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字数约：3407 字 阅读时间约：4 分钟 本文章节： 01、常见的两类PTSD患者 02、PTSD患者都遭受过叠加性心理创伤 03、多数人眼中的小事也可带来巨大心理冲击 以上为本文的音频，如有需要可点击聆听 常见的两类PTSD患者 在上篇文章里，我们详细介绍分析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主流治疗方式，包括常用的精神科药物，以及认知行为疗法（CBT）和眼动脱敏与再加工疗法（EMDR）对PTSD的疗效。 （回看：如果得了PTSD，有哪些治疗方法可以选？有多大几率能治好？） 文章里还提及，我们晴日心理的诊疗模式不是传统的、主流模式的精神科，也不是传统的心理咨询或者心理治疗，对待PTSD时，我们主要以系统化的深度心理干预为主，但不是上面说的CBT和EMDR。 很多读者好奇，那你们是怎么对PTSD进行干预的呢？临床中，我们接诊的PTSD患者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患者遭受的重大创伤事件很明确，也较单一，患病时间不长，症状还不复杂，主要诊断就是PTSD。 另一类患者则是罹患PTSD已经比较久了，病情不断发展、变化，已经慢性化，而且除了重大创伤事件之外，还遭受过其它方面的叠加性心理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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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患者除了PTSD之外，还往往有抑郁症、双相障碍、强迫症、成瘾疾病的症状，甚至可达到这些疾病诊断标准；这里面有些是PTSD继发的，有些则与其它病理性记忆有关。
还有，如果PTSD拖的时间长了，很多患者会出现人格异常。未成年人患者多见是偏执型人格改变，甚至是反社会型人格改变，仍有一定的自我反省能力。成年人患者则可能达到偏执型人格障碍的地步，严重缺乏自我反省，非常偏执。
当然，如果是学生患者，很多还会出现严重的学习障碍，不得不休学，甚至尝试过复学但失败。学生的要务是学习，如果学习都无法进行了，这会严重打击他们的自信，对康复非常不利。
所以，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分析患者属于哪种类型，也就是作出明确、准确、尽可能全面的诊断。因为两种类型的病情严重度、复杂度不同，具体的干预方式也会有所区别。
另外，这些患者在找到我们之前，往往都已经看过很多精神科大夫，不乏北京、上海、四川等国内顶级的精神科专家，并接受过药物治疗。
如果患者还在服药，那我会建议他们保持，这有利于情绪相对稳定。等到我们的心理干预有明显效果后，再快速撤药。
如果是已经停药的，我们一般不会开具药物，除非患者的症状紧急，又或者严重失眠，我们会适当使用药物控制症状，保障患者的人身安全以及心理干预的顺利开展。
PTSD患者都遭受过叠加性心理创伤
对于第一类PTSD患者，因病情相对简单，我们会直接利用深度催眠下创伤修复技术（TPTIH）修复重大心理创伤，大幅度缓解、甚至消除相应症状。
而根据我们的临床心理干预经验，心理创伤至少可分为4个方面：强烈的负性情绪，扭曲的认知，创伤情景和画面，不适的躯体感受。
而同一个创伤往往会带来几种强烈的负性情绪，如低落、愤怒、恐惧等。每种负性情绪背后又对应有不同的扭曲认知，这都要一一处理。
所以，对于同一个创伤事件，尤其是比较严重的，一次深度催眠下创伤修复往往还解决不了，可能需要进行数次，才能处理得更加深入。
而每一次深度催眠后还要进行认知强化干预，在意识层面引导患者更深刻地认识到创伤带来的影响，要有意识地用积极、理性的认知去取代过去的扭曲认知。
除此之外，后续我们还要进行家庭治疗、消除学习障碍、塑造高逆商等，帮助患者更好地回归正常的学习、生活，并建立越挫越勇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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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对于第二类PTSD患者而言，因为有很多伴发/共病的症状，心理干预过程更加复杂。
首先，如果患者有人格异常，尤其是偏执型人格改变、或者偏执型人格障碍，他们会表现得敏感多疑，固执、偏激，不容易真正相信别人。患者的家属也可能存在这个问题，甚至更严重。
那我们就需花较长时间与他们建立信任关系，提高他们对我们的认可度、配合度。因为深度催眠下创伤修复技术（TPTIH）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患者一定要对催眠治疗师高度认可、配合，否则很难达到良好效果。
而家长高度相信、认可我们，才能把我们的督促和建议听进去，深刻地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孩子才能康复得更快、更好。
所以，我们一般只收治面诊时就对我们比较信任、认可的患者家庭，这样可以省去很多前期建立信任的时间，对双方都有利，效果也更佳。
那初步取得患者、家长的高度信任和认可后，我们还要梳理那些伴发/共病症状与PTSD的关系，判断不同症状的处理顺序。
