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来自南京大学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
胡锦豪同学的投稿
｜壹｜
“比较”是版本研究的必经步骤，只有经过对比，才能区别原刻翻刻、初印后印，进而判断版本优劣。这次南大的“册府千华”展非常注重展出古籍的可比较性，展出的诸多嘉靖刻本，是同一时期不同地域不同刻书者之间的横向比较；展出的建阳坊刻本，是不同时期同一印书者的纵向比较；展出的写刻本与方体字本，是同一时期不同刻书风格的横向比较；仿宋覆宋，则是不同时期同一刻书观念的纵向比较。
“异彩纷呈”特色版刻展区
这种比较还有很多，如同为套印本，两个展柜分别展出闵齐伋套印《考工记》《檀弓》《春秋公羊传》与凌濛初套印《选诗》，将明末两大套印天团作比较，后又有康熙内府五色套印《古文渊鉴》，道光十四年（1864）芸叶盦六色套印《杜工部集》，从双色到三色到五色再到六色，可看出套印本经久不息的生命力。换展后，《古文渊鉴》与《杜工部集》被替换为明代三色套印本《文选尤》、五色套印本《文心雕龙》，这是同一时代不同套色的横向比较。同为活字本，铜活字版《古今合璧事类备要》与武英殿聚珍版《山谷诗集注》及木活字《于氏族谱》比较，可知不同类型活字本的特点。
明嘉靖南监刻明万历清顺康补修本《汉书》
通过比较，还能直观了解什么是补版修版。像此次展出的南监本《汉书》，展出的三叶，版心上方分别有嘉靖九年、万历二十六年、康熙二十六年的补版信息。据尾崎康《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南监本最后一次修补是嘉庆二年（内阁文库藏本二十一史），其后嘉庆十年板片亡于火海，南监本方告寿终，可知康熙二十六年虽是南大藏南监本最后一次补版时间，但并非这套版片的最后一次补版。而且将展出的三叶版面对比，字体风格已经大不相同，尤其是康熙补版与嘉靖版风格相去甚远，完全是方体字了，但整体而言好像印刷质量都并非上乘。尾崎康认为“南监本二十一史可谓明清士人获得历史知识的主要来源”，见此三叶，不由感叹古人做学问着实不易，对清人日记或序跋中常叙及的借抄或过录精校精刻本之举也有了更深的理解。此外，尾崎康论证南监本所据底本以及初刊年月所据的主要文献《至正金陵新志》和《南雍志》（《南雍志》著录《汉书》“嘉靖七年刊”，其实最早应如展出叶所示是“嘉靖九年刊”），此次展览皆有展出，算是一个彩蛋！
明崇祯汲古阁刻本《唐人八家诗》
在南北监本展柜旁边的“汲古阁”专展也很有意思，展出的《史记》与《唐人八家诗》代表了汲古阁不同的字体风格，前者字体扁方，横笔瘦而竖笔粗，后者虽仿欧体，但实不像，偏瘦而斜，这是把同一刻书者的不同字体风格作比较。其实，如果观展者愿意多走几步，不妨将汲古阁本《史记》与附近展柜的武英殿本《史记》、金陵书局本《史记》对比来看，这样可以直观了解汲古阁刻十七史的版刻风格对后世的影响。黄永年认为书局本“即用原本覆刻，字体悉同汲古阁的扁方字体”。若按照其对覆刻与翻刻概念的区别，那么书局本应该全同汲古阁本，但我发现两者字体虽同扁平，但就展出叶而言还是略有不同，像《史记》的“记”字，汲古阁本“己”封口很接近“巳”，而金陵书局本则仍开口作“己”，两本并非完全一致，不知黄永年先生下判断所据的本子是什么，或其所据汲古阁本与南大藏汲古阁本并非同一印本？也不知是不是和浙江书局本《唐书》所据是汲古阁后印本类似的情况？
｜贰｜
比较作为版本学研究的一种方法，重视对版本实物的目验和分析，傅增湘将此法称为“观风望气”，强调从字体、版式、纸张等角度研究版本。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赵万里对“观风望气”说做了更为学理化的表述，提出了比较版本学。其后经过许多学人的努力，比较版本学现已逐渐完善为一种方法，具体操作颇似考古类型学分析。
