高下，往往也着眼于能否兼备古今体式。陆时雍《诗镜·总论》写道：
世以李、杜为大家，王维、高、岑为傍户，殆非也。摩诘写色清微，已望陶谢之籓矣，第律诗有余，古诗不足耳。离象得神，披情着性，后之作者谁能之？世之言诗者，好大好高，好奇好异，此世俗之魔见，非诗道之正传也。体物着情，寄怀感兴，诗之为用，如此已矣。【13】
他不同意视王维、高、岑为傍户的流行看法，但幷未举出有力的理由，承认律诗有余而古诗不足，恰恰说明诗家一般的看法是有道理的，能否兼备众体确实是衡量作家才能的关键标准。清代诗人王渔洋，世推为一代诗宗，但赵翼却认为“阮亭专以神韵为主”，“但可作绝句，而元微之所谓'铺陈终始，排比声韵，豪迈律切’者，往往见绌，终不足八面受敌，为大家也”。【14】袁景辂《国朝松陵诗征》计东小传述其诗论云：“学诗必从古体入。若先学近体者，骨必单薄，气必寒弱，材必俭陋，调必卑靡，其后必不能成家。纵成家，亦洒削小家，如许浑、方干之类是也。”【15】传统观念认为，学诗由古诗入，做律诗易有气骨；若由近体入，做古诗也柔靡无力。晚唐诗人专攻近体，除了李商隐、杜牧等少数诗人外，大都不工古体，许浑、方干都是只能做近体的诗人，与大家绝对无缘。
前人论大家的包容性，无论着眼于风格还是体裁，都指向作品的艺术效果；如果从作家才性这方面说，就无法区别而只能浑言之曰法度。如纪昀评杜甫《上兜率寺》说：“唐代诸公，多各是一家法度。惟杜无所不有，故曰大家。”【16】而且风格、体制、才性在古代本来就有一个共名——体，所以也有人干脆就用“体”概念囊括风格、体制和才性三方面而言之。【17】蒋湘南《继雅堂诗集序》就是这么说的：“生乎古人之后，当思兼综古人之体，而后可称大家，否则蝉咽螀啼，仅足名别裁而已。”【18】
兼综古人之体，从作家的角度说意味着必须不断突破个人趣味和才能的限度，去掌握新异的东西。如此说来，无所不备的包容性，从另一个角度说也就是不断求变，以穷尽各种变化。前文王夫之推李、杜为大家，即是在这个意义上立论的。明代王世懋《艺圃撷余》也曾指出：“少陵故多变态，其诗有深句，有雄句，有老句，有秀句，有丽句，有险句，有拙句，有累句。后世别为大家，特高于唐盛者，以其有深句、雄句、老句也；而终不失为盛唐者，以其有秀句、丽句也。轻浅子弟，往往有薄之者，则以其有险句、拙句、累句也。”【19】惟其有无穷变态，杜诗才能超越独具一种特色的名家而成其大。后来叶燮更站在诗歌史的高度，由“变”来论述杜诗的包容性，说“杜甫之诗，包源流，综正变。自甫以前，如汉魏之浑朴古雅，六朝之藻丽秾纤，淡远韶秀，甫诗无一不备”，【20】又说：“变化而不失其正，千古诗人惟杜甫为能。高、岑、王、孟诸子，设色止矣，皆未可语以变化也。夫作诗者，至能成一家之言足矣。此犹清、任、和三子之圣，各极其至；而集大成、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惟夫子。杜甫，诗之神者也。”【21】
不光是杜甫，在叶燮看来，文学史上的大作家无不具有包容和变化的特征。“吾尝观古之才人，合诗与文而论之，如左丘明、司马迁、贾谊、李白、杜甫、韩愈、苏轼之徒，天地万物皆递开辟于其笔端，无有不可举，无有不能胜。前不必有所承，后不必有所继，而各有其愉快。”【22】其中杜甫、韩愈、苏轼被他目为诗史上三大诗人，他最推崇他们的地方就在于多样化的创变和无所不备的丰富性。他的门人薛雪也秉承其说，在《一瓢诗话》里指出：“许彦周谓韩昌黎'银烛未销窗送曙，金钗欲醉座添春’，殊不类其为人。可知如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何所不现？大诗家正不妨如是。”【23】
应该说，到明清两代，诗家已有较一致的看法，名家可以各有专诣，大家则必包容众有。如胡应麟所说：“偏精独诣，名家也；具范兼镕，大家也。”【24】或用尤珍的说法则是：“诗有大家，有名家，大家无所不有，名家各极其至。”【25】正因为如此，诗人的写作都想要兼综古今，力求包括众有而不名一家。其意识之强烈，甚至造成洪亮吉指出的适得其反的结果：“诗各有所长，即唐宋大家亦不能诸体幷美。每见今之工律诗者，必强为歌行、古诗，以掩其短；其工古体者亦然。是谓舍其所长，用其所短，心未尝不欲突过名家大家，而卒至于不能成家者，此也。”【26】这从反面说明了后人对名家、大家的认识。
当人们在观念上清楚了名家、大家的界限后，以此衡量诗史上的作家，举凡有很大包容性的诗人，都具有大家的资格。刘熙载论陶渊明曰：“谢才颜学，谢奇颜法。陶则兼而有之，大而化之，故其品为尤工。”【27】陈祚明论庾信之诗曰：“《玉台》以后，作者相仍，所使之事易知，所运之巧相似。亮至阴子坚而极矣，稳至张正见而工矣！惟子山耸异搜奇，迥殊常格，事必远征令切，景必刻写成奇。不独蹔尔标新，抑且无言不警。故纷纷藉藉，名句沓来。抵鹊亦用夜光，摘蝇无非金豆，更且运以杰气，敷为鸿文，如大海洄澜之中，明珠、木难、珊瑚、玛瑙，与朽株、败苇、苦雾、酸风，汹涌奔腾，杂至幷出，陆离光怪，不可名状。吾所以目为大家，远非矜容饰貌者所能拟似也。”【28】陈子龙为绍兴推官时，巡按问以明朝文人谁为大家，对曰：“弇州各体具备。”【29】各体具备为大家，反之则为名家。如王世懋《艺圃撷余》说：“诗有必不能废者，虽众体未备，而独擅一家之长。我明其徐昌谷、高子业乎？二君诗大不同，而皆巧于用短。徐能以高韵胜，有蝉蜕轩举之风；高能以深情胜，有秋闺愁妇之态。更千百年，李、何尚有废兴，二君必无绝响。所谓成一家言，断在君采、稚钦之上；庭实而下，益无论矣。”【30】在以复古模拟为尚的风气下，成一家言已是很高的艺术标准。但就家数而论，它只是最初的门槛，所以朱庭珍说明诗最高者如高启可参于名家，其余都在小家之列。