如果某些症状与重大创伤事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对患者目前有很大困扰，比如严重失眠、经常莫名的失落、焦虑，那我们可能会考虑先利用深度催眠下创伤修复技术（TPTIH）处理这些问题。
当这些症状迅速缓解、甚至消除后，患者和家长往往会非常高兴，对我们的信任度、认可度会进一步增加，患者的情绪更加平稳，也更有康复的信心。这会让后续的心理干预更加顺利。
就算是先处理PTSD症状，修复了重大心理创伤之后，我们还要对这类患者的伴发/共病症状进行处理，包括学习、家庭冲突等很多现实的问题。因为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创伤修复的长期效果会明显受到影响。
比如家庭矛盾，如果父母不能深刻地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继续对孩子造成心理伤害，孩子的情绪剧烈波动时，出现灾难化思维，重大创伤已经被修复的效果就很容易被孩子否定，导致病情的波动。
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就算是上面说的第一类PTSD患者，就是病情比较单一的那种，我们临床实践发现，他们遭受的心理创伤也不是单一的。
因为重大创伤事件发生后，患者还要面对随之带来的现实压力，比如跟父母倾诉时父母不理解，甚至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维权的时候不顺利；遭到周围人的指指点点、嘲笑排挤；因为PTSD的症状而无法上学……这些后续的事情都会带来新的叠加性心理创伤。
还有，重大创伤事件很多人都遇到过，但为什么有的人慢慢缓过来了，有的人却得了PTSD？这与患者的性格特点、抗压能力有关。
而所谓的性格内向胆小、抗压能力弱，这背后往往也与患者成长时期的叠加性心理创伤有关。如果心理干预时间充足的话，我们也会对这个问题进行处理，快速帮助患者重塑积极的性格，后续不再那么容易形成心理创伤。
换言之，从这个角度看，其实并不存在单纯的、单一的重大心理创伤，而是创伤事件前后都有叠加性心理创伤。只是有的人累积得多一些、久一些，伴发/共病的症状就更多；有的人少一些，就主要只表现为PTSD。
在上述创伤修复的同时，当患者的病情有明显缓解，我们会开始指导患者快速减药，甚至最后实现撤药。减药过程中患者可能有情绪波动，这往往意味着有更深层次的创伤浮现出来了，我们会继续深入修复、处理。
多数人眼中的小事也可带来巨大心理冲击
我们在临床实践中发现，有的负性伤害性事件对于很多人来说都算不上大事，也达不到传统的、主流的精神科对于重大创伤的标准，但从症状和心理冲击上说，其就是对患者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创伤，导致PTSD。
举个例子，我们接诊过一个研究生女孩，从小其接受的性教育就极其保守，她觉得性是肮脏的、不好的。青春期后，她开始萌发性冲动，这本来十分正常，但她全都压抑下去了，并且觉得自己很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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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四年，她专心读书，从不跟异性来往，也继续压抑自己。到了研究生阶段，爸妈暗示她要处对象了，还给她介绍一个老家的男孩。
她跟男孩通过手机聊得不错，初步确立了恋爱关系。后来男孩到她读书的城市来看她，她见到真人后有点失望。到了晚上，男孩送她到学校宿舍楼下，并说：“要不要邀请我到你的宿舍参观参观？反正你也说舍友不在”。
这句话让女孩非常震惊、愤怒，恶心，认为男孩是想到她宿舍跟她发生关系。
到底这个男孩有什么目的，我们不得而知，可就算是女孩想的那样，对绝大部分人来说也不至于造成巨大伤害，多半就是发现遇到渣男了，臭骂几句，然后赶紧分手。
可这女孩很快就出现了PTSD症状，反复想起那天晚上的情景，严重时甚至对周围失去了意识，突然眼神呆滞，别人说话她都听不见，还会自言自语、对空气发脾气，好一会儿才缓过来。
后来，她出现了一连串精神心理症状，也没法完成学业了。她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那个男生，一说起那件事就大骂他是“渣男”，非常偏执。
所以，有些负性事件很多人觉得伤害不大，不太在意，但对于某部分人来说“伤害不大，但侮辱性极强”，甚至导致PTSD。为什么会这样？归根到底还是跟每个人的成长背景和经历不同，面对同样事情的感受就会有巨大差异。
这其实涉及到三观的问题。三观没有绝对的对和错，但如果非常陈旧落后、不合时宜或走极端的话，就很容易在现实中遭受心理冲击。
而个人的三观又跟父母的三观、家庭教育方式、时代局限性等有很大关系。所以如果父母希望降低孩子罹患PTSD的风险，除了要有意识地引导孩子塑造高逆商以外，还要觉察反省自己的三观是否理性、积极、与时俱进。
这篇文章简要介绍了我们的系统化深度心理干预如何帮助PTSD患者快速康复，但现实中，我们能服务的患者数量非常少。
对于更多的PTSD患者，如果没法接受我们的高效化诊疗，吃药、做一般心理治疗的效果也不十分理想，到底该怎么办？下一篇PTSD专栏文章，我们会进行分析并提供详细的“自救”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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