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绯：不三不四文史学

“不三不四”文史学

肖伊绯

按：此文写于2018年1月8日，实为新年展望之作。原谋发表，因故未能。延至今时，已为3月，草长莺飞，万物欣欣。忽忆自2011年3月专事文史写作至今，恰已整整7年。7年之间，已出版个人著述21部，也可算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了。

每次参加学术会议或发表学术论文，由于本人没有在大学院校中任教，也没有在学术及研究机构中供职，总会让负责打印座牌的会务人员和填写作者身份的编辑犯难。他们总会在“学者”与“作者”两种大致可以概括的身份中取舍，但始终还是希望在这两种身份之前加上一个更为确切的“前缀”，于是“文史学者”与“文史作者”的名衔，便会被频频使用。

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形，总会不自觉的记起某著名学者曾将文史学者，划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善于从旧材料中提取新思路者；二是善于从新材料中提取新思路者；三是善于用新材料补证或延展旧有结论者；四是一直以旧材料解读旧有结论者。论点大意如此，笔者深以为然。

其实，上述对文史学者的四种划分，也大致概括了文史学者治学方法的四种类型与四个层级。所谓“材料”概指史料与文献，以及一切与文史研究相关的物质证据和文字记载。可以想见，对于“材料”的取舍与运用，不但体现着文史学者治学旨趣，更让文史学者的学术成果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与风貌。简而言之，“守正出奇”可称大家，这样的治学方法才是“大道”、才是“正道”。勇于“破旧立新”，固然可嘉，却难免求新心切而走向为新而新之途，难免偏离“正道”，一不留神，走上了“小道”，总是要沦为“二三流”的罢。至于，一直守旧如旧，坚持做“保皇党”者，不是思想观念已然陈旧，就是治学能力确实有限罢。

后来，有友人提醒说，称某著名学者对此四种类型的划分，只是针对历史学者的，并不是针对文史学者的，不能一概而论。而且，原话与我所理解及转述的话语也略有出入，并不完全一致。然而，我却以为，将这种类型划分（可能有我个人理解的成份，并非某著名学者原意），套用到文史学者群体，未尝不可。这种类型划分，实在是非常符合中国文史学界现状的，甚至可以是一直适用的。

那么，在这里，就有必要大致说明何谓“文史学”以及“文史学者”。为此，还需简要回顾一下“文史”一词是如何从“国学”以及“新国学”概念中，衍化流变直至脱颖而出的来龙去脉。

实际上，近现代以来，文史学者是由传统国学研究者蜕变而来的，曾经是“新国学”研究者的概称。北大国学门于1923年创办《国学季刊》，胡适为之执笔撰写《发刊宣言》，篇幅达一万余字之巨，被学界视作一篇揭开“整理国故”大幕的划时代檄文，此文之正式发表更直接被视作“整理国故”运动兴起乃至“新国学”成立的标志。胡适的这篇《发刊宣言》，宣示了“新国学”与传统国学研究的巨大差异，宣布了“新国学”从思想到方法、从立场到旨趣上的“脱胎换骨”，乃是新派学者以新方法、新视角、新旨趣从事新国学研究的“点睛”之作。

事实上，自晚清学者倡举“国粹”，强调传承与发扬“国学”以来，“国学”这个概念始终是较为模糊的、歧义纷出的。梁启超、章太炎、邓实、黄节等学者，以各自不同的学术立场及政治目的，都发表过不尽相同、甚至多有抵触的“国学”概念之理解。即使到了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北大《国学季刊》以标榜“新国学”为号召，汇聚了同时代大多数新派学者，并对“整理国故”之说有一致认同，但中国学者对“国学”一词的理解并未因此统一与融洽。《国学季刊》问世后三年，1926年，著名学者钱穆即称：“'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当时，类似钱穆这样理解“国学”者应当不在少数，因之南北各地学者团体、机构纷纷创办不同旨趣的各类“国学”刊物多种，却始终难以形成共识与合力。

1932年7月，北京大学研究院成立，设自然科学部、文史部和社会科学部，原研究所国学门为文史部取代。至此，已发展近十年的“新国学”研究路径再次发生重大转变——“文史学”替代了“国学”与“新国学”，对中国文史的考据研究彻底替代了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研究序列。中国学术界对此也迅即做出了回应，各地学术机构开始大量使用并以各自的理解去定义“文史”一词。

1933年6月，国立暨南大学出版《文史丛刊》；1934年至1938年间，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文史丛刊》陆续刊印文史学者的著述多部；1934年4月，时在中国大学任教的章太炎弟子、著名学者吴承仕创办《文史》双月刊；1935年3月，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出版《文史汇刊》；1935年7月，安徽大学文史学会出版《安大文史丛刊》；1936年，南京金陵大学文学院刊印《文史丛刊》；1941年1月，重庆文史杂志社创办《文史杂志》；1941年，国立中正大学创办《文史季刊》等等，一系列响应“文史学”替代“国学”的学术刊物层出不穷，南北呼应起来。

