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武帝杀王恢，就是找个背黑锅的。
汉武帝上台后，民富国强，对匈奴开战的呼声越来越高了。在朝廷大员中，主战派的领袖是大行令王恢。他强烈反对与匈奴的和亲政策，并提议出兵攻打匈奴。王恢的主张，得到了朝野很多志士的支持。其中有一名爱国志士，名为聂壹，把自己的战略设想汇报给主战派领袖王恢，核心是：诱敌深入，集中重兵设伏，一战平匈奴。
王恢对聂壹的计划大为赞赏，上报给汉武帝。鉴于与匈奴全面开战事关重大，汉武帝采取了谨慎的原则，召集公卿公议，商议此事。会议焦点集中在主战派领袖王恢与主和派领袖韩安国两人身上。
韩安国力主与匈奴延续和亲政策。他认为：汉高帝刘邦与匈奴和亲，以天下为重，汉、匈两国在高皇帝、吕后、文帝以及景帝时获得长期和平，不宜贸然破坏。
王恢反驳道：汉高帝时，国家初创，想让经战乱的人民得以休生养息。如今汉匈边境，警报不断，士兵死伤惨重，柩车相望，人民流离失所，哪里是真的和平呢？
两人你来我往展开大辩论，最后王恢把他的计划亮了出来：匈奴单于贪得无厌，正好可以利以诱之，使之深入。我则挑选精兵强将，埋伏于险要之地，待匈奴单于落入罗网，则包围分割，全歼敌军，生擒单于。
王恢的计划得到了好大喜功的年轻皇帝的支持。根据这个计划，汉军将动员超过三十万人的兵力，在马邑设伏，希望以此一举歼灭匈奴的主力，毕其功于一役，彻底打垮北方劲敌的军事力量。马邑伏击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将匈奴主力成功引诱到既定的战场。这个诱敌的计划，王恢交给了马邑志士聂壹。
聂壹是汉武帝时代最成功的间谍之一，他假扮成一名逃亡者，亡入匈奴。聂壹见到了军臣单于，对他说：“我能杀掉马邑县的县令与县丞，献城归降，单于只要出兵接应，必可尽获城内的财物。”有利可图，军臣单于十分高兴，答应聂壹，只要他能杀死马邑县令，控制马邑城，匈奴必定出兵接应。
一切计划都按事先安排好的进行。聂壹返回马邑后，杀死了两名关押在牢狱中的死囚，诈称是县令、县丞，并将两颗头颅挂在城门上，向军臣单于谎报：“马邑官吏已被杀死，请尽快出兵。”军臣单于信以为真，当即率十余万精锐骑兵，穿越边塞，直奔马邑。
这时，汉军已经布下天罗地网。汉军的设伏兵力为五个兵团，分别由护军将军韩安国、材官将军李息、骁骑将军李广、轻车将军公孙贺、将屯将军王恢指挥，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谷中。只要匈奴人一进入到包围圈内，五大兵团将从四面八方合围，届时匈奴人插翼难逃。
这个军事计划非常高明，立足打大歼灭战，如果能实现作战的目标，将从根本上改变汉匈两国的兵力对比。可惜的是，这个看似无懈可击的计划，竟然存在一个小小的漏洞，而正是这个漏洞，使得王恢的心血，最后付诸东流。
匈奴大军一路挺进，距离马邑不到百里了。军臣单于发觉不对劲，一路上只看到成群的牛羊，却看不到牧民的影子。以游牧为生的匈奴人对此怎能不生疑心？既然有牛羊，必定会有放牧牛羊的人，可是人呢？
为了严守军事秘密，马邑附近的居民全部被转移，却没有来得及转移牛羊，所以匈奴军队所到之处，只有牛羊，没有牧人。汉军的密谋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破绽。
谨慎小心的军臣单于满腹狐疑，他下令暂停进军，并派出一支小分队，到四周进行武力搜索。匈奴人发现了一处汉军的亭堡（汉代的碉堡），便发动猛攻。亭堡的守军抵挡不住，缴械投降。亭堡指挥官为了保命，把汉军的围歼计划和盘托出。
