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科学——技术时代的社会》[英]M.戈德史密斯，A.L.马凯 主编；赵红州，蒋国华译，科学出版社，1985年。
《科学的科学——技术时代的社会》编者简介
戈德史密斯 (Maurice Goldsmith)是英国科学情报服务处的主任，从事科学的交流和普及工作。他的著作有：他主编的《科学家和你》(The Scientist and You 1959)、《青年科学家之友》(The Young Scientist's Companion， 1962)、《青年物理学家之友》(The Young Physicist's Companion，1962)、《课堂教育机械化》(Mechanization in the Classroom，1963)和《技术的历程》(Careers in Technology，1963).
马凯 (Alan Lindsay Mackay)生于1926年，在昴德尔上了沃尔费汉普顿中学之后，进入剑桥大学。在那里，他是一名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的高年级奖学金获得者。毕业后，曾从事过两年工业研究。之后，他来到了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结晶学实验室作研究工作。他现在是该实验室的一名讲师。除结晶学研究外，马凯还研究科学的组织及其社会关系。为此目的，他曾出访过苏联、印度和日本。
原著封面
《科学的科学——技术时代的社会》内容简介
本书是由世界著名科学家，为纪念贝尔纳的科学学奠基性巨著《科学的社会功能》发表二十五周年撰写的论文集。主要内容是:回顾现代科学技术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历史趋势，检验当年贝尔纳所作的各种预言实现的程度，描述世界各国科学事业的历史转变，总结成功地运用科学的历史经验，并对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科学的预测和展望。文章内容丰富、观点新颖、阐述透彻、思想活跃、文字优美。可供科技领导、科研管理干部、科学学工作者，各大专院校师生及研究生阅读参考。
本书包括15篇与原著有关或受其影响的科学家的论文：贝尔纳其人（C.P.斯诺）；科学家和社会责任（E.H.S. 伯霍普）；科学家和不发达国家（P.M.S. 布莱克特）；发展中国家的科技优先事项（C.F. 鲍威尔）；科学情报的交流（Herbert 科布兰斯）；未来的科学（Peter 科皮查）；科学是国际的（亚历山大·金）；东西方科学与社会（李约瑟）；人类遗传学知识合理的社会应用（J.B.S. 霍尔丹）；论科学研究布局不合理问题（N.W. 皮里）；纯洁人类灵魂的科学（R.L.M. 辛格）；工业的科学（M. Korach）；科学的科学（D.J. 德·S·普莱斯）；二十五年以后（J.D. 贝尔纳）。
《科学的科学——技术时代的社会》出版说明
科学学(Scienceof Science)是一门以科学自身为研究对象的现代科学理论。
如果说，自然界经过了数亿年的进化，才造化出一种自我反馈的方法(即科学对自然的揭示和改造)的话，那么，科学只经历了数千年的时间，就学会了一种自我意识的本领。那就是科学学对科学自身结构及其运动规律的研究与利用。我们今天所谓的“科学管理”，实际上是建立在科学学基础之上的一种软技术。
科学学奠基性著作是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1939年)。这部著作，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它的中译本。现在，我们出版的这本《科学的科学》是贝尔纳学派的一群杰出科学家，为纪念上述科学学经典文献出版25周年所撰写的论文集。该论文集，自1964年问世以来，曾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发行，在全世界影响甚大。日本著名的科学史家汤浅光朝，曾经把《科学的科学》一书，说成是六十年代以来堪称为科学学文献的几本少有的著作之一。《科学的科学》章书中的核心论著“科学的科学”，是美国杰出的科学学家D.普赖斯撰写的。这篇文章曾经在我国科学学杂志上刊登过，是对科学学界和广大科研管理干部影响较大。考虑到我国科学学的学科建设和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决定完整地出版本书的中译本。
本书除极少数错误由译者删节外，基本上是按照1964年伦敦Souvenir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原文翻译的。其中著者简介部分，译者也适当增添了二十年来有关各位著者的新材料。另外，又将马凯收集的“贝尔纳科学成果一览”附于书后，以备研究参考。
《科学的科学——技术时代的社会》编者前言
我能有此机会，为我们这本书的中译本写此简序，心情是极其兴奋的。尤其是中国，她代表着另一个伟大文明，这就更使我喜出望外了。中国人民的文化与我们西方的文化迥然不同，这一点，每每使人们惊叹不止。因此，这本书译成中文，能否表达我们所要说的一切，这是我十分关注的事情。对我来说，中国文字始终有着巨大的魅力。此刻，当我坐下来，细敲微机键盘的时候，我前面的墙上正挂着一幅手工绘制的中国大地图。事实上，这是一幅1666年朝鲜制作的地图，上面布满了注释，其风格甚至在当时也算是古色古风的。我伴随这幅中华大地图，也不知度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而这些时间，我本来是可以用以研究科学的。在长城以北，上面写着“欧洲利玛窦”；在长城以南，有一处标着“石油”!
