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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简史1-3-1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这一节主要叙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过程，时间跨度为1920年到1923年，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党成立前的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和活动、标志党成立的党的一大、标志民主革命纲领制定的党二大。
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及其活动
这一小节主要叙述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早期组织建立的情况。党的早期组织主要以上海、北京为中心展开活动，辐射到全国各地。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和活动的相关重要历史人物是陈独秀和李大钊。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一批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先进分子的出现，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组织的思想和干部条件已经具备，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
任何一个政党都不是凭空出现在历史上的，必然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也是如此，它的历史背景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就是一批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先进分子在中国的出现。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这为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条件；一批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先进分子在中国的出现，则为党的成立提供了干部条件。
在这一批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先进分子中，陈独秀和李大钊具有极高的领导地位和社会地位，所以这两个人成为了建立共产党的最早酝酿人。
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逐步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就必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使其充当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到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陈独秀和李大钊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这并不是他们头脑中凭空冒出的想法，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两人的实践经历。这社会背景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俄国十月革命，实践经历则是两人直接或间接参与的中国工人运动的实践。
正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传播，通过对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学习，通过中国工人运动的实践，陈独秀和李大钊逐步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就需要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而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就必须先像俄国那样，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使其充当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从陈独秀个人思想历程来看，1920年前后是他人生的关键时期。这之前，他发动新文化运动，主要关注的对象是青年学生，而到了1920年，经过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学习，经过中国工人运动的实践，陈独秀关注对象开始转向工农大众了。
关注青年学生时，陈独秀主要研究进步思想文化，打着民主共和自由平等旗号的北洋政府，自然对陈独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但是，关注工农大众，陈独秀的任务就不再仅仅是研究进步思想文化，更是要组织建立共产党组织，以此来进行革命，这自然就让北洋政府无法容忍了。
1919年，陈独秀因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北洋政府逮捕并关押了三个月，出狱后陈独秀仍旧积极宣传革命思想，这让北洋政府无法继续容忍陈独秀，陈独秀面临生命危险。为此，他只能选择离开北京。
1920年2月，陈独秀离开北京前往上海的时候，李大钊装扮成护送陈独秀的车夫，驾一辆骡车送陈独秀出北京，前往天津坐火车到上海。在前往天津的数日里，身为车夫的李大钊和身为乘客的陈独秀讨论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这就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佳话。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既是中国最早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为建党作了重要准备。4月，俄共（布）代表维经斯基等来华。他们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李大钊、陈独秀，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陈独秀与李大钊分开后，李大钊主要留在北京组织建党活动，而陈独秀则前往上海组织建党活动。1920年3月，李大钊率先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研究会的成员，大多是五四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
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主要通过收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举办座谈讨论、组织出版工作等，以此来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个研究会既是中国最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为建党作了重要准备，为党的成立培养了一批骨干。
1920年4月，俄国共产党的代表维经斯基等来到中国。他们先到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后经李大钊的介绍，他们又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李大钊和陈独秀通过和维经斯基等人的交流，加深了对建党的认识，两人一致认为需要加快建党的进程。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首先建立的。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陈独秀任书记。11月，共产党早期组织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
陈独秀来到上海后，一方面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和发动工人了解学习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则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
维经斯基等人来到上海后，他们向陈独秀介绍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及苏俄的对华政策，也介绍了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和经验。正是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
1920年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施存统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但此时人们针对党组织的名字产生了争议，一些人认为用“社会党”，一些人认为用“共产党”，后来陈独秀写信与李大钊商议后，两人都同意用“共产党”的名字。
经过酝酿和准备，在陈独秀主持下，1920年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陈独秀任书记。一大召开前，先后参加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主要人物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周佛海等。
1920年11月，共产党早期组织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12月，陈独秀离开上海前往广州，李汉俊和李达先后代理过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书记。
《简史》说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这是因为，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所以称呼其为发起组织和联络中心。
1920年10月，李大钊等在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称“共产党小组”。同年底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不久后，1920年10月，李大钊也在北京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这个组织当时称为“共产党小组”，最初的成员就是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后来吸收一批新成员。
但是，1920年11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以黄凌霜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主张自由的联合，反对党的纪律和职务分工。他们认为政府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一番争论后，他们退出了党组织。
1920年底，为了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明确党内分工地位，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为“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这样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中心，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则是副中心。
一大召开前，先后参加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人物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缪伯英、何孟等。这些人大多是北京大学的进步师生。