大家的第二个特征是臻于成熟浑化的境地。这很容易理解，没有一个艺术很幼稚的作家能被视为大家。王夫之评张文恭《七夕》说：“曰雄曰浑曰整曰丽，四者具矣。诗家所推奉为大家者此耳，杜审言自诩以衙官屈宋者此耳，却元来是六代婪尾一无名汉，济南、琅琊切莫轻下口好。”【31】这段话是针对明代格调派的艺术观念而发的，格调派以雄浑整丽为尚，意谓四者具备即为大家，但王夫之说张文恭此诗也可谓四美具备了，却没有人认为是大家手笔。显然，大家之作不是具备某些审美要素即可，更重要的是熔冶这些要素而达到浑成的境地，所以清人潘德舆说：“清赡方可学诗，遒炼方可作诗，超雅方为名家，浑化方为大家。”【32】
浑化或曰浑成是很高的艺术境界，作为总体效果，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首先是作品结构的浑成。潘德舆在评陆机诗时，引谢灵运来作对比，说：“康乐诗虽能造意，然板实处亦多如士衡。康乐之诗千古同赏，目为大家，吾所不解。”【33】谢灵运诗无论从结体的完密还是议论与叙述的融合程度上说，都还留有六朝诗“行文涣溢而漫无结束”和“辞旨不能融畅”的通病，【34】因而潘德舆对陆、谢两家的传统评价差异如此之大很为不解。他的看法有无道理是另一回事，值得注意的是他取消谢灵运“大家”封号的理由为“板实”，也就是结构呆板僵硬，这离浑化的境地不用说是很远的。
浑化既然意味着一种成熟和完成度很高的境界，就必然强调整体的美感和不见雕琢痕迹的自然天成。与小家以局部刻画、雕琢为能事相对照，让人产生大家工于篇、小家工于句；大家不拘细节，小家锱铢必较的印象。谢榛《四溟诗话》载：“都下一诗友过余言诗，了不服善。余曰：'虽古人诗，亦有可议者。盖擅名一时，宁肯帖然受人底呵。’又自谓大家气格，务在浑雄，不屑屑于句字之间，殊不知美玉微瑕，未为全宝也。或睥睨当代，以为世无勍敌，吐英华而媚千林，泻河汉而泽四野。只字求精工，花鸟催之不厌；片言失轻重，鬼神忌之有因。大哉志也！嗟哉人也！”【35】在这里，诗友的见解虽是被否定的对象，但“大家气格”云云却的确是诗家的一般看法。方回《瀛奎律髓》卷十选于良史《春山夜月》，其颔联“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自唐以来传为名句，就连评诗很挑剔的冯班也予以肯定。但查慎行却说“三四句法虽工，终属小巧”；许印芳更进而鄙薄道：“小家诗多如此，其弊至于有句无联，有联无篇。大家则运以精思，行以灏气，分之则句句精妙，合之则一气浑成，有篇有句，斯为上乘。学者当以大家为法，此等不可效尤也。”【36】
说作诗要学大家，固然不错，但诗一旦写到大家的浑化境地，却往往无门径可寻。沈德潜《说诗晬语》论盛唐七古诗，说：“高、岑、王、李四家，每段顿挫处，略作对偶，于局势散漫中，求整饬也。李、杜风雨分飞，鱼龙百变，读者又爽然自失。”【37】这就是名家之有法可寻和大家浑化无迹的差别。《唐诗别裁集》卷五评高适《燕歌行》说得更清楚：“七言古中时带整句，局势方不散漫。若李、杜风雨分飞，鱼龙百变，又不可以一格论。”【38】名家自有一格，而大家则不拘一格。同卷评王维《老将行》又说：“此种诗纯以队仗胜。学诗者不能从李、杜入，右丞、常侍自有门径可寻。”【39】可见大家因浑化无迹，以至无门径可寻，所以也就不可学。这一点后文还要专门论及。
如果只有包容性和技巧的成熟，只是综合别人之长，那么大家即便有丰富的蕴含，也还未显出不可企及的卓绝之处。换言之，如果大家的才能可以被瓜分，各个特点都能被人学到，那就绝不可能有超凡轶俗的品格，不会让人由衷地钦佩。大家必有一种人不可到的独绝之处，才足以出类拔萃，独步一时，这是大家一个最重要的品格。陶渊明诗，沈德潜说“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焉得其性之所近”，但“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40】则是陶公难以企及的地方。杜诗也是，王世贞曾说“国朝习杜者凡数家，华容孙宜得杜肉，东郡谢榛得杜貌，华州王维桢得杜一支，闽州郑善夫得杜骨，然就其所得，亦近似耳”；【41】王渔洋也说“宋、明以来，诗人学杜子美者多矣，予谓退之得杜神，子瞻得杜气，鲁直得杜意，献吉得杜体，郑继之得杜骨”。【42】那么谁能得老杜甫融铸古今的全体呢？王世贞认为只有李梦阳“具体而微”，这恐怕也很难得到赞同。严羽说：“少陵诗，宪章汉、魏，而取材于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43】可以肯定地说，大家的才能即使被十个人瓜分，加起来仍只有九分，剩下那一分自得之妙就是他人不可企及，也是成就大家的独绝之处。清末诗家钱振锽曾与人论西瓜与梨谁为果中第一，说：“仅论味则梨诚不下西瓜，若论性情豪爽，气势横溢，则后矣。此名家大家之分。”【44】的确，梨的甘甜汁脆固然爽口，但这些特点容有其他水果可以比似，西瓜分量的豪爽却是没有哪种水果可及的！此言虽是论水果，却通乎诗理，取譬于大家、名家，自有见地。
大家必须具备他人不可到的独绝之处，是毫无疑问的。同为大家，严羽说：“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沈郁。太白《梦游天姥吟》、《远离别》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45】吴可《藏海诗话》载：“叶集之云，韩退之《陆浑山火》诗，浣花决不能作；东坡《盖公堂记》，退之做不到。硕儒巨公，各有造极处，不可比量高下。元微之论杜诗，以为李谪仙尚未历其藩翰，岂当如此说？异乎微之之论也，此为知言。”【46】又载：“山谷诗云：'渊明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固不同，风味要相似。’有以杜工部问东坡似何人，坡云：'似司马迁。’盖诗中未有如杜者，而史中未有如马者。又问荔枝似何物，'似江瑶柱’，亦其理也。”【47】这都说得不错，问题是肯定大家的独绝之处，是不是与前文所说的无所不备又有点矛盾呢？看来只能理解为，大家必有独绝之处是绝对的，无所不备则是相对的。