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690年称帝开始，女皇武则天就一直身处困局中，但她最大的困局绝对不是储君问题，而是根本不能有效的解决权力和利益的分配问题，所以，就只能将江山归还李唐，让天下回归既有的轨道上去。
说武周之前，我们先复盘吕后的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吕后和后来的武则天身处同样的困局中。
公元前195年，汉高帝刘邦驾崩，随后，大汉就切入了女主执政的轨道。为了驾驭帝国，为了制衡军功派，吕后就只能大打外戚这张牌，不仅让吕氏外戚执掌了南北军，更是大肆将吕氏封王封侯。
但大汉本质上是高帝和功臣派的天下，皇权和藩王是刘氏的专属，以丞相为首的列侯群体是功臣的蛋糕，有庙堂和地方各关键岗位的分配权。如今，吕后封王和将吕氏引入权力中枢的做法显然是侵夺了功臣派的蛋糕。
作为功臣代表的王陵早就明确表态：“高帝当年和我们有约，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
但陈平却是举双手赞成：“当年是高帝当家，如今是太后您当家，自然有权力分封自己人为王。”
当王陵对陈平和周勃的行为大加指责时，陈平不屑一顾地说：“当面怼太后，搞辩论，我俩比不过你，但要说将来维护刘氏，恐怕还得靠我们，哈哈哈。”
结果是，王陵彻底被边缘化，陈平和周勃继续在庙堂混。
从这就可以看出，以陈平为代表的功臣只是暂时顺从吕后而已，因为，吕后摄政的权力是刘邦给的，天然具备合法性，同时吕后个人也在帝国具有一定的权威，再加上她身后站着强大的吕氏外戚，功臣派不一定就是在权术层面已经炉火纯青的吕后的对手。
为了避免两败俱伤，还不如暂时顺从吕后以保存实力，等吕后去世之后，自然是功臣说了算。
果然，等吕后去世之后，周勃和陈平等人马上就在长安发动了政变，血洗了吕氏外戚，重新攫取了权力。
这是必然结果，因为，当女主吕后出局之后，吕氏外戚根本就不是功臣派的对手，而吕后生前也不可能完全血洗功臣派，给帝国来一次彻底的换血。在汉惠帝驾崩之后，吕后就曾有过这种想法，但张良的儿子张辟疆马上就托审食其将自己的意见转达给吕后：“这样做只会导致外围的功臣举兵叛乱，江山易姓，太后还是好好想想吧。”
吕后也马上惊出一身冷汗，赶紧放弃这种冲动的想法。
从这个角度来看，吕后不可能完成对帝国权力的重新洗牌，只要功臣派存在，吕氏外戚和功臣派之间的矛盾就必然存在，即使陈平和周勃这些人被夺了权力，被边缘化，但照样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所以吕后驾崩前才会苦口婆心交代吕禄和吕产，不用给她送葬，小心功臣政变。
果然。
从这就可以看出，功臣派的存在是吕氏之败的主要原因，而吕后之所以不能动功臣派，又是因为她不能彻底地给帝国进行洗牌，而洗牌的背后又是一次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
也就是说，没有解决好分配问题，才是吕氏之败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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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后来几乎是复制了吕后的剧本。683年，高宗驾崩时，以遗诏的形式给了她合法摄政的权力：“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
为了稳固权力，武则天就必须得有自己的基本盘。但她在协助高宗处理政务的二十四年间培养的以寒门为主体的官员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她就将武氏外戚及时引入了帝国庙堂以为援手。
尤其是在宰相裴炎与她作对、以刘祎之为代表的北门学士的背叛之后，武则天又不得不重用以来俊臣、周兴等为代表的酷吏对朝臣进行打击，用酷吏政治来强制性给庙堂进行换血。
690年九月，武则天如愿登上帝位。和吕后一样，她以封王的形式让武氏外戚享受了她登基称帝的红利：封武承嗣为魏王、武三思为梁王、武攸宁为建昌王...
武则天不仅需要酷吏，更需要武氏外戚，如此，她才能坐稳武周的江山。
之后，她又通过大力发展科举的方式快速给帝国进行换血，在她21年的执政生涯中，光是宰相就换了75个。
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一个严重问题，那就是，武则天虽然通过科举提拔上来了一大批人，但这些人很难长久在庙堂立足，不是忠诚度不足，就是作风、能力问题，总是被波谲云诡的政局快速洗牌。快速的洗牌也导致武则天始终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基本盘，所以她倚重的对象就只能是吕氏外戚。
但武氏外戚又是那种欲望大而能力不达标的人，看看武氏在战场上的表现就知道了——
697年四月十八日，武则天又任命右金吾大将军武懿宗为神兵道行军大总管，负责反击契丹。结果是，拥有兵力优势的武懿宗面对契丹骑兵却是一路南逃至相州（今河南安阳一带），导致契丹攻破赵州并屠城；
武氏外戚不仅没有在战场上挣到军功，反而彻底暴露了自己的无能，武懿宗还被大臣张元一送了个外号——骑猪将军。
在不能打造稳定而高质量的基本盘，而武氏外戚又不能撑起武周江山的情况下，女皇根本就不能完成对李唐宗室、大臣的洗牌，不仅不能洗牌，还得重用。
狄仁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女皇重用，先是被任命为幽州都督，接着又任命为鸾台侍郎。