至1946年10月，胡适凭借公共主流媒体《大公报》，创办《大公报·文史周刊》，创建以“文史学”为中心场域的公共学术平台，十分明确、大张旗鼓的使用“文史”一词，以此号召并引导国内学者投身文史研究。此时的胡适，既不再提举国学研究的新旧派别之争，亦不再重提“国故整理”的宏观蓝图，“国学研究”就此统统转化为考据第一、立场第二的文史研究了。当时，胡适自己也正倾力于“水经注学案”的考证与深入探研，对这一专题进行了细致入微、持续多年的，可谓无孔不入、马拉松式的钻研与求证——也是完全符合他在《文史周刊》“发刊语”所表达的学术旨趣与研究立场的（此后，胡适的“水经注学案”阶段性研究成果有多篇发表于《文史周刊》）。

直至1947年11月14日终刊，共计印行40期的《文史周刊》，发表了包括胡适、陈垣、沈兼士、余嘉锡、杨树达、魏建功、王重民、向达、唐长孺、陆侃如、孙楷第、钱南扬、裴文中、汤用彤、王叔岷、朱光潜、袁同礼、吴晓铃、季羡林、王利器、邓广铭、周一良等诸多著名新老学者的文史学论文。可以说，当时中国学术界的一流文史学者的一流学术成果，均在这份周刊上集体亮相与及时发布。

至此，“文史”一词，风行中国学术界15年之后，“文史学”与“文史学者”的概念终成通识，渐成惯称。在1949年之前，“文史学者”的称谓，已经成形；对“文史学”的研究兴趣与研究力度，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与水平。有着卓越成就与丰硕成果的文史学者，亦可称之为“文史学家”，与先前“国学家”的称谓，并行不悖。由此可见，“文史学”这一概念虽然不如“国学”概念宏大巨硕，但以“文史”考证来替代一直存在立场、旨趣之争的“国学”研究，渐为中国学术界所接受并认同。

不难发现，“文史学”这一概念绝非“文化学”与“史学”的简单组合，它是中国学术新概念，是以文化学与史学为主，广涉各个学科领域的泛称概念。用胡适的话说，“文史”这一概念“可以说是泛指文化史的各方面”。按照胡适的解释，文史学者不一定非得是思想家，也不一定非得以一贯的立场来传承与倡举某种学术观念，“文史学者的主要工作还只是寻求无数细小问题的细密解答”，因为“文化史的写定终得倚靠这种一点一滴的努力”。

应当说，文史学者既不同于纯粹的文化学者，也不等同于历史学者，他的研究领域是“跨界”的，是复合的，是需要整合多方材料的。无论是历史区间中的某一段时期之专题，还是历史节点上的某一事件、某一人物、某一现象之专案，只要能够激发研究兴趣，只要能够获取考据材料，文史学者都将着手考察与证明。所以说，文史学者的视野理应融汇文化与历史场域，而不是割裂二者，成为专门家。与此同时，正因为视野的兼容性，从学术方法上而言，更要求视角独特，着眼点更为精确，研究手法也需更为精致。

通过上述简要的回顾与概说，“文史学者”的定义及其产生之历史背景，也基本明了。简而言之，文史学者，就是在历史中考察文化，在文化中体察历史的学者；他们既研究文化自身之历史，又探寻历史进程中的文化变迁；他们的研究不是探寻恒定不变的“总规律”，而是在历史的“切片”中考察历史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在文化的“切片”中考察文化与历史的共生关系。他们倾向于“个案”研究而非“总结”概括；他们热衷于“微观”考察而非“宏观”陈述。同时，又因为历史始终是在时空变化中延伸的，即使文史学者自身也只是“历史”的副产品，文史学者的学术活动也注定是“历史”的一部分；所以，要让文史学者“守正出奇”，要让文史学者按照传统国学研究者的价值观行事，要让文史学者恪守所谓“正道”、守护“大道”，本质上都是比较困难的。

从本质上讲，文史学者的学术活动，并没有传统国学价值观中的“天地君亲师”序列，并没有“文以载道”、“史鉴古今”的治国经世之“大用”。他们的研究序列，根本没有“经史子集”的四部之序，没有哪一种类型的典籍一定具备思想观念上的统领性与绝对权威，任何未经实证（事实应证与实物验证）的任何典籍皆只是史料之一种，都是留待考证的材料而已，而绝无什么高下尊卑之别。从方法上讲，文史学者的学术方法，更接近于侦探“破案”，而非法官“结案”；更擅长于将史料转化为证据，而非将史料总结为经验。