既然李白、杜甫都有所不能，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严格说起来，大家的独绝之处往往与摆落常规的意识联系在一起。这正是英国诗人爱德华·扬格说的，“成为天才特征的不能规定的优美和现有先例的卓越，存在于学问的权威和法则的藩篱之外”。【48】洪亮吉《北江诗话》云：“诗家例用倒句法，方觉奇峭生动，如韩之《雉带箭》云：'将军大笑官吏贺，无色离披马前堕。’杜之《冬狩行》云：'草中狐兔尽何益，天子不在咸阳宫。’使上下句各倒转，则平率已甚，夫人能为之，不必杜韩矣。”【49】这还只是一般的句法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大家都有逸出规范的胆量。陈祚明评谢灵运《初去郡》，就中间“无庸方周任，有疾像长卿。毕娶类尚子，薄游似邴生”两联，论及诗中的“犯”，说：
诗不可犯。凡景物典故、句法字法，一篇之内，切忌雷同。然大家名笔，偏以能犯见魄力。四语排比者，必须变化，此正法也；四语排比而中一字虚字偏用，一例不嫌其同，此变法也。细而味之，一句各自一意，尚子、邴生虽相似，而一举其毕娶，一举其薄游，字面各异，何尝无变化乎？发端使事，中段、后段不宜复使事，此正法也；发端使事，而中段复使事，且叠用古人，至于四语之多，此变法也。细而味之，发端是以我论古人，此四语是以古人形我，用意各别，何尝无变化乎？【50】
一篇作品内不可犯雷同的毛病，这是诗家常理，但大家却不拘此限。陈祚明首先提出这一论断，然后分析谢灵运这四句排比，说明其句法与取意的同与变；再与起首的用事相对比，分析其用事与用意的同与变。这就揭示了谢诗两联看上去句法雷同，且与开端两句表现手法重复，而实际上因取意不同而自有错综变化的微妙之处——这正是大手笔的气魄力量所在，表面看上去似犯而神格不伤，脉理井然。后来薛雪说：“诗文家最忌雷同，而大本领人偏多于雷同处见长。若举步换影，文人才子之能事，何足为奇？惟其篇篇对峙，段段双峰，却又不异而异，同而不同，才是大本领，真超脱。”【51】正可为陈氏此论作一注脚。诗歌史上的大家，无不有其避常出奇的创举，如王维七律偶有重字，李白五律全无对仗，杜甫七律全篇对仗，韩愈七古的反常句法，苏东坡诗的俚语俗字……虽然其大家品格与这些细节无必然关联，但它们都体现了逸出规范的勇气。这就是叶燮所论作家资质才、胆、识、力四要素中的“胆”，必有此胆然后能伸张其创意，“文章千古事，茍无胆，何以能千古？”【52】
最后还要提到，前人都认为大家必有为而作，这不能说是大家独有的特征，却是大家必具的品质。在这一点上，刘勰的“为情造文”和“为文造情”正是区分大家和名家以降的诗人的标志。名家不脱应酬习气，如大历才子之送行是也；大家既然具备超越的气质，就能不为风气所笼罩，如王渔洋、袁枚拒绝步韵唱酬是也。吴乔说：“明人以集中无体不备，汗牛充栋者为大家。愚则不然，观于其志，不惟子美为大家，韩偓《惜花》诗即大家也。”【53】这正是基于诗必有感而发的观念作出的论断。许印芳评杜甫《萤火》诗云：“大家之诗，必非无为而作，小小咏物，亦有寓意。详味此诗语意，确系讥刺小人，但不可指实其人耳。”【54】也从咏物诗的角度揭示了这个道理。更明晰透彻的论述是张棠荫的说法：“诗有大家、名家之分，深造者类能剖晰，而其所以分者，初不自诗起也。盖名家智尽能索，有意为诗，诗虽工而无所余于诗之外，即已囿于诗之中；若大家则天资之卓、积学之富、抱负之宏，本不徒以诗见长，而有感而动，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章成法立，兴往情来，意之所到，词即达之，笔亦赴之。洋洋大篇可也，寥寥短章可也，不事依傍，其本色也。时亦规模古人，其自验所学，或出以游戏也。惟其无所不有，故能空诸所有，大家之异于名家者在此。”【55】此由有意为诗与有感为诗的不同来论大家、名家之别，不能不说也抓住了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五、“大家”的几个标志
虽然根据上文列出的几点，已足以区分名家和大家的境界。但落实到具体作家，判断仍可能有出入。比如，唐代诗人中凡能开宗立派的，一般都许为名家，但清代申涵光在《青箱堂近诗序》中说：“夫唐自大家、名家而外，亦非一格。如郊、岛之孤僻，温、李之骈俪，元、白之轻便，流弊所至，渐亦启宋之端，然而唐之诗自在也。”【56】这似乎将诸人都排除在大家、名家之外，而其《郑子勉制义序》又说“子勉为诗，似储光羲，浑沦大家”，【57】似乎又以储光羲为大家。那么，古代诗论家对于大家、名家的判断，是否有较一致的标准呢？上文所论大家和名家的区别，都着眼于其所达到的艺术境界，这有时的确很难区划得很清楚。但在批评史上，人们区分大家和名家还有一些外在标志，这些外在标志有时似乎更能说明问题。
如果说上文所论大家的境界，或许名家也幷非不可企及（比如成熟浑化的境地）的话，那么大家有一些特征则是名家不具备的。
首先，大家不可以时代限。朱庭珍《筱园诗话》列举曹植等八人为古今大家，理由便是“不止冠一代一时”。胡应麟《诗薮》论杜甫说：“盛唐一味秀丽雄浑。杜则精粗、巨细、巧拙、新陈、险易、浅深、浓淡、肥瘦，靡不毕具。参其格调，实与盛唐大别，其能会萃前人在此，滥觞后世亦在此。且言理近经，叙事兼史，尤诗家绝睹，其集不可不读，亦殊不易读。”【58】像前人一样，他也感觉到杜甫难以位置的独特性——习惯上杜甫被视为盛唐诗人，可他与盛唐其他诗人都不一样，既是前代诗歌的荟萃，又是后世诗歌的滥觞，无法将他划归于某个时代。在论及杜甫《登高》一诗时，胡因麟也曾说：
杜“风急天高”一章五十六字，如海底珊瑚，瘦劲难名，沉深莫测，而精光万丈，力量万钧。通章章法、句法、字法，前无昔人，后无来学。微有说者，是杜诗，非唐诗耳。然此诗自当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59】