匈奴军队在即将钻入汉军口袋的前一刻，悬崖勒马，紧急后撤，一路撤回长城以北。汉军发现军臣单于逃走，知道围歼计划失败了，倾巢而出，追击匈奴人，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这场旨在消灭匈奴有生力量的马邑伏击战，最终无果而终。这个结果，让支持主战的汉武帝大丢面子，倾国家之兵，居然颗烂无收。汉武帝下不了台，必须要有人擦屁股，背黑锅。这个人，非王恢莫属。王恢既是主战派领袖，又是马邑伏击战的总负责人，你不背锅谁背？
王恢被捕入狱，最后选择了自杀。
二
中国人常说“人命关天”，“上天有好生之德”，成康之时更是刑措不用凡40余年，所以中国古代以“亲亲”、“亲贤”治国，就此形成了人情社会，都是炎黄一系，名号不同而已，即使是改朝换代也没有对前朝贵族斩尽杀绝。
在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是话语权的保障，对权力的分化和争夺，会使得事情远没有是非黑白这么简单明显，一些人稀里糊涂的被卷进政治斗争的漩涡，然后稀里糊涂地死了。汉武帝时的大行令王恢就是如此，只是他要好一些，因为他的政治觉悟，使得在他临死前悟到了他被判罪的真正原因，可算是死的明白了。
王恢究竟有没有可能免于一死？是有可能的。然而王恢却自己堵死了生路，可谓是不作不死。如果王恢在狱中两耳不闻窗外事，没有积极走动关系，兴许还有生机。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是因为对匈作战背后，是汉王朝的权力的再分配，里面涉及到复杂的权力斗争。王恢的大行令职务，只是一个“外交部长”，平时只负责处与四周蛮夷的交往事物，昧于汉武帝时期的西汉朝廷的政治态势。
汉高祖刘邦开国，是诛除暴秦，底定天下，以不世之功被众多诸侯王共同推举为帝的。这种推举意味着汉朝在高祖时代不具备实现封建专制帝制的可能，汉朝与其他诸侯国处于宾客之礼的关系。所以刘邦据关守河，守内虚外，把关中平原经营成自己的大本营，并在诛灭异姓诸侯王后，分封同姓诸侯王往各地镇守。在朝廷里，汉高祖刘邦设计了三权制衡的权力方案：外戚（皇权扶持起来）、功臣集团互相制衡，双方谁都难以做大，都必须依靠皇权来扳倒对方；为避免斗争失衡，形成权臣架空皇权的局面，再设置外藩宗室使之投鼠忌器。功臣集团与外藩没有利益关系，只能依托于皇权与外藩再形成权力制衡。
这一体系运转了60多年，在汉景帝时发生了“七国之乱”，然而，汉朝中央政府并没有借平乱胜利改弦更张，走中央集权的道路，依然在权力制衡的道路上亦步亦趋。直到公元前141年，汉武帝登基，这样的权力局面依然没有改观。
这种“三权制衡”的政治局面，使得汉朝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也使得皇权被限制，形成了类似后世“小政府、大社会”的治国思想路线，即是崇黄老之道，与民休息。这种治国策略使得汉朝初年经济得到快速的恢复和发展，民间日渐富庶。然而，中央政府的乏力，使得社会资源的组织和调度的效率很低，不利于政府进行重大的决策，比如对外战争。
汉朝皇帝的权利被限制，使得汉武帝在登基后的7年时间里，只能在上林苑打猎，做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虚君”。中央权力集中在窦太后为首的外戚集团手中，有过一段时间，汉武帝的太子位都不稳固，在梁王去世后才得到了窦氏的支持。窦太后去世后，原有的外戚集团一时群龙无首，汉武帝趁机让自己的娘舅田蚡上位，压制原窦氏势力，初步收回了部分皇权。然而，让汉武帝始料不及的是窦氏的权势被遏制，王太后周围又再次形成了新的外戚集团。