然而，说实在的，中国到底对欧洲了解得如何? 欧洲又对中国认识得如何呢? 中国人民的内心深处，究竟又是怎么想像欧洲的呢? 诸如此类中欧相互理解和认识的问题，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大课题。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止而这个行星，现在正整个地处于“危急存亡之秋”。
《科学的社会功能》，始终是我们关切的课题。正如我们在本书的序中重申的那样，我曾在贝尔纳的结晶学实验室工作过。我印象很深，那是1963年，我觉得，我们应当以传统的学术方式(即出版一本纪念文集)，来庆祝贝尔纳的巨著《科学的社会功能》问世25周年。为此，我把这个念头告诉了戈德史密斯(Maurice Goldsmith)。此后所发生的一切，均在“科学政策基金会”一文中，作了详尽的叙述。该文最近发表在“科学政策基金会”主办的《科学与国家政策》杂志上。科学政策基金会的组织、方针和经费支持等，均显示了一种特有的不列颠风格，它与任何官办机构迥然不同。而所有这一切，几乎都应归功于戈德史密斯。自那时起直到如今，在这整整二十年间，他一直是这个基金会的创始人和理事长。现在，当我们看到该基金会的影响竟然远及中华大地的时候，我们当然感到由衷的喜悦和兴奋!
我相信，我们编辑的这部纪念文集，时至今日仍不失其重要性。我们能够找到这样一群与贝尔纳本人过往甚密的天才人物来编写这部文集，那是我们的最大幸运。二十年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都早已与世长辞，但有一些，则今犹健在。特别是李约瑟，一位不列颠产生出的最杰出、最博学的人物，他依然和我们在一起。他殷殷盼望着，看到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功满九仞。现在看来，这部巨著与其说是一部个人的作品。倒不如说是一个集体智慧的结晶。
科学学已经取得了稳固的进展，虽然进步速度稍许缓慢了一点。对普赖斯(Derek de Sol1aPrice)的逝世，我们悲痛万分。正是他，为我们这本书起了《科学的科学》这样的大名。由于他的影响，世界各地才陆续创办了许多期刊和杂志，更稳步而又专门地来继续研究科学学这门科学。科学家与国家的关系诸问题，至今犹未解决。孔子的许多教导，恰恰都与下述问题颇有关联，即技术顾问们应当怎样才能把他们的咨询建议，转而变成实际的政治决策。《科学的科学》的诸位作者，在他们各自不同的领域里，都是些名望卓著的人物。他们对上述这个问题，都富于思想，且研探良久。
我们这部文集已经度过了二十个春秋了。我们自己则都已岁入古稀，皆己与愤世嫉俗之辈为伍。科学家为政治家们提供的武器，已经越来越多，而其中只有很少几位麟凤，抵御住了去做技术上可行、而其社会后果又不堪设想的事情的诱惑。如同三十年代贝尔纳撰写他的巨著时那样，现在科学能为人类社会做的，和它实际上已为人类社会做的之间，依然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急迫地需要科学家们明白，上述他们所不得不面临的形势，确确实实地存在着。放射性决不是一种可以通过花言巧语便可消除的现象，而是一种顽强地存在着的确凿事实!