在此他终于挑明了问题的实质：大家必有超越时代的特征，这种超越性来自前文论及的不拘一格的创变意识。朱庭珍《筱园诗话》引朱彝尊之说曰：“王凤洲博综六代，广取兼收，自以为无所不有，方成大家。究之千首一律，安在其为无所不有也！”他认为高启同样也有类似的问题：“自汉、晋、六朝以及三唐、两宋，无所不学，亦无所不似，妙者直欲逼真，可云一代天才，孰学孰似矣。其意亦欲包罗古今，取众长以成大宗，然中无真我，未能独造，终非大家之诣。”由此可知，“诗家工夫，始贵有我，以成一家精神气味。迨成一家言后，又须无我，上下古今，神而明之，众美兼备，变化自如，始无忝大家之目”。【60】这可以说是古代诗论家的一致看法。叶燮曾用造屋来喻说诗歌技巧的演进，到唐代格局体段既成，要更进一境，就只有求变了。他认为只有杜甫能做到这一点，其他盛唐名家如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等仅能自成一体而已，尚不足以语变化。变化是能事之上的“神”，也是修养不可及的境地。大家与名家在此划出界沟：名家能成家数，大家则变化无方，因其变化而超脱时代风气的牢笼。
事实上不止唐代，任何时代都有这种不为时风牢笼的作家。明人《艺海泂酌唐乘》指出：“六朝俳而思促，盛唐俳而气王，七言绝盛唐意足而气随，中晚意工而气索。其绝群拔萃者，又不可以时代差等。”【61】从品第估量的角度说，这些不可“以时代等差”的作家大概都是大家；而从诗史研究的角度说，则大家与名家的差别又可以引出一个带有规律性的假说：大家总超越时代，而名家相对来说更代表着时代的特色。叶燮论六朝至唐的诗史流变，曾逗露这样的见解：“不肯沿袭前人以为依傍，盖自六朝而已然矣。其间健者，如何逊，如阴铿，如沈烱，如薛道衡，差能自立。此外繁辞缛节，随波日下，历梁、陈、隋以迄唐之垂拱，踵其习而益甚，势不能不变。小变于沈、宋、云、龙之间，而大变于开元、天宝高、岑、王、孟、李：此数人者，虽各有所因，而实一一能为创。而集大成如杜甫，杰出如韩愈，专家如柳宗元，如刘禹锡，如李贺，如李商隐，如杜牧，如陆龟蒙诸子，一一皆特立兴起。其它弱者，则因循世运，随乎波流，不能振拔，所谓唐人本色也。”我们看到，这里举出名姓的诗人都是大家、名家级的，而那些“其他弱者”则是不能自成一家的，即朱庭珍所谓“只可统名曰诗人”一辈。叶燮称他们是唐人本色，意味着这些诗人只有唐诗的共同特征而缺乏个性色彩。依理推之，那么也可以说名家级的诗人都是各个时期的本色，亦即代表着不同时期的诗风。刘长卿、韦应物是中唐前期成就最高的两位诗人，通常刘长卿被视为名家，而韦应物则隐然有大家的品位，其辨就在于刘典型地体现了大历诗风，而韦却能超越时体而独标古淡之宗。【62】能不能超越时代，确实是大家、名家所以成立的重要标志。翁方纲论宋人不祖苏而祖黄的问题时，曾指出：“宋诗之大家无过东坡，而转祧苏祖黄者，正以苏之大处，不当以南北宋风会论之，舍元佑诸贤外，宋人盖莫能望其肩背，其何从而祖之乎？”【63】他也注意到苏东坡在宋代正像杜甫在唐代一样，有着难以位置的超越性。由于这种超越性不免与时尚有一些隔阂，便常使得追随者裹足不前。当然，他们同时也意识到自己决不具备企及大家境界的能力。
于是，我们可以指出：大家的第二个标志就是独具天才，非学而能就。古人区别大家名家的差异，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名家可学，而大家不可学。明陈沂《拘虚诗谈》说：“太白长歌，如《蜀道难》之瑰奇，《将进酒》之豪壮，《问月》之慷慨，《襄阳歌》之流动，其才实出天赋，非学而能，当时名家，无与颉颃者。”【64】陆时雍《诗镜·总论》也说：“太白七古，想落意外，局自变生，真所谓'驱走风云，鞭挞海岳’。其殆天授，非人力也。”【65】既然大家的成就非人力所成就，希望通过学大家而臻其境界，从根本上就陷于迷妄。吴乔曾说：“高廷礼惟见唐人壳子，立大家之名，误杀弘、嘉人，四肢麻木不仁，五官昏愦无用。诗岂学大家便是大家？要看工力所至，成家与否，乃论大小。彼挦扯子美、李颀者，如乞儿醉饱度日，何得言家？岂乞得王侯家余糁，即为王侯家乎？”【66】这还只是说学大家不一定就能成大家，通常更为人们认同的看法是大家出于天才，根本就不是可以学得的。所以朱隗劝徐增说，“吾辈当为名家之诗，不当为大家之诗”，理由是大家诗不容易作。徐增慨然曰：“吾愿为其难者。”黄翼圣称他“取精多而用物宏，日变而月不同，必欲升大家之堂、入风雅之室而后止”。【67】其志气不可谓不豪壮，就像前文蒋湘南说的，“生乎古人之后，当思兼综古人之体，而后可称大家，否则蝉咽螀啼，仅足名别裁而已”，然而要做到却很不容易。历史上学者师法大家，往往多宗一人，这已落第二义。如吴乔所说的，“学诗不可杂，又不可专守一家。乐天专学子美，西昆专学义山，皆以成病。大乐非一音之奏，佳肴非一味之尝。子美所以集大成也”。【68】后人虽然意识逐渐清楚，力图博取众长，但限于才力，有时画虎不成，或邯郸学步，最终反落个杂驳不成体的结果。《养一斋诗话》的作者潘德舆曾很无奈地承认：“余诗逃不得一杂字。盖命意甚妄，欲作无不有之大家，而今则幷名家而不能也。”【69】本以大家自期，结果觉得画虎不成，连名家也不能企及。在这一点上，文学天才的成就，与绘画也有点相似。朱焘《北窗呓语》说：“画家宗派不一，究所成就，惟大家、名家两者而已。名家纯任天资，大家全乎学力。”【70】诗歌创作同样如此，名家纯任天资发挥，大家则更济以学力，是天资与学力的完美融合，所以大家的境界常人总难企及。