两个集团都掌握着财富和势力，都能对当时的汉武帝的皇权造成威胁。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中央最容易把分散的权力集中起来？
答案是：以大义的名义发动战争。
大义所在，是为权力基础。皇帝是战争的总负责人，在大义面前，外戚都要服从皇帝的意志，不然就会被设计为叛国罪、贻误军机等罪名削除职爵；战争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到财政、吏治、军事、粮草等各个方面，只要皇帝不假手于人，这些物资和人员调度的权力就都会集中在皇帝手里，皇帝也就达到了借发动战争以实权的目的。
所以，汉武帝一开始先大造舆论，拿出半个世纪前匈奴单于写给吕太后的侮辱信入手，在民族大义上把阻挠战争的言论压下去，占住了道德制高点。然后令大行令王恢设伏于马邑，调大兵30万云集前线。相应的，不管是丞相、太尉还是朝廷其他官员，都要直接向皇帝汇报。在战争结束后，这些因为战争而设置的机构和汇报关系不会立刻解除，国家政治体制就会在无声无息中转向到中央集权。
如果马邑之谋一战成功，汉武帝就将取得前线军事、后方政治两个战场的胜利，作为一个想有所作为的君主，汉武帝不想做“虚君”，因此对此事十分重视。
虽然有汉朝前期60多年的隐忍蛰伏，还做了很多诱敌之计，但毕竟是30万人马，难免百密一疏，在最后关头，匈奴单于察觉异样，即刻退军，仓皇撤退。在伏击战中王恢负责军事部分是攻击匈奴人的辎重，可是匈奴全军未损，10多万骑兵大队整建制通过王恢防区，已有戒备。从伏击战的角度看，已经失去了突然袭击的意义。
后世的李定国在磨盘山设伏，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在最后关头泄密，吴三桂大队人马即刻撤出埋伏圈，并扫荡明军埋伏地域。李定国左右没有等到吴三桂清军，见到前方火起，情知不妙，只好就地发起攻击，把一场伏击战打成了攻坚战，吴军和明军都伤亡惨重。
如果王恢此时率军袭击匈奴，也会面临与李定国磨盘山之战同样的局面。王恢为稳妥起见，担心一下子折损太多兵士，会影响皇帝对匈奴作战的意志，因此在犹豫中错过了战机。前前后后筹备了经年之久，30万大军劳而无功。回师后，王恢被下狱。
此时，之前因皇帝发动战争被削除权力的外戚集团就此拥有了反对战争的理由，所谓“与匈奴打仗就是跟自己的影子作战”之类，其真实目的，是将皇帝借战争收去的权力再夺回来，他们甚至因此形成了庞大的同盟军，向皇帝施加压力。
汉武帝十分清楚他们的意图，他们反对战争是假，反对汉武帝集权是真。他们否定战争决策的正确性，是要在发动战争的权力上要挟汉武帝，使之不能再借战争之名行削权之实。汉武帝没有跟着这些权臣们的思路走，他揽下战争决策的责任，并力保发动战争的道义不失，与权臣做针锋相对的斗争。汉武帝自己为马邑之谋代言，已经到了赤膊上阵的地步，群臣要是再敢反对，就等同于与汉武帝摊牌。也即是说，马邑之谋失败的那一刻，朝堂上政治斗争就开始了。
在王恢被羁押期间，汉武帝连行改钱法、疏通河道法等三项决议都在廷议中被否决了，汉王朝在权力斗争中再次朝向黄老之道转向了。黄老之道的意思是，汉武帝就要再回上林苑打猎，将国政悉数委托给这些朝臣。