在英国，我们现在正在度过一段最最难熬的时期，瞻念前程，忧心忡忡。人们曾说，“四海之内皆兄弟”，而今则“四海之外”也都是兄弟了。核战争对整个世界都将是一场可怕的浩劫。我们决不能让它发生。不过，我们有些“老兄”，是很难对付的。科学家形成了一个唯一的共同体，正是这个科学家共同体，对上述危险洞若观火。他们本身乃是构成世界大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应当去影响各种政治事态，力争世界有个更好的未来。这是历史赋予科学家的伟大历史责任。我们在伦敦，向中国科学学家们致意敬礼!
马凯 (Alan Lindsay Mackay)
1984年10月，于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
《科学的科学——技术时代的社会》序（M.戈德史密斯，A.L.马凯）
J.D.贝尔纳的巨著《科学的社会功能》，首次出版于1939年1月。本书的副标题：“科学是什么? 科学能干什么?” 概括了全书的主题。这部巨著的重要意义，很快被全世界所公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书曾再版过四次。1946年，它又一次再版。此后，它被译成日文、阿拉伯文和几种欧洲文字，其影响是超乎寻常的。
那时候，许多科学家，有的卷入了战争，有的被关进德国的集中营。当时，他们有机会讨论战后的世界局势，而没有可能去实践贝尔纳对科学的功能和潜力所做的分析。《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所提出的一些思想，正是在大战期间和战争末期那股高涨的热情中逐步酝酿成熟的。这种热情显然来自对战后必定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乐观估计。在法国，彻底重建各种科研机构的任务，要比英国重得多。在那里，新科研机构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贝尔纳。既归功于他这本著作，又归功于他亲密的私人联系。在许多国家里，只要那里的科学需要重建，就都有类似情况。
今天，甚至历史学家也不怀疑，科学已经是形成我们的生活方式，并且决定我们的未来的主要因素之一。自1939年以来，人们花在科学上的经费和精力，也许相当于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用于科学的全部费用的三倍。因此，很难说二十五年前人们关于科学在人类生活中重要性的无知状况，现在究竟有多大的改善。难道不是这样吗? “大破坏”与“大萧条”之间那种粗野的对抗情况，难道不清楚地表明了，许多人类社会的规律，至今还未被认识吗? 荒诞不经的和理想主义的观点比比皆是。它安慰着那些象他们的祖先一样感到自己是受着各种盲目的、邪恶的和不可控制的力量所支配的人们。
现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的许多结论，虽然远未成为人们普遍遵循的原则，但却已成了日常生活计划设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说，今天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到巨大的人力资源的白白浪费，都拒绝在战争中毫无价值的大批伤亡的话，那么，一部分原因，正是贝尔纳帮助了我们。他使我们懂得了科学还有不能控制的一面，并认识到人类的活动是能够进行理性的定量分析的。
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的开头，就对科学的特性进行了透彻而又细微的描述。他考察了英国和其他国家科学的组织情况，考察了科学在教育中的情况，以及科研的效率、科学的应用、科学与战争、世界科学等问题。他运用现有的统计数字和证据，对上述问题作了尽可能详细的定量分析，因为那一时期的文件资料是非常完善的。接着，作者又仔细地探究了提高科学水平的方法，如科学家的培训，科学研究的改革，科学交流，科学经费，科学发展战略，科学为人类服务，科学和社会改造，科学的社会功能等等。作者对这些部分都作了科学的考察，并象研究生物机体一样，研究和揭示了科学的结构和作用。正如普赖斯(D.J.de S.Price)在他的论文中指出的那样，《科学的社会
功能》产书是一项先行工程，它奠定了我们现在称之为“科学学”这一学科的基础，这就是以科学自身的方法研究科学本身。现在这一点，不论从问题本身来看，还是从哲学上看，都是重要的，因为它是主体和客体互相交叉的又一例证。