最后顺便提到，大家即便能够学，也总有一些不拘小节或放肆异常之处，不可学且不必学。胡应麟即认为“大家如卓、郑之产，膏腴万顷，轮奂百区，而硗瘠痹陋，时时有之”，比如“太白多率语，子美多放语，献吉多粗语，仲默多浅语，于鳞多生语，元美多巧语，皆大家常态，然后学不可为法”。【71】陈祚明评庾信〈咏画屏风诗〉其三也说：“结太尖。本谓公大家，有此不妨，不谓可学。”【72】在这一点上，杜甫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明人《艺海泂酌·唐乘》认为：“子美雄深苍老之句，是其本色。其秀丽之句，则淘洗于盛唐，其险拙之句，则是托大恣臆，终是连城之瑕，不可以为大家而效法，亦不可以是而掩其大家。”【73】杜甫不仅有险拙处，还不乏尖新小巧处，接近大历才子乃至贾岛的趣味。如谢榛《四溟诗话》指出的：“子美诗'仰蜂粘落絮，行蚁上枯梨’，'芹泥随燕觜，花蕊上蜂须’，'悲翠鸣衣桁，蜻蜓立钓丝’，'鱼吹细浪摇歌扇，燕蹴飞花落舞筵’，诸联绮丽，颇宗陈隋。然句工气浑，不失为大家。譬如上官公服，而有黼黻絺绣，其文彩照人，乃朝端之伟观也。晚唐此类尤多。又如五色罗縠，织花盈匹，裁为少姬之襦，宜矣。宋人亦有巧句，宛如村妇盛涂脂粉，学徐步以自媚，不免为傍观者一笑耳。”【74】申涵光《说杜》也说《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二首》其二“书签映隙曛”句，“写景极细，他人效之，便入小家”。【75】杜甫又好用经语，刘大勤尝问王渔洋：“少陵诗以经中全句为诗。如《病橘》云'虽多亦奚为？’，《遣闷》云'致远思恐泥’，又云'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之句，在少陵无可无不可，或且叹为妙绝，苦效不休，恐易流于腐，何如？”渔洋答：“以《庄》、《易》等语入诗，始谢康乐。昔东坡先生写杜诗，至'致远思恐泥’句，停笔语人曰：'此不足学。’故前辈谓诗用史语易，用经语难。若'丹青’二句，笔势排宕，自不觉耳。”【76】潘焕龙又指出：“诗中借对，不过意到笔随，后人专以此见长，便成买椟还珠。李玉溪'驻马’'牵牛’、'丁年’'甲帐’，对仗极工，人终讥其獭祭。杜诗'杂耕心未已，呕血事酸辛’，'子云清自守，今日起为官’，'殊锡曾为大司马，总戎皆插侍中貂’，何尝不偶一为之？然究不害其为大家也。”【77】这都是说，大家的某些修辞或作风，偶然为之固不失其身份，但旁人却绝不可学，学之必蹈恶劣结果。
杜甫尽管从宋代即被尊奉为“诗圣”，但诗家幷未盲目崇拜到不能正视其缺陷的地步。【78】沈德潜《说诗晬语》曾指出：“杜诗别于诸家，在包络一切。其时露败缺处，正是无所不有处。评释家必代为辞说，或周遮征引以斡旋之；甚有以时文法解说杜诗，龂龂于提伏串插间者。浣花翁有知，定应齿冷。”【79】话虽这么说，但论者仍常套用“柳下惠则可，吾固不可”（《孔子家语》卷二）的说法替杜甫打圆场。这种说法始于宋人，后来很常见。如孙奕《履斋示儿编》“偏枯对”条云：“诗贵于的对，而病于偏枯。虽子美尚有此病。如《重遇何氏》曰：'手自栽蒲柳，家才足稻粱。’（中略）此以一草木对二草木也。《赠崔评事》曰：'燕王买骏骨，渭老得熊罴。’（中略）此以一鸟兽对二鸟兽也。（中略）大手笔如老杜则可，然未免为白圭之玷，恐后学不可效尤。”【80】范晞文《对床夜语》也说：“老杜诗'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以'终日’对'两边’；'不知云雨散，虚费短长吟’，以'短长’对'云雨’；'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以'生成’对'雨露’；'风物悲游子，登临忆侍郎’，以'登临’对'风物’。句意适然，不觉其为偏枯，然终非法也。柳下惠则可，吾则不可。”【81】胡应麟《诗薮》则指出：“杜七言律，通篇太拙者，'闻道长安曲米春’之类；太粗者，'堂前扑枣任西邻’之类；太易者，'清江一曲抱村流’之类；太险者，'城尖径仄旌旆愁’之类。杜则可，学杜则不可。”【82】这种说法虽遭到叶燮的严厉批驳，但后人终究难以杜绝，就是叶燮的学生薛雪也说：“王荆公好将前人诗窜点字句为己诗，亦有竟胜前人原作者。在荆公则可，吾辈则不可。”【83】
不要说大家的缺陷不能学，就是大家逸出规范的创辟也是不可学的，就像前文所举陈祚明论谢灵运《初去郡》中间两联的“犯”，他最后告诫学者：“能犯者，必有气魄力量足以运之，迹似犯而神格不伤，然后可耳。不则宁以矜慎不犯为得也。”【84】言下之意是说，常人不具备大家的气魄力量，宁可遵循常理，以求变化而避雷同为上。刘克庄则告诫学苏诗的人说：
坡诗略如昌黎，有汗漫者，有谨严者，有丽缛者，有简淡者。翕张开合，千变万态。盖自以其气魄力量为之，然非本色也。他人无许大气魄力量，恐不可学。和陶之作，如海东青、西极马，一瞬千里，了不为韵束缚。【85】
东坡的这种不羁之风，通常认为像李白一样，都是才大的缘故。然而袁枚很不同意，说：“人称才大者，如万里黄河，与泥沙俱下。余以为此粗才，非大才也。大才如海水接天，波涛浴日，所见皆金银宫阙，奇花异草，安得有泥沙污人眼界耶？或曰：诗有大家，有名家。大家不嫌庞杂，名家必选字酌句。”【86】这个“或曰”的说法其实很有见解，指出了文学诗歌史上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大家无所不包，多创变，偶尔难免有粗糙不够圆熟处。相比之下，名家专精一体，功夫纯至，反而很少明显的缺陷。前人其实早已认识到这一点，胡应麟《诗薮》在前引历举古今大家的缺陷，告诫后学不可效法的文字后，又说“右丞、浩然、龙标、昌谷、子业、明卿即不尔，然终不以彼易此”。【87】这便是承认名家某些体裁作品的完成度有时还超过名家，但大家、名家并不因此而易位。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论大家、名家的区别，也曾提到：“许顗彦周云：'东坡诗如长江大河，飘沙卷沫，枯槎束薪，兰舟绣鹢，皆随流矣。珍泉幽涧，澄泽灵沼，可爱可喜，无一点尘滓，只是体不似江河耳。’余谓由上所云，惟杜子美与子瞻足以当之。由后所云，则宣城、水部、右丞、襄阳、苏州诸公皆是也。大家名家之别在此。”【88】近代陈天倪更直接说：“凡属大家，皆有不成句之诗，名家较少。”【89】这倒正好可与英国诗人奥登“大诗人一生写的坏诗很可能比次要诗人更多”的说法相参看。【90】这就是说，大家博而杂，名家精而小，在某种意义上，名家比大家更容易为人接受。日本嘉永元年(1848) 筱崎弼序《张船山诗集》正持这样的看法：“余尝谓大家之诗，犹鲸肉，味非不美，而时有筋骸之难齿决者，然其膏其骨，亦皆为世用，不独以完称焉。名家则河之鲤，九罭之鳟，天下莫不称其美而嗜之。”【91】惟其如此，从师法的角度看，学诗就宜从名家入手，筱崎弼也是这么说的：
