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功派是皇权的绊脚石，但也是支撑帝国运转的中坚力量，如果在洗牌军功派之后没有迅速培养起新的绝对力量，那么帝国的安危就会面临威胁。
公元前221年，随着秦王嬴政兼并了六国一统天下，一个新的群体也同时在帝国崛起，那就是以蒙恬为代表的军功派。这些人通过无数的实战不仅成就了自己的功名，奠定了自己的江湖地位，更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同时增强了和将士之间的粘合力，可以继续为帝国开疆拓土，抵御外患。
而事实也是如此，王翦继续在南方扫平百越，蒙恬一战却匈奴七百余里，军功派继续发挥着余热将始皇的功业持续做大。
此后，蒙恬长期坐镇上郡指挥着三十万长城军团，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军功派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
如果秦国继续走扩张路线，没有人能够代替蒙恬这些人。
但这也同时有个弊端，就是秦国必须得长期维持雄主坐镇的格局才能驾驭军功派，不然二世、三世极易成为垂拱而治的角色被军功派架空。
反观始皇的众皇子，根本没有任何军功和威望，所以就很难驾驭军功派。而当时大秦的局面又是波谲云诡，始皇根本不敢像后世的朱元璋一样将军功派给清洗掉。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储君外放到军中去积累人脉和威望，然后和某位重量级人物进行利益绑定，以制衡其他人。
这在当时是最稳妥的方案，始皇将扶苏外放到上郡监军就是在落实这个方案。而长城军团又是帝国当时质量和数量都同时领跑的军队，蒙恬又是军功派的代表，三代为将，是扶苏最适合去的地方和进行利益绑定的人。
至于储君不外放的道理，始皇当然懂，但为了帝国的将来始皇也只能做适当的冒险。
只是，谁也没有预料到，始皇会在第五次大巡游的过程中于沙丘突然驾崩，完了就是沙丘政变，中车府令赵高和丞相李斯扶立皇子胡亥为秦二世。
对于沙丘政变，人们总是从私心层面来揣摩李斯，但有没有一种可能，李斯之所以会向赵高妥协可能正是为了支配皇权然后来制衡强大的军功派以维护文官群体的利益。
只是，当胡亥成为二世皇帝之后才发现，以自己的年龄和能力根本就无法驾驭军功派，所以就果断联合赵高将蒙氏兄弟给诛杀。
讲真，如果蒙恬当时反抗，胡亥根本就不是对手，蒙恬自己也说过这种话，只是受内心忠诚基因的支配，他最终才选择了走向死亡。
当蒙恬被杀之后，以赵高为首的文吏就已经一家独大，失去制衡，胡亥又被文吏给绑架，真正成为垂拱而治的角色。赵高的权势后来尽然扩张到可以废立皇帝的地步。
大家都说胡亥傻，甘愿受赵高的摆布，其实那是没办法，皇权当时已经被赵高架空，极度衰弱，尤其是在李斯、冯劫、冯去疾等人被杀之后，大秦庙堂已经没有了可以制衡赵高的势力，这就是赵高敢玩指鹿为马的游戏的底气所在。
更要命的是，以赵高为首的文吏却根本无法应对帝国当时的危局，导致周文打进关中的时候秦国庙堂是一片混乱，要不是当时正在给始皇修帝陵的少府章邯及时站出来，秦国早就关门大吉了。
就这，秦国的生命周期也只是稍微延长了那么一点而已，就连章邯也受到内斗的波及，无奈投降了项羽。本质来说，秦国的灭亡就是因为军功派在内斗中被清洗，而胡亥和赵高新提拔的人又没有能力应对帝国的危局。
这样看的话，秦国当时最合适的储君只有扶苏。但历史的发展从来都不会按照写好的剧本来演绎。
当刘邦建立汉朝之后，也面临和始皇当年一样的问题，匈奴势力虎视眈眈、南越问题悬而未决，必须得保留军功派，才能保证帝国的安危。
看看西汉初年那些削藩战争和与匈奴之间的博弈，哪一次又不是靠樊哙、周勃、夏侯婴等这些军功派冲锋陷阵攻城拔寨才转危为安的，即使是在刘邦驾崩的时候，樊哙和周勃还在前线平叛呢。
可以说，如果没有军功派的支撑，汉帝国能不能站得稳还是个未知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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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刘邦没有杀韩信，就是考虑到他的军事能力能够继续为帝国服务。为了保下韩信这步棋，刘邦是煞费苦心，将他从异姓诸侯王的角色转化到军功派的身份标签，封为淮阴侯。
考虑到自己的儿子们都没有军功，刘邦就只能选和功臣派深度绑定的嫡长子刘盈，甚至想让刘盈代替自己去平定淮南王英布的叛乱以积累军功。和秦始皇当年外放扶苏是一个考虑。