展板上列出了汲古阁本各时期的字体风貌
不过比较方法常说字体风格、版式风格之类应该会让很多看展者望而生畏，很多文献学教材动不动就说颜体字、欧体字、柳体字、赵体字，这对没有书法基础的人来说实在不友好，劝退性极强。但我总觉得能区别字体固然很好，但不能区别也不打紧，比如看横画左轻右重还是两头重中间轻，横折或竖折的转折处是圆润还是锋利，点与点之间有连丝还是没有连丝，整个字体是瘦长还是扁平，版刻风格偏书写体还是刻书体，整个版面是字大行疏还是字小行密，这些不需要书法基础都能判断。何况古籍本就有原刻翻刻、初印后印之别，版本的研究必须面向实物本身，不必拘泥于文献学教材的说法而用单一字体风格一概而论。就像明代内府刻书，一般认为是赵体字风格，但据研究认为其实已经受到宫廷书法家的影响，杂有后世的笔意，泛而言之说赵体字肯定可以，但严格区分的话似乎只能说属于赵体字系统。所以大家不妨相信自己的眼睛，看到是什么，便勇敢说出是什么，认为是什么，不必纠结字体和术语。在此，我想再说一次，布展方有意将同一时代或同一地域的古籍放在一起，真的非常方便大家比较字体和版式的风格。
明嘉靖刻本《四书人物考》
与实物分析并行的另一鉴定版本的方式是文献考证，即根据书的内容、著录以及序跋等相关信息鉴定版本，大家耳熟能详的著录、牌记、序跋、刻工等术语，都是文献考证鉴定版本的重要参考依据。一般来说，著录是从目录学角度研究古书存佚；牌记则许多书在有无之间；序跋严格意义上只能作为鉴定版本的相关依据，不能作为决定性依据。如果要推论古籍版本年代，应当以分析刻工最为稳妥，当然前提之一是古籍的版心下方或末尾有载刻工，之二是要区分清楚原版刻工与补版刻工，原刻刻工与翻刻刻工。南大“册府千华”展的策展方对刻工信息非常留意，在解读展签对书中有无刻工还特别著录，像嘉靖本展柜展出的《四书人物考》便有列出“姑苏李灿刻”“张本”“何升刻”等刻工信息，可以说是非常有心了。
｜叁｜
版本学界使用刻工研究主要集中在宋元本和嘉靖本，因二者对刻工信息多有著录，我们熟知的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一书即是这方面最具代表性和开拓性的研究。这次展出的许多书与刻工研究关系非常密切。如宋刻宋元递修公文纸印本《魏书》卷四十一的展签言及的“眉山七史”，明清藏书家皆认为是蜀刻旧本，至民国时，先是王国维认为“今世所传七史，元时版在西湖书院，明时移入南监，则非蜀中刊本而为江南刊本”，其后赵万里、长泽规矩也、阿部隆一，皆撰文从不同角度论证，其中阿部隆一《中国访书志》（南大密集书库有藏）排比刻工名字，以其见于绍兴刊《思溪大藏经》等几十种版本，最后论定七史是孝宗朝浙刊本，这个结论为学界普遍接受。
黄裳跋宋刻本《魏书》
南大馆藏此本《魏书》，尾崎康《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有专门讨论：“此书无原版叶，南宋中期补版叶五，余二十叶乃元代补版，虽无明初补版叶，然纸被文书有洪武年号，印制在其后，若存其余诸卷，自当有明初补版。”在展柜附近展板上有引黄裳跋语“辛卯春正月十五日，收得此眉山本《魏书》一卷，摹印极早，尚在元朝，其叶四、十二、十六三叶尚为北宋浙刊，可宝爱也。”观展者若有兴趣可取尾崎康书与黄裳跋参读，并结合《魏书》实物验证。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阿部隆一，他应当是最早系统运用刻工研究版本的学者，其所制《宋元版刻工表》惠泽学人无数，现今尾崎康、张丽娟、李霖等很多研究宋元版本的学者都受其影响颇深，我以前在旧书店偶遇一本《阿部隆一遗稿集 宋元版篇》，可惜书商要价太高，最终还是错过了，现在想来要在中国再遇到这书不知何时，如果有学者和出版社愿意引进甚至译出此书该有多好啊！
清道光刻本《仪礼疏》
