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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寅|川合康三教授的中唐诗研究

                                 
现任京都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教授的川合康三先生,是当代日本中国学界为人瞩目的优秀学者。

从24岁发表第一篇论文《李贺及其诗》起,川合先生就与中唐诗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显露出不凡的见识。在这篇论文中,他注意到李贺所负担的家计的压力和对家庭的歉疚,从分析李贺的心态入手,指出《昌谷诗》“剌促成纪人,好学鸱夷子”两句所包含的现实生活内容。在感觉方式上,他指出李贺诗中突出的芳、香、馨的嗅觉和湿、冷、寒的触觉表现。嗅觉和触觉在日常生活中都是依存度低的最原始的感觉,因而也是最本原性的感觉,它们一旦被尖锐化,就超越了日常的感觉,而产生自由的感觉联想。他将李贺诗中的通感、代语与现代日本诗人对青年时期心理经验的描自相比较,对李贺的感受方式作出了独到的解释。这篇出自本科生之手的论文,已显露出后来成为作者文学批评特色的某些方面,比如开拓新的研究视角,提出原创性的命题。他后来发表的《语词的过剩》、《“戏”的文学》、《韩愈探究文学样式的尝试》、《中国的诗与文》等论文,也都从独特的角度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

 当然,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比提出问题更重要的是阐释和分析问题的深度。读川合先生的第二篇论文《李商隐的恋爱诗》,我们能感到作者看问题的敏锐和分析的深入。他先从艳诗的谱系着手,通过分析李商隐艺术表现的独创性,得出李商隐由六朝一般性抒情深入到个人化抒情的诗史意义;然后又从内容上,通过与南朝民歌到元稹艳诗的比较,根据他缺乏人称的特征,指出它们不是在明确的恋爱关系中对特定对象表达的恋情,而更像是表现恋爱本身的氛围、情绪,“相思”一词在他的笔下也没有特定的对象,往往是作为恋爱的一般概念来使用的,诗中尽力排除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的具体描写,在另一种形态上体现了和李贺一样的拒绝日常性的意识。这显然是很给人启发的见解,而它不过是作者的硕士论文。后来他撰写的李贺研究论文,讨论李贺的艺术表现和比喻技巧,同样显示出独到的见解和出色的分析能力。张剑在《二十世纪李贺研究述论》中特别肯定了川合先生对李贺诗歌艺术的分析,称“其《李贺和他的诗》一文对李贺重视原始感觉而无视事物固有名称,大胆运用感觉性代词的诗风做了考察。《李贺的表现——以'代词’和形容词的用法为中心》、《李贺和比喻》二文更细腻地分析了李贺诗歌的修辞和用字特色,其剖析之深,语言之美,即使在国内同类论文中亦不多见”(《文学遗产》2002年第6期),我认为是说得很中肯的。

 川合先生的诗歌批评非常注意范式的把握,比如关于李商隐恋爱诗的“爱的形态”,他有这样一个结论:李商隐的恋爱诗通常摒弃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事物,而总在非日常性的氛围中歌唱,这就使他落在一个介于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邈远空间里。与韩偓的艳诗相比,后者具有一种以观照的态度眺望男女之事的模式化的审美意识,以致诗中弥漫着慵倦而甜美的单调情绪,让人感到无聊。而李商隐“爱的形态”则不是被模式化的观念,其价值不如说是朦胧、模糊和不确定性。正因为如此,对被现实与非现实交错的混沌世界所迷惑的他来说,才能成为题材。这种恋爱诗最终不足成为恋爱的赞歌,反倒被痛苦压抑的阴影所掩盖。再对比李白、李贺的游仙诗来看,后者完全脱离现实,具有从天界俯视现实的视点,而义山的幻想诗则相反,视点离不开现实。对他来说,爱的观念即使与现实相对立,作为完全独立于现实的价值观念也还没有定型,因此更接近齐梁和李贺艳诗的特征。经过这一番分析和比较,李商隐恋爱诗的独特范式就凸现出来。他后来发表的《韩愈与白居易》、《韩愈的复“古”志向》两文,也都体现了注重把握范式的特点。这使他的研究总是能从具体的作家、作品分析走向对一个时代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宏观透视,形成自己独有的看问题的方式和眼光。