《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有许多章节都引起了直接的影响，后来贝尔纳本人和其他人又对它们作了详尽的阐述。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科学文献方面的研究，对此科布兰斯在他的论文中作了概述。1939年，贝尔纳在这一领域的观点是革命的，因此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以后都受到了一些专家的拒绝。然后每一次成功，又都使贝尔纳的观点得到了更广泛的注意，并产生....（略）
....... “魔鬼”这个“老对手”是最难对付的。虽然我们可以期待，心理学总有一天会变成“硬科学”，但这种进程是很艰巨的。在处理不发达国家，特别是象印度这样的文明古国的问题的时候，主要考虑的显然是那些不合理的社会问题。如果这种情况在那里表现十分明显，那么人们必须懂得，它是以更加复杂的形式，在我们自己的社会里表现出来的。
这本书是为出版者准备的。其实，贝尔纳在液体结构、大陆漂移、陨星上生命存在的条件、塞浦路斯的民族仇恨、科学家从英国移居出来等问题上，都进行过艰苦的工作。还有，他对他所提出的很多问题也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贝尔纳的不朽著作《历史上的科学》第三版的工作，是在间歇时间里断断续续完成的。
我们收入本书的论文，只能反映贝尔纳整个影响的一小部分。例如，我们缺少一篇论科学在教育中的论文。我们尤其高兴的是收到了霍尔丹的来稿。《人类遗传学知识合理的社会应用》一文写到千把字的时候，作者面临了一个抉择：是进医院做大手术呢? 还是继续把论文写完。我们尊重他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合理的安排。我们的耐心由他后来完成的论文得到了证明。
我们应该向所有撰稿者致以谢意。他们以极高的速度致力于本书的撰写工作，要知道本书首次议定出版，只不过是1963年11月的事。现在它的问世，公开表达了我们大家对贝尔纳怀有的友谊和尊敬。我们希望它有助于证明，贝尔纳在他自己要做的科学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我们还要说几句话，赞扬他的出色的秘书琳梅尔(AnitaRimel)小姐，如果没有她的耐心、聪明和友谊，本书是难以问世的。
我们正在精心设想使《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的影响继续扩大。本书的稿费将用来创建一个“科学学基金会”，基金会的宗旨乃是促进对科学自身的认识，尤其是要认识在研究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时科学方法的应用，为了这一目的，基金会要：
为出版这本书，成立了一个顾问小组，其成员是斯诺、普赖斯、贝尔纳和一些其他编辑。
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向我们灌输了新思想，激励着我们去观察，去研究。二十五年之后，我们终于认识到了，这种激励开扩了我们的思路，并促使我们去改变表面上看来不可改变的一切。
《科学的科学——技术时代的社会》目录
《科学的科学——技术时代的社会》译后记
“希望一切....人都能够象我一样幸运地赞扬一位富于青春力量的老年人，这位老年人以对真理的热情和严肃的态度来欢迎时代的每一种进步。”
这是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怀着“弟子的崇敬之意”，献给威斯特华伦的一段献词。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当做一束小花献给贝尔纳，献给以他为首的一群科学学先辈们。虽然他们之中有的已经长眠于地下(特别是尊敬的D.普赖斯教授刚刚下世)，但是，趁出版中文本《科学的科学》这一机会，借花献佛，也许是纪念他们的极好方法。
我们相信，每一个正直的人，只要读一读这部二十年前就已经畅销于世的科学学名著，都会由衷地感到，贝尔纳这一群科学家，“充满了令人深信的、光明灿烂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只知道能激起世界上一切心灵的真理，而从不为倒退着的幽灵所拖曳着的阴影所吓倒”。无论在战火纷飞的第二战场上，还是在轰轰烈烈的帕格沃什运动中; 无论在军国主义的威胁下，还是在新殖民主义的迷雾里，他们都是一群现代科学王国里的普罗米修斯。
当傲慢的西方人，陶醉于白色人种的优越感时，他们以一种最诚实的科学态度，向人们指出，古代东方文明的光辉，尤其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当富裕的西方人，以一种慈善的眼光，去看待不发达国家的“外援”请求时，他们凭着一颗纯洁的科学良心，道破了“外援”的历史真谛。它不过是归还“西方在接受东方经验技术伟大传统这一古老赠品时所欠下的一批“债务’”而已。