如果此时王恢在狱中与汉武帝同声连气，坚定对匈作战的正义性、必要性，写奏折申明自己的贻误战机的罪过，深刻检讨自己不敢放手一搏的心理（给那些反战争的群臣上课），帮着汉武帝把想说而不能说的话都给递出去，如此会让汉武帝赤膊上阵时，不至于这些孤单。如此，汉武帝出于保存政治盟友的考量，会将他树立起一个汉朝人畏战、怯战，却知耻而后勇的榜样，容他戴罪立功。
可是，王恢却行贿于田蚡等人，使得外戚集团有充足的口实来攻击汉武帝的对匈战争的决策。如果王恢在此时被释放，那么今后汉武帝就再难有发动战争的合法理由。因为权臣会说：当年马邑之谋，空费大兵30万毫无所得，圣上不知兵，自取败之道也。这等于是绝了今后汉武帝再借战争之名集权的路，怎么能够容忍？在政治角度上，王恢这种做法，等同于投敌叛变，性质相当恶劣。可以说，王恢先输在了战场没有亮剑，又输在政治上立场不够坚定。所以，当他想明白这一层后，自语说：自己花钱买了个死。是夜，王恢自尽于狱中。
王恢之死，确立了汉武帝对维护发动战争权力的坚强意志，此后汉武帝行借力打力之法，最终得以集权。汉武帝后期的丞相的权力已经被限制到很小，朝政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中。在藩国问题上，汉武帝再“推恩令”，打击地方豪强，使得中央的能量远远大于地方。经济上，重用桑弘羊实行国进民退的经济措施，大行搜刮之法，充实国库。执政理念实为法家，然而法家的棱角过于鲜明，外以儒家饰之。此后，汉朝贯彻的“外儒内法”的政治道路为历代所模仿。
三
在汉匈之战全面启动前，一场堪称“开幕战”的大剧也正式上演：汉朝先使出无中生有计，准备瞒天过海，然后以逸待劳、关门捉贼，却因为一个意外，从而打草惊蛇，致使匈奴大军走为上……而这场大剧的首倡者汉将王恢因惧敌惧战而被杀掉。
那么，汉武帝杀“马邑之围”献计者、将军王恢的理由是什么？为什么非杀他不可呢？
1、通过《史记》分析王恢必死原因
《史记》记载“马邑之围”过程如下：商人聂壹通过汉将王恢献计，假称出卖马邑城，匈奴单于因此率10万骑兵侵入。汉朝30余万大军在马邑城设伏，以逸待劳。匈奴离马邑百余里时，发现牛羊遍野却无人放牧，就打下一座汉军哨所。
恰好雁门郡尉史正巡察，在哨所被捉。尉史就报告了汉军计划，匈奴退兵，并封投降的尉史为“天王”。王恢原本率军攻击匈奴辎重，听说匈奴大军已退，人马众多，不敢出击。汉武帝认为王恢是伏击战谋划者，事到临头却不敢进攻，因而杀了王恢。
计策是你王恢所献，朝廷动用30万大军，最终一无所获。唯一有机会出击的王恢因畏惧匈奴人多，眼睁睁看着匈奴全身而退。作为决意开启战端，一雪前朝旧耻的汉武帝，无论如何是不能容忍的。
杀王恢，传递了至少两个信号：第一个是，如果再如以前那样畏惧匈奴战力，认为匈奴是不可战胜的，必杀！第二个是，坚定朝廷上下与匈奴开战的决心，让少部分抱有“和亲换和平”的人，彻底死心。因此，王恢之死实质是为一场全面战争祭旗、壮行。
2、通过《资治通鉴》分析王恢必死原因
《资治通鉴》对“马邑之围”的记载更详细：在汉武帝决定发兵前，韩安国和王恢曾在朝堂上有过争论：
韩安国：汉高祖曾被匈奴围困7天，最终用和亲政策带来五世和平，因此不能轻启战端。
王恢：汉高祖不打匈奴不是怕他们，也不是能力达不到，而是为了让天下人得以休养。现在匈奴侵扰，士兵多战死，因此汉匈之间早晚必有一战。
韩安国：对匈奴用兵，孤军深入难以成功，全面进攻后备不足，进军太快缺乏粮草，进军缓慢丧失战机。因此，不能轻易与匈奴开战。
王恢：现在打击匈奴，不是要深入敌境，而要诱敌前来，我军设伏，据险要地势，阻击前军，断绝退路，谋划得当，必定大获全胜。
汉武帝最终同意了王恢的计策。随后过程与《史记》所述相同，汉军白忙活了一场，王恢惧敌不敢出击。下面的内容则是《史记》所没有的：
