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是任何一个王朝的主要支撑，是影响帝国生命周期的主要“参数”。所以，人才能不能持续供应、能不能保持流通，才是影响一个王朝兴衰的主要因素。
秦国统一江山之后，虽然疆域得到了倍数级的增长，但始皇也面临一个现实问题：秦国诸侯体量的人才库根本无法供应整个帝国治理的需求。王翦、蒙恬这样的军功派还要继续为帝国开疆拓土，秦国仅有的官吏撒在整个帝国就实在有点供应紧张。
所以，大秦虽然一统，但对地方的掌控力还是相当薄弱，为什么张良、项梁叔侄这样的六国贵族能够长期在地方上逍遥，本身就是秦国对地方控制不力的具体表现。
尤其是郢陈这个地方，简直就是天下豪杰的聚集地。
为了更好的治理地方，大秦官吏就不得不采取和地方豪杰合作的方案。刘邦老丈人吕公就是沛县县令拉拢、合作的对象。这就是吕公刚一到沛县落户，沛县有头有脸的人就都去拜访吕公的核心原因，而且还都要随份子。
这也是县令要娶吕公女儿吕雉的原因，想通过联姻的方式来进一步巩固这种关系，只不过吕公比较硬气，直接就拒绝了，县令也是一点脾气也没有。
从这也能看出一个问题，在吕公眼里，县令还不如刘邦这样的地方豪杰重要。
可见，一统之后的大秦其实是危机四伏。为了弥补人才缺陷的短板，始皇就亲自上马，不停地进行大巡游，以现场办公的方式来震慑关东六国，解决各地存在的问题，然后加快人才的培养。
但始皇却在第五次大巡游的时候驾崩于沙丘这个地方，由于二世胡亥无法驾驭朝局，于是就诛杀了以蒙恬为代表的军功派。
本来就人才缺乏，胡亥这样一搞，大秦就更没有人了。这就是陈胜和吴广刚在大泽乡放了把火，天下就是烈火蔓延的节奏。
这样看的话，始皇当时最好的方案就是，在燕、齐、楚这样的边远地区分封藩王，以藩王来弥补人才缺陷的短板，完了藩王还可以在帝国遭遇危难时前来勤王。
但始皇为了迅速将大秦切换到全面郡县制的轨道上来，果断拒绝了王绾等人的建议。所以，说大秦亡于人才匮乏也解释得通。
刘邦就不一样了，刚创业的时候他就对沛县的精英进行了整合，无论是萧何这样的科班精英还是雍齿这样的江湖派，都团结在了“沛公”这个角色周围，这是刘邦人才梯队的核心——丰沛元从集团。
在跟随项梁创业并被楚怀王熊心任命为砀郡长之后，刘邦又对砀郡和泗水郡的人才进行了虹吸，这个群体是仅次于丰沛功臣的存在，为砀泗楚人集团。汉军骑兵部队的创建者灌婴就是这个时候加入刘邦团队的。
接着，怀王又派刘邦西行灭秦，在入关灭秦的过程中，刘邦的队伍是一路走一路扩张，郦食其就是主动加入刘邦团队的典型，而且他的弟弟郦商还是带着千人的队伍以入股的形式加入的。
这个群体我们将其称之为“诸侯子”。这个群体的数量有多少，司马迁是有明确记载的，刘邦在鸿门分封进入汉中时，除了三万军队，跟随他的人还有数万仰慕他的人，《史记》的原话是：“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
在进入关中之后，刘邦更是以强大的人格魅力和严明的纪律，对秦国的精英进行了整合，看看斩杀项羽的那几个人的籍贯你就知道这个群体的力量有多强悍：杨喜、吕马童等五人全是老秦人，此前在秦军中服役。就连帮助刘邦创建骑兵部队的李必和骆甲也都是老秦人，此前服役于秦军骑兵部队，后被刘邦任命为左右校尉，协助灌婴创建骑兵部队。
可以说，关中精英也被刘邦同时覆盖。
当刘邦称帝之后，他手上已经积累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精英，看看韩信、萧何、张良这些人的籍贯，你就知道刘邦的覆盖能力到底有多强，这些人足以协助刘邦对帝国进行有效治理，历史对这一群体的定义是：功臣派。
完了，刘邦又以“高帝五年诏”的形式进一步确认了与功臣共治天下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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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大汉就切入了军功政治的轨道，功臣派是出将入相，支撑帝国迈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所以，刘邦比始皇更幸运的地方就在于，他有强大的人才储备，完了还适当地进行了分封。
但皇帝为了集权总要摆脱功臣派的束缚，而且，功臣派也总会有凋零的那一天，为了不使将来出现人才断层的现象，汉朝还必须得出台新的政策提前引入人才。于是，从汉文帝开始，朝廷就积极从地方引入贤良方正文学之士，贾谊就是其中的典型。
而且，西汉的郎官也是作为帝国人才储备的机构而存在的。
但这依然不能解决帝国的人才问题，当周亚夫被杀之后，功臣派已经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为了填补功臣派出局的空白，汉武帝在大打外戚这张牌的同时又实行了察举制，举孝廉。
于是，像公孙弘这样的地方精英也就一朝进入了帝国庙堂。
这样，汉武帝不仅完成了集权，还同时解决了人才问题，一举两得。
但是，察举制在东汉却最终成了世族垄断仕途的工具，帝国各级职位永远都是在各世族手中循环，形成了世族门生故吏遍天下的格局。当董卓打了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张牌之后，世族也就以勤王为借口，开启了军阀混战为自己打天下的时代。本质来说，汉末三国就是世族之间一次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
可见，人才上升的通道被堵塞，世族垄断了人事权，是东汉灭亡的主要原因。
但这个问题在魏晋的时候依然没有解决，而且曹丕推行的九品中正制就是为世族量身打造的，因为，他为了称帝，必须得笼络这个群体。门阀垄断仕途导致士人阶层上升的通道被堵塞，于是这些人就将自己融入了八王之乱的乱局中，完了五胡又趁着中原内乱大举南下，以战争的方式重新给北方洗牌。
还是人才问题没有解决好导致的悲剧。
由于北方最终被北周统一，而北周的主要支撑又是关陇贵族，所以天下依然是门阀政治。为了分解这个群体，隋文帝父子在统一天下后就出台了各种方案——
解除军籍，夺了关陇贵族手中的军权；将人事任命的权力收归朝廷所有；推行科举制；修筑沟通南北的大运河；营建东都洛阳；将关东和江南的士人引入朝廷...
