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这是一个亘古不老的终极话题，且没有标准答案。
偏偏，有很多患有精神心理障碍的青少年因过早涉猎哲学和历史书籍，他们很爱思考人生的意义。这个话题对于10多岁的孩子来说，实在过于宏大和深刻，要得出比较积极和理性的思考，就必定离不开个人较高的心理成熟度和较丰富的社会阅历。否则，很可能产生歪曲的理解。
其次，青少年精神心理障碍患者在成长过程中遭受过大量的叠加性心理创伤，甚至还可能出现了偏执型人格改变，他们较容易从负面的角度去理解一些哲学思想。
所以，这部分孩子思考人生意义时往往陷入死胡同中；又或者得出“人生是没有意义的”的结论，进而认为“既然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还要学习呢？”
这些青少年患者在接受我们心理干预的初期，很容易就“到底人生有什么意义”与我们发生分歧，很难接受我们对于人生意义的积极阐释。
我们只好先绕过这个话题，尽量让他们觉察到，其认知和观念与其遭受的叠加性的心理创伤有关。随后，我们先针对他们的精神心理症状进行深度催眠下创伤修复（TPTIH），令其病情缓解。
当他们的大部分心理创伤被修复后，对于人生意义的认知会变得更加具有可塑性，一改以往的偏执。此时，我们再去与他们探讨人生的意义时，他们也就更容易发生积极的改变。
所以，顺便也提醒一句，生活中有很多人对待生活很消极、悲观，总认为人生没什么意义。如果读者们有时也有这种感觉，一定要加强觉察：并不是人生真的没有意义，而是你们的一些过往经历、心理创伤，导致你们对人生产生了负面的理解。
不过幸好，心理创伤的疗愈方法不只有深度催眠下创伤修复（TPTIH），日常中很多积极的行为都有助于我们疗愈创伤。比如，有空的时候看一部疗愈系的电影。
最近，我了解到一部“治愈系“的日本电影：《海街日记》。（点击浏览：当你不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看看《海街日记》吧）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四姐妹相依为命，在点滴生活中各自疗愈创伤的故事。
图片来源于电影《海街日记》
大姐、二姐、三姐在幼年时父亲出轨、母亲远嫁。妹妹对父母的印象已经很模糊了，想起来也没有多大感触。而年长的大姐对父母的记忆最深刻，恨意也最深。
因为在她十几岁最该享受青春美好的时候，父亲另结新欢，母亲远走高飞，扔给她两个年幼的妹妹，还有一位年迈的外祖母，令她不得不挑起家庭的重担。
10多年后，父亲去世，她们又接纳了一位同父异母的妹妹——就是这个妹妹的生母当年“抢走”了她们的父亲。
在这样复杂的家庭中成长，姐妹四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心理问题”。大姐爱上了有夫之妇，二姐总是不理智地陷入热恋然后被甩、被骗钱，三姐总显得与同龄人格格不入，特立独行；而小妹则觉得自己的母亲是破坏姐姐们家庭的罪人，很长时间都生活在愧疚之中。
但当她们生活在一起后，在日常琐事和互相的陪伴、磨合中，她们各自的心理创伤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疗愈，心结也慢慢地打开。尤其是大姐，她最终理智地结束了不伦的恋情，也消解了对父母的怨恨。
换言之，她们的心理创伤被时间和生活疗愈了。
为什么有时候时间和生活也是一剂治愈的良药？因为时间给人带来感悟，而看似琐碎的生活能带来很多“小确幸”。
“小确幸”是网络中的新词汇，指的是生活里那些微小的、但给人带来快乐和幸福感的瞬间和事物。《海街日记》并没有讲述了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故事，而是用大量的生活琐事、“小确幸”镜头为观众展现了这四姐妹的真实生活。
现在有的人对“小确幸”非常不屑，认为这是一种文艺青年的矫情，是硬给生活加上一个美好但虚假的滤镜。他们认为生活就是柴米油盐，哪有那么唯美？
其实，“小确幸”只是一个表面的标签，其内在的本质并不新鲜，那就是人们在日常中感受到生活的快乐和意义。很多人都有这种积极的体验，只不过他们往往不能对这种感觉加以描述和觉察。
要想获得有意义的生活，又或者说要想给生活赋予积极的意义，我们都应该具备两个“我”：精神上的“大我”，与现实中的“小我”。
现实中的“小我”日复一日为了生计而奔波，时间长了，难免会疲惫，迷茫，不知意义何在。
此时，若精神中的“大我”能站在一生的高度，去引导现实中的“小我”不为当下所困，才能活得更加理性、超脱。
就像周国平所说的：一个人如果能看到人生的全景和界限，他便能够产生一种超脱的心情。
换言之，用“现实中的小我”来看待问题时，属于一种空间思维，只着眼于当下；而用“精神中的大我”来看待问题时，属于一种时间思维，具有更宏观和长远的视觉，不容易被当下所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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