——汉武帝迁怒于王恢。王恢辩解：“原计划把匈奴诱入入马邑城，汉军主力出击，我率军袭击后勤部队。现在匈奴全军而退，我3万人打不过匈奴10万大军。我知道不出击而放敌走是死罪，但我保全了汉朝3万将士性命。”
——汉武帝把王恢交给廷尉审判。最终判决：“避敌观望，不敢出击，处斩。”王恢暗中向丞相田蚡行贿1000金，请求开脱罪名，田蚡给太后说：“王恢率先提出马邑计划，如今计策没有成功而杀王恢，等于替匈奴杀了献计者。”
——太后向汉武帝说了上述的话。汉武帝答：“王恢是马邑主谋，我听他的建议，调集几十万兵马，配合他的计划。虽然没有成功，王恢如果袭击匈奴后勤部队，可安慰将士之心。不杀王恢，无法向天下人谢罪。”王恢得知汉武帝的原话后，就自杀谢罪了。
战前信誓旦旦，似乎浑身是胆。事到临头，因对方人太多而不敢亮剑，王恢所谓保全3万将士之说，根本无法掩饰内心对匈奴的惊恐和惧怕。汉武帝需要的是，明知后果甚至战死，仍然要敢于以少击众。一句话：要的不是结果，要的是精神。
王恢让汉武帝动用了30万大军，最终全变成打酱油的路人甲，这是在啪啪打脸啊，说严重点这就是个大忽悠啊，忽悠的馅饼足够大，让人垂涎欲滴，到头来却是一场空。确实不杀不足以向天下人谢罪。
3、关于王恢被杀历史上有过争议
其实，对于王恢被杀各朝各代均有过争议，最典型的莫过于唐太宗的说法：“汉武帝杀掉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免孟明视。”这里提到的典故是什么呢？
秦穆公时有郑人出卖郑国，称有郑国城门钥匙，秦军可偷袭夺城。蹇叔、百里傒反对：“穿越数国，千里迢迢偷袭别人，不会占便宜。”秦穆公不听，派百里傒之子孟明视、蹇叔之子西乞术、白乙丙出兵。
百里傒、蹇叔哭送三人。秦穆公大怒：“我发兵你们哭哭啼啼是为何？”两位老臣说：“孩子随军前往，我们已老迈，恐怕见不到他们了，所以才哭。”他们又对三人说：“你们的战败之处，必定在殽山险关。”
秦军一路跋涉到滑地，郑国商人弦高带12头牛到去周地卖，遇秦军就献牛说：“听说你们征讨郑国，郑君派我用12头牛犒赏士兵。”秦国三将认为郑国已觉察准备退兵，顺路灭了滑地。滑地本是晋国属地。
当时晋文公刚死，晋襄公大怒：“秦欺我举丧时攻滑邑。”穿上丧服率兵在殽山设伏，把秦军打得大败。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均被俘虏。晋文公的夫人是秦女，她向晋襄公求情：“秦穆公因战败对三人恨之入骨，把他们放回去，让秦君烹杀。”
于是晋国放三人而回。秦穆公穿丧服于郊外迎接三人，大哭：“我不听老臣之言让三位受委屈，你们本无罪。不过你们要想办法报仇雪耻。”此后孟明视等三人更受优待，数年后率兵伐晋，战败晋人。
秦穆公渡河入晋，掩埋殽山中秦军死难者尸骨，为他们发丧，哭了三天。史载，次年秦国趁胜讨伐戎王，兼并12国，拓土千里，称霸西戎。唐太宗评价汉武帝杀王恢，用秦穆公赦免孟明视的故事说明：应该保留王恢性命，让他带罪立功，知耻而后勇。
汉武杀王恢，唐宗不敢苟同。两位雄主，相隔千年，一反一正，各有不同。表现了他们不同的性格，汉武更果敢、胆气决绝，唐宗更智谋、眼光长远。也许汉武帝在杀王恢后也曾后悔过吧……历史没有也许，后人的猜测只是猜测，包括唐宗的评价只是一家之言，你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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