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是谁”的问题经常不是问题，当别人问“你是谁”的问题时，回答者往往会自报家门，说自己是“张三”或“李四”，但我们稍微往深处想想就知道，“张三”或“李四”不过是一个代号，还不能很好地说明“我是谁”的问题。
不能把名字等同于日常生活中的“我”，因为“我”是一个具体的人，在某个历史方位，某个空间，在做具体的事，而且每个“我”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不过在同一个时间和空间下，可能有无数个“我”在做同样或者差不多的事情，尽管每个“我”有不同的面貌、家庭、出身、性格等，但这些资料还不能很好地把“我”和其他人真正区别开来。按照现在的科学技术上，基本上能够区别每个不同的“我”。不过就算现代的科学技术破解了人类基因密码，难道就能找到“我是谁”的答案了？技术下那个“与众不同”的“我”，不过是生物学意义的“我”，当然不是“我”的全部。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里从社会学的意义阐明“我是谁”的问题。“我”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我”当然是人，但只有在社会学的意义才能说“我”是人，离开了社会（准确来说是社会关系），“我”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每个人的社会关系是不断变化的，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甚至是一次见面、一次交谈，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发展方向，乃至“我”的全部。例如毛泽东在1917年暑假的时候，他和萧子升游学到密印寺，在寺中留宿一晚。游学结束一个月后，毛泽东在写给他的老师黎锦熙的信中谈及此次游学时说，他的收获之一，即确信“救国救民在于找到大本大源，而大本大源在于工农大众”的道理。专家评价，这也可视作毛泽东群众路线的源头之一。至今，密印寺还悬挂着毛泽东当时留下的《归国谣》一诗：“今宵月，直把天涯都照彻。清光不令青山失，清溪却向青滩泄。鸡声歇，马嘶人语长亭白。”古人有“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说法，交流之后有“茅塞顿开”的体会，这反映出人与人交流后，“我”的社会关系发生的变化，这正是“我”的变化。
袁了凡对“我是谁”的问题有切身的体会，第一次是他15岁那年遇上孔公，随后20年，他认为“我是谁”的问题不是问题，因为“我”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吾为孔先生算定，荣辱生死，皆有定数，即要妄想，亦无可妄想”，这可以看做是了凡先生对“我是谁”问题的第一次深刻体会。但他和云谷禅师的一番交流，让他明白到“我”是可以不断变化的，尽管“我”是确定的，但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观念，把正确的观念付之于实践中，让“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我”的改变当然是我的事情，只有“我”改变了，“我”的本质，“我”的社会关系才会发生改变。“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觅，感无不通”。了凡先生清楚，要知道“我是谁”，唯有人文觉醒；如何能够知道“我是谁”，就要具备认识自己的能力、能量，而能力、能量只能通过“扩充德性，力行善事，多积阴德”中来。
关于“我是谁”的问题，有时候不问，自己还清楚，但自己一思考就糊涂了。不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无论他们是否知道“我是谁”的问题，时光都会无情地带走一切，所以归根结底还是要把“我是谁”的问题弄清楚。“我”可能是卑微的，微不足道的；但也可以是大丈夫，也可以超凡入圣。知道了“我是谁”，“我”才可以“不惑”，才能清楚“我”的来处和“我”的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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