这即是说，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所有文字载体，皆是历史文献，皆是研究材料，皆有可能成为考据。《诗经》与民歌童谣谣，《论语》与小说戏曲；《二十四史》与野史笔记；《说文解字》与砖头瓦片；凡此种种，皆为文史学考察之对象，并无孰正孰偏、孰大孰小之对立与区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史学者不太可能纯粹从旧材料中提取新思路，大多皆要辅之以或者主要以新材料为考察重点，在新旧材料的比较研究与互为辩证的去提取治学上的新思路。所以，文史学家要真正做到“守正出奇”的概率是较小的，从“国学”到“新国学”，再易帜为“文史学”之际，已然注定了文史学才绝不可能只是古代典籍与学术的传承者与守护者了。

与其说，文史学是“国学”现代化的产物；倒不如说，文史学只是以现代学术旨趣与方法去考量“国学”、为“国学”去伪存真、去糟取精的中国特色学科。从章学诚“六经皆史”至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从钱玄同的“疑古”到顾颉刚的“古史辨”；从“昌明国粹”到“国故整理”，从“新国学”到“文史学”；中国的文史学者一直扮演着跨越历史学、文字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统计学等多重学科的“跨界”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史学者始终是勇于“破旧立新”的，虽总会难免求新心切而走向为新而新之途，但除了考证是否缜密、论证是否充分之外，他们的学术路径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统一预设的“正道”。他们从来不自命也不可能自命为某种“正统”，他们的学术旨趣大多指向“立新”，而非“守旧”与“守正”。

所以，前述文史学者第二种类型“善于从新材料中提取新思路者”，正是文史学者孜孜以求的目标。但是，新材料的发现、挖掘、甄别与使用，新材料与旧材料的比较研究及互为辩证，乃至最终得出研究结论与学术成果，都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往往比较漫长，还极有可能因某种原因中断或放弃。这一过程，并非一朝一夕可成，即使最终得出较为完善妥贴的结论，也并非可以将其一劳永逸的视为“定论”。因为新材料的后续发现，还有可能将结论进一步修正、进一步完善，甚至部分改写乃至完全推翻先前的结论。因此，文史学者要达至第二种类型的境地，是极其不易的，终生手握大宗新材料，写出大量新论文却仍无法得出确切的“新定论”者，大有人在。

事实上，大多数文史学者的学术境地往往是“不三不四”的。他们一直徘徊在第三种类型与第四种类型之间，力图向第二种类型迈进，为之奋斗终生。他们中不乏善于用新材料补证或延展旧有结论者；亦有在新材料获取之后，力图夯实论证基础，一直以旧材料解读旧有结论者，试图从中探寻“新线索”与新旧结合之道者；还有一部分文史学者，乐于以旧材料解读旧有结论，乐于在“掌故”与“典故”之间寻求研读乐趣，偶有新材料也可择机采入。应当说，这些“不三不四”的文史学者，才是当今中国文史学的主体，他们的研究结论与学术成果，乃是当今中国文史学的主流。

可不要以为“不三不四”之判定，是贬讽或者调侃，这是文史学界的“实情”，更是文史学本身的“常态”。前边已经约略提及过中国文史学的演变与衍化之历史，也已提到过文史学不同于传统国学的学术特点，文史学者因渴求“立新”而必然“跨界”，既是实情，也是常态。因“跨界”而“不三不四”，则在所难免；因“跨界”而战线过长、收放两难，亦不可避免。或因才性有参差之别，或因学力有高低之分，在“跨界”中能做到“善于从新材料中提取新思路者”，自然不能较多。但“跨界”本身的意趣，“跨界”本身的收获，于文史学者而言，恐怕也是远胜于别的专科专家的罢。当然，勇于“跨界”是一回事，“跨界”之后如何“善于从新材料中提取新思路”又是另一回事，长期处于“不三不四”境地的文史学者，是继续求索还是乐在其中，仍是需要反思与抉择的。

末了，如我这样一个“半道出家”的，连“不三不四”都还沾不上边的“独立学者”，发了这样一通“不三不四”的唐突言论，还望诸多文史学者涵谅。或者，竟能“抛砖引玉”，能让更多的人关注中国文史学，并对之产生共鸣与支持，则更是求之不得了。

作者简介

肖伊绯，四川成都人，70后；独立学者、自由撰稿人。长期从事人文领域多学科互动研究，致力于思想史、古典美学、宗教文化等多个专题写作。已出版《听园》《民国斯文》《左右手》《中国哲学史大纲》《1939最后的乡愁》《民国学者与故宫》等专著、编著20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