虽然这种安排同样避免不了刘盈被功臣架空，成为垂拱而治的角色，但如果选了其他人，又会产生秦朝那样的内斗，自废武功。
所以，刘邦即使再不看好刘盈，但也不得不以他为储君，这是保证军功派安全，保证帝国稳定的唯一选项。
何况，刘盈身后还站着强大的吕氏外戚，可以制衡军功派，达到权力的平衡。
此后，刘盈虽然被军功派架空，但帝国的江山始终是稳若泰山，当匈奴的冒顿单于写信调戏吕后时，樊哙马上就嚷嚷着：“给我十万兵马，让我横扫匈奴。”
虽然樊哙是在说大话，但正是因为有军功派的存在，匈奴才不敢对大汉的侵扰太过任性。
明白了这一点，汉文帝在打击军功派的时候也只是在小范围内动手术，将周勃仅仅是赶回封地就是具体表现。而且，帝国的丞相，他也只任命军功派来出任。出将入相，是西汉军功政治的明显特征。
汉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也是军功派的二代周亚夫率军平定的。
但军功派也迟早有出局的那一天，名将周亚夫之死就是分界点。为了填补军功派出局的空白，汉武帝就大胆打了外戚这张牌。事实证明，汉武帝这张牌打对了，卫青、霍去病都在出击匈奴的战争中建立了不世之功，既解决了帝国的边患，还将汉王朝的版图不断扩大。
就是后来的霍光，身上的标签也属于外戚，昭宣中兴的操盘者就是他。
可见，西汉的幸运之处就在于，用来代替军功派的外戚是合格的。
此后的历代王朝，军功派始终是帝国的中坚力量，王朝的兴衰总是和这一群体息息相关。
三国时代，诸葛亮为什么急着发动北伐战争，就是因为，军功派大多已经在夷陵之战中阵亡，如果再不北伐，等军功派都去世之后，蜀汉也就彻底没有希望了。
虽然诸葛亮屡次北伐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还大大消耗了蜀汉本就有限的国力，但毕竟是以攻为守延长了蜀汉的生命周期。
这就是诸葛丞相和军功派于蜀汉的最大作用。
当关陇的宇文泰与占据山河四省优质资源的高欢竞争时，为了集中关陇的力量，宇文泰就主动打造了一个以关陇豪族为主体同时覆盖汉人和鲜卑人的军事贵族集团，和西汉的军功派一样，这些人都是出将入相，而且都有自己的家兵，关陇贵族与军队之间强大的粘合力以及军事基因在下一代的继承就是北周能够反超北齐的重要支撑。
当然，宇文泰也在社会地位、财富、官职等资源分配方面，给了关陇贵族最大的分红。说白了，王朝也是一个江湖，财散人聚，这个道理宇文泰懂。
此后，关陇贵族就承担起了与隔壁的北周、长江南岸的南朝博弈的主力，北周的蛋糕是越做越大，荆州、巴蜀都相继被纳入了北周的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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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建德六年（577）正月十八，武帝宇文邕率领周军进入北齐国都邺城，二十五日，齐后主高纬于青州被俘，北齐宣告灭亡。
这是武帝宇文邕的雄才大略，更是关陇贵族的武力优势所作用的结果。宣帝宇文赟时，北周也是凭借关陇集团的武力优势将淮南这一战略要地从南陈的手中夺了过来，为统一之战积累了地缘优势。
隋文帝杨坚发动的统一之战，也是以关陇贵族为主力。
可以说，北方一统、天下混一，这些历史大事的主演都是关陇贵族。即使是在隋朝一统的情况下，关陇贵族依然是帝国稳定的重要支撑：平定江南叛乱、应对突厥的入侵，这些战争的主力也都是关陇贵族。
就是在杨广登基之后，战场的主力依然是关陇贵族，汉王杨谅的叛乱就是杨素率兵平定的。
但关陇贵族在支撑大隋江山的同时也严重制约着皇权，从开皇年间开始，杨坚就已经在主动分解关陇贵族的势力，其解除军籍落实府兵制兵农合一的本质、将人事任命权收归朝廷所有，都是具体动作。
隋文帝为什么选了晋王杨广为储君，就是因为，杨广的基本盘是江南势力，为了制衡关陇贵族，他才废了和关陇贵族利益深度绑定的太子杨勇，改立杨广为太子。
杨坚深知，只要杨勇即位，其马上就会被关陇贵族架空，因为杨勇一没军功，二能力平平，根本就不是军功派的对手。
杨广即位之后，继承了老爹的遗志，继续分解关陇集团的势力，其增加进士科、开凿大运河、营建东都洛阳都是具体动作。可能三征辽东都是想通过战争的方式来消耗关陇贵族的势力。
但由于他提拔上来的人在能力、实力上都不是关陇贵族的对手，当关陇贵族面对打压选择和他分道扬镳时，帝国的命运也就到头了。
隋朝之亡，不在农民起义、不在修筑大运河、也不在三征高句丽，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隋炀帝抛弃了军功派，然后又没有培养起足够制衡关陇集团的力量，结果成为了历史的弃儿。