诗有大家，有名家，学诗者宜师名家。何也？名家以诗为业，苦心刻意，属对必巧，篇章首尾必齐整，故学者有蹊径之可寻也。大家则大率昌黎所谓“余事作诗人”者，学问该博，经史满腹，诗乃议论文章之溢而发于韵语也。故其豪壮雄伟，虽变化无穷，而读者有高岳断崖、可望而不可攀之叹矣。若西河、竹垞、随园、瓯北，不其然乎？顷者，或人携舶来《张船山诗集》，问余曰：是集嘇称于世焉，欲翻刻而行之，何如？余揽而阅之，则字琢句炼，诸体备具，无一章一解之或不调，不用僻典衒人耳目，乃所谓名人之可师而学者也。【92】
这不能不说是深造有得之言，也与中国古代诗人的看法相吻合。前人主张学盛唐大家由刘长卿入，学杜诗由李商隐入，周济主张学周邦彦词当“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93】无不出于这种观念，究其实也是根于对大家、名家艺术品格的透彻认识。这提醒我们，对诗歌史上那些教人师法二三流作家、由名家小家入手的主张，在艺术趣味之外，我们还要从大家无迹可寻、名家有门可入的角度去理解其师法策略，不能简单地据严羽“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沧浪诗话·诗辩》）之说，以取法乎中而鄙之。
六、结论
综上所论，古代诗论家对大家、名家的差别及判断依据已大致清楚，那么我们或许要问，今天的诗歌评论家又是怎么看的呢？这方面的文献我不太了解，只知道英国诗人奥登在《19世纪英国次要诗人选集》的序言中曾说“一位诗人要成为大诗人，则下列五个条件之中，必须具备三个半左右才行”：
一、他必须多产；
二、他的诗在题材和处理手法上，必须范围广阔；
三、他在洞察人生和提炼风格上，必须显示独一无二的创造性；
四、在诗体的技巧上，他必须是一个行家；
五、就一切诗人而言，我们分得出他们的早期作品和成熟之作，可是就大诗人而言，成熟的过程一直持续到老死，所以读者面对大诗人的两首诗，价值虽相等，写作时序却不同，应能立刻指出，哪一首写作年代较早。相反地，换了次要诗人，尽管两首诗都很优异，读者却无法从诗的本身判别它们年代的先后。
余光中《大诗人的条件》一文曾引述其说，将它们概括为多产、广度、深度、技巧、蜕变，【94】除了多产，其他四点似乎都包含在上文引述的中国古代批评家对大家境界的理解中了。而多产则似乎是个不言而喻的条件，即便是《春江花月夜》的作者、被王闿运目为“孤篇横绝，竟为大家”的张若虚，也没多少人认真视他为大家吧？我们对大家的联想首先是与一定的量感联系在一起的，历史上凡被尊为大家的诗人一定都有较多数量的作品传世，哪怕像曹植、阮籍、陶渊明、庾信这些作品不算太多的诗人，在那个时代也仍是高产的作者。赵翼论查愼行，以为“功力之深，则香山、放翁后一人而已”。【95】古来作诗之多，没有超过白居易、陆游的。查愼行作品之多，亦略相埒。难道赵翼仅仅是震慑于他的作品数量之多，而将他们相提并论吗？倒也不然。他强调：“诗之工拙，全在才气、心思、工夫上见，岂徒以多为贵？且诗之工，亦何尝不自多中得来？正惟作诗之多，则其中甘苦曲折，无不经历，所谓深人无浅语也。”赵翼的说法显然值得深思的。（完）
注释：
[1]赵翼《瓯北诗钞》卷首，《赵翼全集》第4卷，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2]元稹《杜工部墓系铭序》，《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册第2235-2236页。
[3]萧统《文选》卷五二，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本。
[4]钱澄之《田间文集》卷一六，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307页。
[5]高棅《唐诗品汇》，第267-268页。
[6]陈沂《拘虚诗谈》，周维德辑《全明诗话》，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1册第676页。
[7]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84页。
[8]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八引，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3册第746-747页。
[9]乔亿《剑溪说诗》又编，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2册第1127页。
[10]黄子云《长吟阁诗集》卷首，乾隆刊本。
[11]陶宗仪辑《说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尤珍《介峰续札记》卷一，康熙刊本。
[13]陆时雍《诗镜·总论》，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下册第1412页。
[14]赵翼《瓯北诗话》卷九，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3册第1299页。