在《魏书》之外，有一书虽非宋版，但学者对其关注与讨论却远在一般宋版书之上，此即道光十年（1830）汪氏翻刻本《仪礼疏》。这次展出的版面是黄丕烈跋与卷五首叶，卷五首叶版心下有刻工名，不过展示不完全。黄丕烈、顾千里、钱大昕均视此书底本为北宋景德原本，黄永年谓底本为南宋重刊北宋国子监本，乔秀岩《仪礼单疏版本说》推论此本所据为宋元递修本。就汪氏翻刻本而言，黄永年认为其行款版式及刻工姓名皆依宋本之旧。但李霖《宋本群经义疏的编校与刊印》通过对刻工的系统排比，发现汪翻《仪礼疏》刻工主要活动在南宋中后期至元代，但有三十余名刻工未见于其他的宋元刊本，结合黄丕烈、钱大昕语可知汪翻《仪礼疏》对底本模糊不清的文字有加工，其中刻工的名字也有修补，甚至误补。因此汪翻《仪礼疏》除开黄永年《古籍版本学》所说的仿宋本风格不能尽似原本外，更重要的是包括刻工在内的文本内容本身就有改变。《魏书》与《仪礼疏》，一史一经，都是运用刻工鉴定版本年代以及递修翻刻的绝佳案例。
明正德刻本《大唐六典》
除鉴定版本年代外，刻工信息还会使得有些古籍的版本史意义更加丰富。如明正德十年（1515）席书、李承勋刻本《大唐六典》，此书为汪辟疆先生捐赠，展出叶版心下方有刻工名“章文”，他是苏州地区的良工，书前作序的王鏊却是浙江按察司，序言有称“命工刻之苏郡”。李开升《明嘉靖刻本研究》据序言和对刻工的排比统计，认为此书实际由两任浙江按察司委托苏州刊刻，从出资人的角度看是浙江刊本，从实际刊刻的角度而言是苏州刻本。展签所写“此书为嘉靖本、扫叶山房本、广雅书局本的祖本”是就本书的版本系统而言，但若就版本史而言，黄永年曾说明刻本中期变化“始于正德，剧于嘉靖，下及隆庆”，正德本《大唐六典》正是“始于正德”的最佳体现，且苏州刻工由于技术好，刻版精美，多有接外地刻书的活或奔赴外地刻书之举，这也是研究苏式本版刻风格辐射影响的绝佳案例。
明洪武内府刻本《刘向说苑》
说这么多，好像都是别人家的学者怎么用刻工鉴定版本，其实此次南大策展方也有使用刻工信息鉴定版本。如明洪武内府刻本《说苑》，此书从版式和字体看当属内府刻本无疑，但展出叶并无具体版本信息，或本来就没有。据展签所载，南大古籍部老师先将此书与同一版刻风格的洪武内府刻本《新序》比较，再将《说苑》《新序》所载刻工与洪武三年（1370）内府刻本《元史》所载刻工比较，最终据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定为洪武内府刻本，兼具实物分析与文献考证，判定当属无误。再如欧阳翥教授捐赠的嘉靖本《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展签将其与玉几山人刻本从板框、刻工等方面进行比较，认为两书颇为相近，亦可见对刻工使用的重视。
清乾隆红印本《重定金石契》
无论是从实物分析还是文献考证的角度来说，这次展览对我这么一个初学者来说是很友好了，非常方便版本学习和版本学知识的实践。但学习之余，其实也有一些疑惑，就像《云笈七签》，我总觉得和以前看过的一些宋版佛经风格颇有相似之处，不知宗教刻书与四部刻书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又同为翻宋本，嘉靖本受文学复古思潮影响，道咸以后翻宋本则受乾嘉学术思潮影响，两种版刻风格的不同与文化思潮的不同又有什么关系？又现在有学者认为红色或蓝色印本是为了试印，正式印刷时则用墨印，这种解释真的适用于这次展出的朱印蓝印古籍吗？还有后世翻刻前世的本子毕竟下真迹一等甚至数等，鉴别起来不算太难，但同时代翻刻同时代的本子鉴别却极有难度，自己的一些胡乱猜想也不知道是对是错。这些问题一时三刻也不会有答案，就当留个念想以后慢慢去想吧。
END
审核：史梅
内容：胡锦豪
编辑：时文甲、陈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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