他为什么选择前往江都，就是因为已经和关陇贵族彻底割裂。最后是，跟着他前往江都的关陇子弟想回大本营，于是就发动政变干掉了杨广。
大隋的江山，成也关陇，败也关陇。
当然，李渊大唐的江山也是被关陇集团支撑起来的，为了保证关陇贵族的利益，他就只能坚定地选择和关陇贵族利益深度绑定的建成为太子，并以关东的经济优势来供养这一群体。
就是李世民在发动玄武门之变将关东诸将引入朝堂之后，他也不敢像隋炀帝一样彻底抛弃关陇贵族，只能在宗室、关陇贵族、关东士人之间玩平衡。
为了自己身后大唐的稳定，为了继续让关陇集团发挥作用，李世民只能选了被长孙无忌支持的晋王李治为储君，又是将太子和军功派深度绑定的节奏。对于长孙无忌在他生前就打压政敌的行为，他也只能装作没看见，比如刘洎之死。
毫无意外，李治果然被军功派架空，成为了垂拱而治的角色，大唐又复制了西汉初年的那种二元政治。从这个角度来看，同一套剧本总是在历史中循环上演。
这就要求我们，如果想对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就必须得先将一个朝代研究清楚，别的王朝也会很快吃透，因为，在封建帝制时代，各王朝存在的问题大多是一样的。
但李治绝对不是汉惠帝，为了打破关陇贵族对权力的垄断，他就大肆提拔李义府、许敬宗等寒门进入关键岗位，并将武则天引入后宫来制衡王皇后和萧淑妃。
最终，李治以废立皇后为突破口一举将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贵族击败，拿回了皇权。隋炀帝和唐太宗当年没有办到的事被李治给办到了，由此也可见李治的个人能力并不差。
显庆四年（659）六月，朝廷又颁布了《显庆姓氏录》，规定：以当代为标准，凡是做官进了五品，就可以进入这个族谱。
关陇贵族的优越感逐渐被稀释。
此后，李治始终秉持打击贵族重用寒门的原则，以彻底结束贵族政治。为什么李治在683年驾崩的时候会以诏书的形式给了武则天合法摄政的权力，一是对李显能力的不放心，主要还是，李治觉得武则天会继续执行自己重用寒门打击贵族的战略。
后来，武则天为了称帝，又重用酷吏进一步对贵族进行打击，然后将空出来的职位用寒门来填充，同时还大力发展科举，将大量寒门人士引入朝廷。
但这些人的能力却不能与自己的职位迅速匹配，尤其是武将层面，武则天虽然大力发展武举，但这些人却根本不能驾驭手中的权力。
实事求是地说，学问需要世代积累、传承，军事素质也需要积累、传承，尤其是人脉以及和军队粘合力这些软性层面的“参数”绝对不是一个素人在短时间内就能升级完成的。
武氏家族的武懿宗就是典型，根本就打不了仗，结果被人送上“骑猪将军”的称号。
所以，当关陇贵族缺位之后，大唐的武功就是断崖式下跌的节奏。
当边疆的局势越来越严重时，朝廷又不得不重用安禄山这样的胡人来镇守边疆，结果就导致了外重内轻的局面，完了就是安史之乱，大唐的国运直接被腰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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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大唐后来的乱局正是因为关陇贵族被快速洗牌，完了用来填补的寒门实力和能力又跟不上，结果就导致了悲剧。
安史之乱前，大唐的皇权是被贵族控制，安史之乱后，又被节度使威胁。但被贵族控制绝对比被节度使控制要好，因为皇帝的利益和贵族其实是绑定的。
等于说，李治和武则天对关陇贵族快速洗牌是导致大唐后来一系列悲剧的核心原因。
北宋就更不用说了，天下还没有一统，赵宋官家就对军功派进行洗牌。结果是，藩镇问题是解决了，但武力值也是断崖式下跌的节奏，导致宋军既不是契丹人的对手，就连西夏也打不过。
根源就是，对军功派的快速洗牌，完了又没有及时培养起军事领域的精英，更绝的是，大宋还一直玩重文轻武的游戏，你说北宋要是能挡住金兵的攻击那才不正常呢。
当然，明朝的问题也一样，朱元璋将军功派来了个团灭，结果就导致，当燕王朱棣南下时，朝廷虽然拥有雄兵，但却根本就没有抵挡燕王的得力干将。
明朝的幸运之处就在于，成祖朱棣也是军功派，只是多了一个宗室的标签而已。所以，明朝才能发动对蒙古的持续性打击，扬威漠北。
总之，如果从军功派这个群体切入来解读历史，大多数问题就会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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