[15]袁景辂《国朝松陵诗征》，乾隆三十二年爱吟斋刊本。
[16]李庆甲辑《瀛奎律髓汇评》卷四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下册第1635页。
[17]风格、体制的概念，文学理论历来有不同的解释，本文以风格指作品体现的美学风貌，体制指文学体裁特有的艺术要求。
[18]陈仅《继雅堂诗集》，道光二十七年刊本。
[19]王世懋《艺圃撷余》，何文焕《历代诗话》，中册第777页。
[20]叶燮《原诗》内篇上，丁福保辑《清诗话》，下册第570-571页。
[21]叶燮《原诗》内篇下，丁福保辑《清诗话》，下册第574页。
[22]叶燮《原诗》内篇下，丁福保辑《清诗话》，下册第582页。
[23]薛雪《一瓢诗话》，丁福保辑《清诗话》，下册第699页。
[24]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第184页。
[25]尤珍《介峰续札记》卷一，康熙刊本。
[26]洪亮吉《北江诗话》卷四，台湾广文书局1971年影印本。
[27]王气中《艺概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5页。
[28]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下册第1081页。
[29]吴乔《围炉诗话》卷六，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1册第668页。
[30]王世懋《艺圃撷余》，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下册第782页。
[31]王夫之《古诗评选》卷六，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331页。
[32]潘德舆《养一斋集》卷首，道光二十九年刊本。
[33]沈德潜《古诗源》卷七佚名过录潘德舆批，清刊本，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34]黄子云《野鸿诗的》，丁福保辑《清诗话》，下册第852页。
[35]谢榛《四溟诗话》卷三，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下册第1181页。
[36]李庆甲辑《瀛奎律髓汇评》卷一○，上册第327页。
[37]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丁福保辑《清诗话》，上册第536页。
[38]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61页。
[39]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五，第175页。
[40]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丁福保辑《清诗话》，上册第535页。
[41]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册第1050页。
[42]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一六，中华书局1982年版，下册第391页。
[43]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下册第697页。
[44]钱振锽《星影楼壬辰以前存稿·笔谈》，光绪刊本。
[45]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下册第697页。
[46]吴可《藏海诗话》，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册第339页。
[47]吴可《藏海诗话》，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册第339页。
[48]爱德华·扬格《试论独创性作品——致<查理士·格兰狄逊爵士>作者书》，袁可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0页。
[49]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二，广文书局1971年影印本。
[50]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一七，上册第536页。
[51]薛雪《一瓢诗话》，丁福保辑《清诗话》，下册第696页。
[52]叶燮《原诗》内篇下，丁福保辑《清诗话》，下册第581页。
[53]吴乔《围炉诗话》卷一，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1册第475页。
[54]李庆甲辑《瀛奎律髓汇评》卷二七，中册第1155页。
[55]华本松《鸿隐居诗钞》，广州中山图书馆藏稿抄本。
[56]申涵光《聪山诗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
[57]申涵光《聪山诗文集》，第16页。
[58]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第70页。
[59]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第95页。