在上海及北京党组织的联络推动下，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纷纷建立起来。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日本、法国，成立了由留学生和华侨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上海、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在它们的联络推动下，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纷纷建立起来。主要包括国内的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以及国外的日本、法国等地。
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直接指导下成立的。1920年夏，李汉俊从上海写信给董必武，后来又亲自到武汉面见董必武，商议在当地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不久，陈独秀派刘伯垂到武汉和董必武等人建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取名为“共产党武汉支部”，支部书记由包惠僧担任。
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毛泽东的筹划下建立的。1920年夏，毛泽东先后在北京、上海与李大钊、陈独秀会面，受两人影响，毛泽东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同时，北京、上海这两个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状况和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对毛泽东也产生很大影响。回到长沙后毛泽东便联系何叔衡以及新民学会中的志同道合的同志，共同成立了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于1921年春。早在1920年秋，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就在济南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研究会本是学术研究团体，但后来被北洋政府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取缔，转为地下活动。后来，在北京共产党党早期组织的影响和帮助下，济南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改组成为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过程比较曲折。尽管1920年秋，俄国共产党员就到了广州帮助建立党组织，但是由于这些俄国人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中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引荐的，所以他们到广州后联系的也是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这样建立的党组织的主要成员是无政府主义者，这就导致谭平山、谭植棠等人不愿加入。直到1920年12月陈独秀来到广州后，无政府主义者才退出，这样1921年春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才算真正得以建立。
在国内一些大城市筹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同时，在旅日、旅法的华人中，也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旅日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最初是由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施存统和周佛海组成的。旅法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主要是由留法勤工俭学人员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组成的。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主要有：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实际问题；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帮助一批进步分子划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界限、科学社会主义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使工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提高阶级觉悟；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组织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实际斗争，为党培养造就后备力量。
叙述完北京、上海、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情况后，《简史》在这一段又介绍了早期党组织成立后开展的工作情况。这些工作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四类：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开展工人运动、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第一，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实际问题。1920年9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将《新青年》改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后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又创办《共产党》刊物，介绍革命理论和党的知识。在上海早期党组织影响下，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也采取出版报刊或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方式，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如武汉的《武汉星期评论》，长沙的俄罗斯研究会，济南的《励新》半月刊，广州的《广东群报》等。
第二，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帮助一批进步分子划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界限、科学社会主义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共产党早期组织相继成立时，社会上还有很多先进分子对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还不明确，无法分清楚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的区别，甚至有些进步分子仍旧持有资本主义的思想。为此，早期党组织成员与这些思潮展开论战，帮助一批先进分子明确了马克思主义道路。
第三，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使工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提高阶级觉悟。这一方面，党的早期组织采用了出版工人刊物、创办工人补习学校的具体措施。工人刊物，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京的《劳动音》、上海的《劳动界》和广州的《劳动者》等，这些刊物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向工人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创办工人补习学校，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北京早期党组织创办的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
第四，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组织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实际斗争，为党培养造就后备力量。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最早领导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批团员有罗亦农、刘少奇、任弼时等人，后来他们被送到苏维埃俄国留学，最终有些人成长为党的杰出领导人物。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引领下，不久，北京、武汉、长沙等地共产党早期组织也领导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党培养造就了大量的后备力量。
在建党的思想理论准备中，《共产党宣言》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20年2月，陈望道为翻译《共产党宣言》，秘密回到浙江义乌自己家中。他在潜心翻译时，把粽子蘸着墨汁吃掉却浑然不觉，还说：“够甜，够甜的了！”“真理的味道非常甜”，这彰显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救国真理的渴求，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
《简史》将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历史事件单独用一段论述，这也表明了这一历史事件在党史中的重要性。《共产党宣言》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指导各国共产党革命的理论经典，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必要思想理论准备。
但是，1920年前，《共产党宣言》还没有一本完整的中文全译本。面对这样的情形，作为学者和早期共产党组织成员的陈望道，开始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由于过分专心投入，有一次把粽子蘸着墨汁吃掉竟然还没有感觉，还口中不断说着太甜了。这就是著名的“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的历史佳话。
正是在陈望道如此刻苦努力下，《共产党宣言》全文的中文翻译任务很快就完成了。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首次出版，出版不久，就受到工人阶级和先进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初次印刷出版的一千多本书，但很快就销售一空了。
《共产党宣言》翻译出版的意义非常重大，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更是推动许多革命青年逐渐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让他们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这其中包括毛泽东等人。同时，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佳话也彰显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救国真理的渴求，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这样的精神也将永远激励着后人的努力。
End
文字：含谦 图片：网络
林含谦：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心理咨询师、通识学习爱好者，业余作者。忙来育人授业、谈心解惑，闲来读书治学、写文烹菜，愿陪你发现这世间未知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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