 最初读到川合先生的论著,我就对他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特点留下深刻印象,这种特点使他思考具体问题时总带着宏观的背景,能在具体的问题中发现带有根本意义的结论,而同时具体的结论又不断累积、丰富着总体的见解,最终形成系统性的宏观论断。写作《李贺的比喻》时,他大概还没形成对中唐文学精神的基本看法,但在个案研究中已逐渐勾勒出一些具体特征,文中提到的李贺对比喻中语言秩序的颠覆,就是很有创见的结论。后来他又在研究韩愈的论文中提出游戏性的问题,在研究白居易的论文中提出语词过剩的问题,在研究中唐诗的论文中提出“奇”和夺造化之功的问题,尽管这些论点都有高屋建瓴的视野,但他所有的发现都是从细致的文本解读中产生的。他常常能从一篇作品、一个艺术表现中发掘出深刻的见解,《韩愈探究文学样式的尝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画记》向来不是中国学者所重视的作品,但川合先生以细致的解读发掘出了不寻常的内容,显出他对文学理解的深度。《终南山的变容》一文,通过分析唐诗描写终南山的视角和写法的变化,揭示中唐诗人把握自然对象的新变。他抓住韩愈《南山》诗,比较其毫发无遗的描写手法与汉赋的相似,指出:“汉赋也是投入大量词汇来再现世界的,不过在汉赋中,被描绘出的世界和作为描绘对象的世界无过与不足,恰好一致。或者说,较之表现眼前存在的世界,应该说用语言传达出已被观念化了的世界才更确切。是以在汉赋中,人的认知和世界实现了令人羡慕的一致。而韩愈诗则是在洞见人之极限的前提下,依然向世界整体挑战,因此通篇显出人和世界的紧张关系。”由此他更进一步断言:“以往共有的世界观到中唐的解体,同时也是诗歌摆脱因袭束缚的解放。文学立足的根基有了质的转变,中唐文人由个人的视角去认知世界,于是构建起了独特的文学。在文学由集团向个人转变的过程中,经历了许多关头,盛唐到中唐的变化也是文学向个体方向迈进的又一个转折点。”不难看出,川合先生在此指出了文学史上一个至今还未被人注意到的很重要的范式演变问题。


 正是这些由个案研究获得的局部认识的积累,逐渐形成川合先生对唐代文学的总体看法。他曾在兴膳宏先生主编《给学中国文学的人》“唐代文学”一章里表达了一个综合性的、抓住问题关键的认识:“诗歌摆脱类型化的抒情与趋于散文化的倾向,以及文章里古文和传奇的出现,文人的创作不偏于诗或文而推及广泛的领域,这些中唐的特征共同显示出,旧有形式已不能适应人的精神领域的扩大。文学从典雅的定型的美,走向追求人的多样可能性,这种质的转变最终为宋代所继承,获得更确定的表现。”如此富有深度的理解不仅贯穿于川合先生的文学批评中,也体现在他对中国文化、对中国古代文人生活的认识中,促使他从前所未有的高度理解中国文人的自我认识方式,并看出中唐时代的文学对于上述认识方式的意义。前者体现在《中国的自传文学》那部篇幅不大却有多方面启示意义的专著中,后者则可以从《文学的变容》、《中国的诗与文》二文约略窥见。1999年,川合先生将历年所作中唐文学研究论文结集为《终南山的变容——中唐文学论集》一书,交研文社出版。这是他多年研究唐代文学的心血结晶,全部22篇论文的时间跨度近三十年,撰著经过都写在后记中。这些论文不仅能从广阔的历史文化和文学史背景中把握具体问题,使具体问题的阐释达到不寻常的深度,更能抓住文学表现的核心,深入阐述作家作品的艺术心理和艺术特征。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将中国古代诗论家视中唐为古代诗史转折点的看法进一步推广到整个古代精神史和文学史,认为中唐在古代文人精神和自我意识方面的许多表现都有特别的意义,这在我看来是最值得听取的深刻见解,相信会给国内的古代文学和文化研究带来一定的启发。