一切动作都是为了分解关陇集团的势力，解决帝国的造血问题。
但由于隋炀帝是快进式推进换血计划，结果就被关陇贵族给抛弃，选了唐国公李渊为他们新的代理人。
隋朝灭亡，就是因为人才机制没有解决好而导致二世而亡。
李渊虽然是靠关陇贵族得的天下，但还是积极在引入新鲜血液以制衡关陇集团，太原首义的一半功臣都是出自寒门，代表人物就是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
到了太宗时代，就进一步加重了科举取士的比重，李世民所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就是那一时期科举制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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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太宗依然不敢像隋炀帝父子那样大刀阔斧地将关陇贵族踢出局。
到了李治时代，随着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贵族被打倒，寒门就以科举的方式大量涌入帝国庙堂，再加上武则天的接棒，科举已经成为大唐选官的主要手段。
当然，武则天给科举制按下快进键也是为了快速给帝国庙堂进行换血以培养自己的基本盘，坐稳皇位。据史书记载，武则天在执政的21年间，进士及第的人一共有1172人，光是宰相，她就先后任用了75人，绝对压后来的崇祯一头。
当时有一个段子，说是武周的“补阙”一职是用车来装载，“拾遗”一职是用斗来量，用手随便一抓都是个侍御史，从指缝漏掉的也至少官至校书郎，可能你在洛阳随便遇到一个官吏，最少也都会是个七品。武则天急于换血的心思由此可见。
所以，这就造成了所用之士素质的良莠不齐，根本没有能力来处理重大事件，尤其是边疆事务。所以，大唐的武功从武周时期就在走下坡路，终于造成了玄宗后期的安史之乱。
一句话，换血太快了，和隋炀帝的问题一样。
五代就不用提了，那是军人的天下。
赵匡胤建宋之后，为了给五代“天子宁有种邪，兵强马壮者为之尔”的历史惯性按下暂停键，就加快了科举的步伐，以实现快速打造文官政治的目的。
光义即位之后，为了迅速获取“天子门生”稳固自己的帝位，就进一步给科举加速，寒门通过科举的途径迅速就实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大宋成功实现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目标。
都说北宋的文化、经济水平是帝制时代的天花板，其实这都是文官政治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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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事都有利弊，当文人走上治军的岗位，北宋的武力自然会越来越孱弱，既打不过契丹，也打不过西夏，结果就被新崛起的女真人给灭了。
一句话，换血换得太彻底了。
当历史将主导权交给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时，黄金家族依然没有解决好人才问题，首先就是不实行科举取士，即使在1315年开科取士，但录取的数量却非常有限，据史书记载，从1315年至1366年，元朝一共举行了16次科考，但却只录取了1139名进士。
帝国的权力基本还是被蒙古贵族所垄断，以贵族为主体的怯薛这一群体才是元朝官僚队伍的主要出处。而且，贵族之间为了权力是各种内斗，大大削弱了元朝的国力。
由于汉人精英不能进入帝国庙堂，于是就只能走教书育人的路，通过教育的方式将汉人精英的数量进一步裂变。元朝初年，这一群体的数量为五十万人左右，占元朝当时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到了元朝末年，这一群体已经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当中原的乱局开启之后，这些精英就将自己积极融入朱元璋、陈友谅这些农民起义军的团队中，灭了元朝。
没错，元朝之亡就是汉人精英直接作用的结果，而本质原因却是，元朝没有建立起成熟的换血机制。
明清的时候，科举制已经发展到了极盛局面，大量的地方精英通过科举被引入官僚队伍，加上明清都采用了藩王和勋贵守边的策略，所以并没有出现宋朝那样的军事孱弱的问题。
但这都是历史经验积累的结果，明清作为后来者，有大量的历史案例可供参考。
一句话，人才问题决定了历史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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