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功政治适合强人上位，文治天下适合嫡长子继承制，如果搞反了顺序，轻则中枢震荡，重则改朝换代。
秦国属于典型的军功政治，加上帝国初步一统，由于文化的不统一以及六国精英的存在天下还处于一种极不稳定的状态，所以极其依赖强人政治。
始皇的个人威望自不必说，那是一扫六合所积累的巨大威势，足以震慑任何蠢蠢欲动的势力。本质来说，始皇之所以常年在外进行大巡游，就是以个人威势来震慑六国贵族，使他们放弃对大秦的非分之想。
但要结束这种危险状态根本不可能在一代内完成，秦国在权力传承这件事上还得继续依赖雄主坐镇。可当时的大秦，除了始皇具备这种素质，宗室内几乎所有人都不符合雄主的各项“参数”。
所以，始皇当时已经陷入选择继承人的困境，大秦的储君人选之所以迟迟不能敲定，就是因为始皇顾虑的实在太多，太过纠结。
讲真，如果大秦没有这种人物，那就只能有一种选择：将某位皇子和军功派深度绑定，以军功派来支撑帝国的运转，使大秦平稳度过过渡期。
按照这个逻辑来看始皇将公子扶苏派到蒙恬军中做监军这件事就能理解了。始皇之所以让扶苏去上郡监军，就是因为，蒙恬是大秦军功派的代表，手握三十万长城军团，且身兼内史一职，是军界最强大的势力。
如果扶苏能够和蒙恬的利益深度绑定，那么扶苏就已经具备了掌舵帝国的条件。唯一的缺点就是，扶苏在缺乏军功的情况下很可能会被功臣蒙恬所架空，成为垂拱而治的角色。但相比帝国的安危，这已经是无所谓的事了。
后来的事大家也都清楚，公元前210年，始皇猝然在沙丘宫驾崩，公子胡亥在中车府令赵高和丞相李斯的支持下成为了秦二世。由于胡亥缺乏军功，年龄又小，连庙堂都无法驾驭，于是就对以蒙恬为代表的军功派展开屠杀，并对始皇的皇子公主进行血腥清零，结果是，庙堂的精英几乎被清洗干净，而换上来的人又不能解决大秦的危局，大秦就只剩灭亡。
可见，不管胡亥到底是不是始皇指定的接班人，但扶苏都是最合适的接班人，因为，扶苏与军功派的利益深度绑定，能够驾驭帝国的局势，可以延长大秦的生命周期。
是的，大秦之亡首先就是因为，始皇在军功政治的现实面前选错了人。
刘邦就比较聪明了，虽然他的儿子们都没有军功，没有威望，无法驾驭他身后的大汉局势，但刘邦选择的储君却是和军功派的利益深度绑定的嫡长子刘盈。
没错，大汉也是妥妥的军功政治，所以储君的人选要么有军功的加持，以个人威势来驾驭帝国，要么和功臣的利益深度绑定，用军功派间接治理天下。
虽然刘邦为了摆脱吕氏外戚，也曾有过改立赵王刘如意为太子的想法，但在如意没有军功派支持的情况下还是果断放弃了他。
最终，汉朝的国祚得以顺利传承，但缺点就是，皇帝刘盈完全被功臣派架空，成了垂拱而治的角色。汉惠帝无法以帝王的权威来干涉宰相曹参的工作就是这种二元政治格局的具体表现。
后来，在功臣派逐渐凋零的情况下，汉武帝才最终集中了皇权。那时的帝国已经形成了权力稳定传承的历史惯性，皇帝完全可以凭借个人意志来指定接班人。
到了这时，皇帝的个人素质其实已经无关紧要了，即使皇帝再无能，也完全可以利用官僚群体来打理帝国。为什么汉成帝、汉哀帝这些皇帝都很荒唐，而帝国却能够正常运转，原因就是，文治天下，皇帝的个人素质并不重要。
本质来说，历代王朝其实都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当成熟的官僚群体形成并切换到文治天下的轨道上来的话，皇帝就可以完全放手让士大夫来治理天下，自己掌控住重要人事权、军权和赏罚权就行。
而且，对于继承人的选择，也没有那么难，选宗法意义上的老大就行。看看那些文治天下的历史区间，基本都是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度稳定地进行皇权的传承。即使所选的皇帝素质很差，也不影响帝国的良性运转。
明朝就是典型的例子，朱元璋的子孙在紫禁城中是各种闹，但大明的运转从来都是有条不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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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晋武帝司马炎敢大胆地将傻儿子司马衷选为储君，就是因为，司马家族在经过三代人的持续接力，已经基本消化了内部矛盾，完成了由魏到晋的切换，有了成熟的官僚群体，可以按照既有惯性继续运转。
这个时候，坚持嫡长子继承制还反而可以避免因为权力传承而产生的内耗。
当然，西晋之所以后来会乱，是因为晋武帝没有处理好藩王问题，加上西晋开国就存在严重的民族问题，胡人在数量上已经有要超越主体民族汉人的趋势。西晋的灭亡和继承人的选择关系不大，即使有雄主坐镇，也很难保证不出问题。
但历史虽然有了大秦这个失败案例可以作为参考，后世的帝王在选择继承人问题上还是会选错。大唐初年属于典型的军功政治，但高祖李渊却坚定地选择了军功较弱的建成为储君，并最终导致了玄武门事变的悲剧。
为什么大唐在太宗掌舵期间能出现贞观盛世，且被周边草原部落送上“天可汗”的称号，就是因为，太宗有军功的加持，可以轻松驾驭政局，聚焦力量进行发展和扩张。
但太宗仍然身处继承人选择的困局中，因为，大唐的军功政治还没结束。为了保证自己身后大唐的稳定，太宗就选择了刘邦当年的方案，将太子李治和军功派的代表长孙无忌和李勣进行深度绑定。
和当年的汉惠帝一样，李治虽然也当了一段时间的傀儡，但他的皇权一直是比较稳的，因为有长孙无忌给他处理内政和外交，既给李治解决了李泰的残余势力，还清洗了房遗爱、薛万彻等心怀不测的人。几乎所有棘手的问题，都会由长孙无忌来解决，因为长孙无忌作为功臣的代表，有能力、有威望，更有智慧。
当李治逐渐培养起自己的基本盘之后，就可以清洗长孙无忌势力，夺回皇权。
此后，大唐就迈入了文治天下的路，传承制度也走上正轨。