 著名中国学家福井文雅教授,曾在《法国东方学的近况》一文中讲到,他留学法国时听法国年轻学者说:“搜集资料、作索引之类的职员式的工作,由东方人去做吧,从中引出学问的体系才是我们的事。”又说:“日本人为什么要把那些短短的、结论不知要说什么的小论文,急急忙忙地抛出来呢?”(《东方宗教》第30号,1967.10)回顾明治以来的日本汉学,在文学研究方面,似乎给人重视文献考索而轻忽文学自身研究的印象,中国学者提到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也常有长于沉潜考索而短于高明制断的结论。但这是由学科的发展水平决定的,文献研究原是文学批评的基础,事实上自七十年代以后,情况已有了变化,日本新一代的中国文学研究者越来越关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学性问题。原京都大学教授兴膳宏先生、已故早稻田大学教授松浦友久先生,他们的成果都可以说是有代表性的。在当今活跃于学界的学者中,则川合康三教授堪称是代表这种倾向的重要学者。他的论著总是立足于文学的立场,关注文学本身的艺术表现问题,由文学现象深入作家的内心世界,探索其艺术思维的特征,阐明其艺术创作的原理。像论李贺诗的代语问题,论韓愈文学的游戏色彩,论白居易诗的饶舌作风,悉能透过现象洞见更深一层的东西,给人以思考方式的启发。

 我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始与川合先生通信论学,1997年蒙他推荐,受聘为京都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客座教授,讲授中唐诗歌。在旅居京都的一年间,我参加川合先生主持的《御览诗》读书会和“中国古代的文学史观”共同研究项目,对他学术和人品有了更多的了解。像大多数日本学者一样,川合先生也不是个锋芒毕露的人,但他随时流露的机智和幽默感,即使是日常交谈,也能让人感觉到他良好的艺术感觉和敏锐的悟性。他对理论思考的重视以及对学术潮流的敏感,在日本学者中是很少见的。读他的著作,你会感到作者的知识面和学术兴趣都非常宽,不像一般日本学者喜欢守着一个问题挖深井,他的著述既有《隋书经籍志详考》(与兴膳宏先生合著)那种传统学术研究,也有《中国的自传文学》那样别开生面的探索。他丰富的文学史知识——西方的和东方的——使他能从一些细微的地方联想到许多相关的问题,并生发开来,作出综合性的分析。《中国的自传文学》是最早从自传的角度探讨古代文人的自我意识问题的论著,书中所提出的结论引起学界的重视,出版后在日本学术界广受好评。友人蔡毅先生的中译本1999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刊行,书中高瞻远瞩的视野和独到的文本解读,同样受到中国学界的称赞。
 
 2003年,川合先生又将他有关中国古典诗歌题材、典故及情感表现的六篇谱系学研究论文,结集为《中国的Alba——谱系的诗学》,列入“汲古选书”出版。其中《中国的Alba——或论乐府〈乌夜啼〉》一文,讨论类似西洋骑士文学中Alba的一类诗歌。Alba源于古普罗旺斯语黎明一词,指骑士与情人相会,长夜将尽,不得不分别时所唱的别曲。川合先生由Arthur T. Hatto所编“ESO An Enquiry into the Theme of Lover’s Meetings and Partings atDawn in Poetry”一书所举的九首作品入手,又增加汉乐府《有所思》、李商隐《无题》等,最后以《乌夜啼》为中心分析了这类作品的特点,指出由于儒家正统观念的禁锢,这一谱系的作品没能形成一个正式的类型,也没有产生相当于Alba的概念。全书选取的角度十分新颖,随处可见作者特有的细读功夫和不凡见地,读来饶有兴味。的确,即使比起当今许多中国学者的著作来,川合先生的论著也更像“文学”研究,更富于文学的趣味。


 正因为如此,我每阅读川合先生的论文,佩服之余总不免些许怅然。自己研究清代诗学倏忽十年,虽阅读了大量的诗文集和诗文评,但关注的中心是诗歌理论和批评,无形中离文学本身的趣味反似越来越远,对文学的感觉好像也越来越迟钝了。这不能不说是很让人感伤的事。相信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感觉,大概当今研究文学的许多同道都感觉到,虽然名为文学研究者,但我们离文学却渐行渐远。难道我们真的已生活在文学消亡的时代了?

原载《世界汉学》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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