[60]朱庭珍《筱园诗话》卷四，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4册第2393页。
[61]潘锡恩辑《历代各家论诗丛话》所收，山东省图书馆藏清钞本。
[62]关于这个问题，可详蒋寅《自成一家之体 卓为百代之宗》，《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1期。
[63]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3册第1426页。
[64]陈沂《拘虚诗谈》，周维德辑《全明诗话》，第1册第676页。
[65]陆时雍《诗镜·总论》，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下册第1414页。
[66]吴乔《围炉诗话》卷一，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1册第475页。
[67]黄翼圣《九诰堂诗集序》，徐增《九诰堂集》卷首，湖北图书馆藏清钞本。
[68]吴乔《围炉诗话》卷一，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1册第477页。
[69]潘德舆《养一斋集》卷首论诗，道光刊本。
[70]朱焘《北窗呓语》，古今说部丛书二集，国学扶轮社民国四年铅印本。
[71]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页189-190。
[72]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三四，下册第1129页。
[73]潘锡恩辑《历代各家论诗丛话》所收，山东省图书馆藏清钞本。
[74]谢榛《四溟诗话》卷四，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下册第1215页。
[75]孙微辑《说杜》，《聪山诗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30页。
[76]刘大勤《师友诗传续录》，丁福保辑《清诗话》，上册第154-155页。
[77]潘焕龙《卧园诗话》卷一，高洪钧编《明清遗书五种》，北京图书馆2006年版，第134页。
[78]参看蒋寅《杜甫是伟大诗人吗》，《国学学刊》2009年第3期，收入《金陵生文学史论集》，辽海出版社2010年版。
[79]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丁福保辑《清诗话》，下册第555页。
[80]孙奕《履斋示儿编》卷九，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本。
[81]范晞文《对床夜语》卷二，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册第420页。
[82]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第92页。
[83]薛雪《一瓢诗话》，丁福保辑《清诗话》，下册第709页。
[84]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一七，上册第536页。
[85]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
[86]袁枚《随园诗话》卷一，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3册第11页。《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七《答兰坨第二书》亦云：“说者曰，黄河之水，泥沙俱下，才大无訾焉。不知所以然者，正黄河之才小耳。独不见夫江海乎？清澜浮天，纤尘不飞，所有者万怪百灵，珊瑚木难，黄金银为宫阙而已。焉睹所谓泥沙者哉？善学诗者，当学江海，勿学黄河。然其要总在识。”《袁枚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册第288页。
[87]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页190。
[88]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卷四，康熙刊本。
[89]陈天倪《诗醇补录》，《尊闻室剩稿》，中华书局1997年版，下册第938页。
[90]余光中《大诗人的条件》，《余光中谈诗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页。
[91]张问陶《船山诗草》卷首，日本嘉永三年浪华书肆河内屋喜兵卫等刻本。
[92]张问陶《船山诗草》卷首，日本嘉永三年浪华书肆河内屋喜兵卫等刻本。
[93]周济《宋四家词选·序论》，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94]余光中《大诗人的条件》，《余光中集》第5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294页。
[95]赵翼《瓯北诗话》，《赵翼全集》，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5册第128页。
原载：台湾《东华汉学》第15辑（2012年6月）
（排版：李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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