而狄仁杰又是坚决支持李唐的人，当这一群体成为庙堂的主导之后，女皇也只能放弃立武氏为太子的想法，将江山还给李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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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武则天不是因为李昭德和狄仁杰讲的“世上没有侄子给姑姑立庙的做法”“陛下的江山来自高宗，不能让高宗享受不到祭祀”这些话放弃了立武承嗣为太子的想法，而是因为，武氏根本就扶不起来，而自己又没有给武氏培养起强大的支撑力量。
看看历代王朝，每一个王朝都有一个和皇权利益深度绑定的功臣派，这些功臣派是支撑帝国并决定帝国能够走多远的主要群体。就像西汉初年的军功派，他们是刘邦打天下的创业元老，也是守护帝国的中坚力量。而武则天在位期间，根本就没有打造起这么一个群体，武氏的江山自然也没有人支撑。
女皇在位，还可以凭借个人威势维持武周的运转，武则天驾崩之后，朝臣们立刻就会发动政变干掉武氏，然后复兴大唐。这样反而是害了武氏家族。
没办法，朝臣们的祖先都是跟随高祖太宗创业的那拨人，是在李唐拥有一定股份的存在，而如果武氏的国祚得以传承，那么朝臣们在大唐的股份肯定也会不保。
为什么徐敬业会起兵造反，为什么李昭德等人拼了性命也要扶李氏上位，为什么武将程务挺被杀，就是代表这一群体在发声，以保住他们的既有股份。
背后都是利益的纠缠。
至于大家为什么会支持武则天上位，则是因为，武则天当时不管是权势，还是威望都已经达到了顶点，大家只能顺势将她推上帝位。最重要的是，武则天当时是坚持以李旦为皇嗣的。
这其实就是一个交换，大臣们默契地将武则天扶上帝位，然后武则天将来再识相地将天下还给李唐。等于说，朝臣们只需陪着武则天上演一出女人称帝的戏罢了。
他们顺从的背后是，大家坚信将来的天下还是李唐的，自己还会继续享受在大唐的分红。再说，女皇称帝那年也已经六十七岁了，按照当时人的寿命，朝臣们也不用等太长时间。
就像当年的陈平和周勃一样，大家支持吕后只是陪着她演戏，完了还会将帝国拉回刘氏与功臣派共治天下的格局。
武周的这种现象在一个人身上表现得是淋漓尽致。武则天称帝时，大臣岑长倩积极奏请女皇，将皇嗣李旦改为武姓，武则天是兴高采烈地采纳，还同时给岑长倩赐姓武。
但当武则天准备将武承嗣立为储君时，岑长倩马上就表示反对，态度是异常坚决，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
可见，岑长倩之所以建议女皇将李旦改为武姓，其实就是为了李旦将来能够顺利继承皇位，目的还是要复兴大唐。
而岑长倩之所以如此做，就是因为，他是名臣之后，是太宗朝宰相岑文本的侄子，是在李唐享有一定地位的家族。如果天下彻底切换为武周，那么他们在李唐的权益也将一朝归零。
所以，他不得不反对女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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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武则天将岑长倩、格辅元、欧阳通等人以谋反的罪名杀掉之后，也不能改变这一局面。朝臣们只是暂时低头，只要原则性问题被女皇触碰，他们还是会坚决站出来和女皇战斗。李昭德将请求立武承嗣为太子的王庆之仗杀就是具体表现。
当武氏宗亲在战场上屡屡战败形象大跌的情况下，朝臣们更是占据了优势地位，开始猛攻女皇的阵地。狄仁杰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密集性给女皇做思想工作，同时，宰相王方庆和王及善也站出来劝女皇。
女皇看懂了人心所向，也就只能放弃武氏，并于698年三月初九派人去房州将庐陵王李显一家接回洛阳。
实际上，武周朝的储位之争本质上是武则天培养的新贵和李唐旧臣之间的利益争夺战，而李唐旧臣明显是实力更强的那一方。
但是，和吕后一样，武则天也不敢将勋贵一朝进行洗牌，那样只会引起帝国的震动，外患也马上会安排上。契丹为什么敢进攻武周，就是因为他们认清了武周内部斗争的本质，才敢对武周用兵的。
想想，如果将勋贵清空，武周马上就会面临灭亡的命运。
和吕后一样，武则天也是因为不能完美地解决利益分配问题：清空勋贵是冒险，重用武氏是在侵夺勋贵的利益，不重用武氏不提拔新人也不行。
结果就造成，斗争始终是武周一朝的主旋律。
所以，武则天最大的困局其实不是储君之选，而是利益分配问题，解决不好这一问题，储君之选也就不能敲定。
当女皇没有培养起自己的基本盘而武氏又被李唐旧臣压制的情况下，她就只能以亲儿子为储君，还政李唐。
再说，她权力的合法性，包括政策、战略都是继承自高宗李治，如果她以武氏为储君，也就同时背叛了自己，失去了合法性，更无法继续维持局面，随时得面对政变的危机。
她以更改官名、定都洛阳、建明堂、铸九鼎、频繁更改年号的方式一再证明自己的奉天承运，但始终都是些面子工程，无法解决本质问题。
可能女皇从一开始都知道结局，知道自己无力终结大唐，而她之所以在储君问题上大做文章，正是为了保证自己权力的稳定：
大封武氏，让武氏在希望面前为自己卖力，同时又以武氏和新贵来压制李唐旧臣；当武氏权力外溢时，她又转而支持朝臣，打压武氏。
在690年至705年的女皇生涯内，武则天一直都在玩这个权力游戏，以稳固自己的帝位。
最终，在武氏和新贵全面被压制的情况下女皇的权力也就受到了挑战，神龙政变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这就是权力的规律，当庙堂势力失衡出现一家独大的情况时，皇权就受到了挑战。
武则天一辈子都在政治深水区战斗，结果还是大败。
本质原因还是，她无法解决分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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