当清高的学者津津乐道地谈论什么“为科学而科学”的时候，他们以一种难能可贵的科学精神，指出科学的巨大社会功能，指出“通过科学而实现的国民经济增长，必须依靠科学研究和开发研究”。
当浮浅的学者窃窃私语地讥讽“科学的科学”是什么“智力乱伦”的时候，他们用一种令人折服的科学逻辑和力量，阐述了“科学的科学”同大学里教授的那种可有可无的“软知识”，有着根本的差别，从而使世人知道“科学的科学，如同历史的历史一样，是一门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二次科学”。它就是现代科研管理赖以建立其上的科学学。
当近视的西方政府人士，怀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期待着列宁领导的苏维埃科学规划的“不可避免的失败”时，他们用一种超历史的巨大镜头，拍摄了未来“大科学”时代科学规划的宏伟蓝图，并且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验”学说，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素材。
当御用的资产阶级理论家，抱着一种狭隘的阶级偏见，为资本主义不死，苦炼各种灵丹妙药的时候，他们用一种几乎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方法，揭示出“技术的进步，进而计算机的合理使用所带来的集中控制，再不可能适应这个支离破碎的、充满私利和剥削的社会结构了”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最后得出“科学和计算机的时代，必然是一个社会主义时代” 的科学结论。
难怪有人把贝尔纳一群科学家，叫做“左翼集团”。其实“贝尔纳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从来没有丝毫动摇过”(C.P斯诺)。如果说，摩尔根是从研究古代社会而得到共产主义的结论的话，那么，贝尔纳则是通过科学学的研究而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亲缘关系，决不仅限于1931年苏联科学史家的冲击，而应当说，科学学的灵魂，乃是由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早已揭示了的科学的社会本质问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诞生的科学学，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外化，或者是它新的存在形式而已。《科学的科学》这部经典文献，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观点和历史局限性，但是，它无疑地反映了科学学先驱们，怎样在曲折而又复杂的学术生涯中，逐步走向马克思主义，或者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朋友的。
中国科学学的兴起，这在中国现代科学史上，是一件相当重要的历史事件。翻译《科学的科学》，以及其它科学学经典文献，亦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按理说，象我们这样资历浅薄的人，是不可能承担这一艰巨的翻译任务的。一方面，这部著作中所涉及的历史是如此遥远，可以说，当贝尔纳身穿英国皇家海军军服，站在法国诺曼底海滩上的时候，译者还没有到戴红领巾的年龄哩! 另一方面，这部著作中所涉猎的科学领域是如此的浩翰，即使译者耗尽毕生精力，也难超渡这个科学学的知识海洋。但是，命运把我们和《科学的科学》这本书的翻译连在一起，以致于形成一系列几乎是戏剧性的情节。
那还是八十年代初的事情了。我们结识了本书核心论著的作者——美国耶鲁大学D.普赖斯教授。由于他的帮助和鼓励，我们才敢冒然动笔来试译他那篇几乎是“用传统的英格兰诗一样的语言，逐句推敲过”的大作。但是，D.普赖斯教授走得太早了。他让我们到夏威夷讨论学术，顺便带上他的大作的中译本的时候，我们去了，他却走了，再等几天就能看见的中译本，他终于没有看到。只好当作历史的纪念，放到D.普赖斯的图书室里去了。这样一来，为了悼念科学学界的这些先驱，我们只好鼓足勇气完成命运交给我们的历史任务。
最后，我们还要谢谢在本书翻译过程中，曾经给予我们巨大帮助的老师和朋友们，这些老师和朋友是：席泽宗教授、崔鸣秋教授、郑冲教授，以及郑立刚、徐淑芳、杨德、田景发、方小任，姚林和石俊青等同志，当然也包括在以后将指出我们翻译中缺点和错误的人。
译者
1983.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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