后来的五代十国，那是典型的军功政治，但凡某位皇帝没有军功和威望，分分钟就会被功臣或者藩镇给干掉——
后梁的朱友贞，后唐的李存勖、李从厚、李从珂，后晋的石重贵，后汉的刘承祐，后周的柴宗训都是被自己人给干掉的。
说白了，正常的嫡长子继承制根本就无法在五代那种军功政治中施行，结果只能是创业者的江山被颠覆，子孙身死国灭。
所以，赵匡胤在五代血淋淋的教训面前，是根本不敢将皇位传给儿子的。因为，他的儿子们在军功、威望层面是严重缺乏，而大宋还没有走出五代乱局的历史惯性，天下也还没有完成一统，还属于军功政治。
基于这点，赵匡胤就打破常规，走了“国赖长君”这条路，以弟弟光义为储君，来带领大宋走完军功政治的剩余里城。
光义不仅深度参与了大宋创业的过程，而且有威望、有能力、有人脉，完全具备驾驭当时大宋政局的素质。
而事实也是如此，光义不仅基本完成了帝国的一统，还完成了削藩的剩余工作，成功将大宋切入文治的轨道上来。当文治天下的格局形成之后，光义就可以大胆地打嫡长子继承制这张牌，明确传承制度，避免帝国因为权力传承而出现内耗。
为什么光义在册封皇子赵恒为太子时举行了盛大的册封典礼，就是在向天下宣布：盛世已经到来，大宋的继承制度也已经确定，以后就按这个路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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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大宋就切入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华夏文明造极于赵宋之世。
元朝就更不用提了，典型的军功政治，皇权从来都是被那些手握重兵的宗王抢来的。元朝在中原呆了九十多年，但多数时间都在干抢皇位这一件事。
为什么元朝的生命周期比较短，就是因为军功政治的持续延长，根本就切不到文治的轨道上来。既然无法切入文治的轨道，那么内耗就会持续，根本无力进行相关制度的建设和升级，经济发展也会受挫，结果只能是自取灭亡。
接着就是明朝。朱元璋犯了和唐高祖李渊一样的错误，为了迅速确定传承秩序，就在军功政治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坚定地选了太子朱标的嫡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
虽然朱元璋通过铁血政策给朱允炆剪掉了蓝玉、傅友德等功臣，但本质来说，以燕王朱棣为代表的藩王也是军功派，朱元璋虽然遏制了异姓功臣可能的造反，但却根本没有考虑同姓功臣的发难。
结果是，朱允炆强势削藩，燕王朱棣在北平振臂一呼，以弱势取得了靖难之役的胜利，夺取了皇权，成了大明历史上的成祖皇帝。
为什么朱棣能够以弱势取得对处于优势地位的朱允炆的胜利，原因就是，朱棣的身份属性不仅是藩王，更是功臣，有能力、有威望，更适合驾驭大明的天下。
正是考虑到这点，大多数人才站了朱棣的队。
说白了还是，朱允炆没有军功，威望不足，不足以驾驭功臣政治的局面。历史最终选择了最合适的角色，燕王朱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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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的话，朱元璋在军功政治没有结束之前就提前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的做法是错误的。
等到朱棣结束了军功政治，大明的继承制度也才稳定下来，江山按照嫡长子继承制一代代有序地进行传承。即使朱棣的子孙都是些超爱玩的人，但大明的江山在稳定的惯性以及文臣的打理下还是能保持正常运转。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清朝创业阶段也是军功政治，皇位的传承也是在有实力、有军功、有威望的皇子里进行挑选。之所以会出现顺治这个特例，也是因为实力派在激烈竞争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为了清朝的前途命运选择了一个暂时的妥协方案。而且，顺治的权力是和功臣多尔衮深度绑定的，和当年的汉惠帝、李治走的是一个模式。
即使是顺治后来选择了年幼的康熙，但还是将康熙和功臣派的鳌拜进行深度绑定，继续复制臣强君弱的局面。
没办法，在军功政治时代，顺治是不得不如此。
清朝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虽然在切入文治轨道的情况下，皇帝依然是按照军功时代的标准来选择储君，而且还创造性地发明了秘密建储的制度。
这就保证了，在文治时代，清朝的历任皇帝基本都是明君。当然，同治属于特例，因为咸丰就那一个儿子，根本就没有选择空间。
和中原王朝不同的是，游牧民族基本是长期处于军功政治的模式，所以不管是单于还是可汗，都不敢将权力传给没有军功和威望的儿子。所以，兄终弟及就成为了游牧政权的常态。
再说，游牧政权一般都是部落制，为了统筹各个部落，只能深度依赖雄主坐镇的格局。
为什么辽、金、元即使在迈入封建帝制的统治模式之后依然频繁发生因为权力传承而爆发的内斗事件，就是因为，他们身上的部落基因。这几个游牧政权基本上都是在内部消耗中迅速走向衰落的。
怎么说呢，什么情况就出什么牌，军功政治有军功政治的打法，文治天下也有文的玩法，皇帝只需做到关照现实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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