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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官制度不仅是儒家，而是一种“内儒外法”的状态。
【每日一篇】
天下有道，无急患，则曰静，遽传不用。故曰：“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攻击不休，相守数年不已，甲胄生虮虱，燕雀处帷幄，而兵不归。故曰：“戎马生于郊。”
——《韩非子·喻老第二十一》
对中国历史来说，法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派。
中国的文官制度不仅是儒家，而是一种“内儒外法”的状态。
如果只有儒表，则文官体系组织不起来，更无法落实。
《汉书》说，“法家者流，盖出自理官。”
法家思想源头，是可以上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的。
而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晋国的郭偃、郑国的子产等人则是法家学派的思想先驱。
他们颁布法令与刑书，改革田赋制度，促进了封建化过程。
法家的政治口号是“缘法而治”、“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经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乐毅、剧辛等的实践而发展。
他们相继在各国变法，让国人平民有了做官的机会，瓦解了周朝的等级制度。
从而在根本上动摇了靠血缘纽带维系的贵族政体。
战国末年的韩非子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系统发展了法家学说。
他将慎到的“势”、申不害的“术”、商鞅的“法”紧密结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
不过韩非子运气不好，虽是韩国的王公贵族，他的学说却不被当时的韩王所采纳。
于是他在悲愤之下，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的著作。
后来，这些著作传到了秦国，秦王政看完后，发出了“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
但韩非子在出使秦国时，没有得到秦王政的信任，一是因为口吃，但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秦始皇的宰相，他的同班同学李斯等人的迫害。
李斯、姚贾等人找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罪名，韩非子入狱，并被毒死在秦狱中。
虽然在生前未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但韩非子将法家思想、学说进一步发展，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由于他的贡献，后人将他称为中国的马基雅维利。
实际上，韩非子比马基雅维利早了1700年。
韩非子所处的是大一统前夕的战国时代，他的理论对现在面临的挑战很有借鉴。
从根本上来说，他当时是试图说服领导者组织一个理性的架构来治理天下。
而不是单一的人群，不管他们是贵族、武士还是富豪。
马基雅维利是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1469年诞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
其思想常被概括为马基雅维利主义，是名符其实的近代政治思想主要奠基人之一。
在中世纪后期政治思想家中，他第一个明显地摆脱了神学和伦理学的束缚，为政治学和法学开辟了走向独立学科的道路。
他主张国家至上，将国家权力作为法的基础。
马基雅维利的代表作是《君主论》，主要论述为君之道、君主应具备哪些条件和本领、应该如何夺取和巩固政权等。
从内容来看，韩非子所牵涉的问题和讨论的深度，远比《君子论》要广而深。
韩非子的体系，可以从“势”、“法”、“术”三个角度来进行简单了解。
首先是慎到的“势”。
慎到是战国时期赵国人，他的最大贡献是指明了政治运作里面有一个所谓形势。
形势顺、形势逆、形势治、形势乱，都可以造成很大的差别。
无论多有见解或者才华，如果没有相配的形势，就不能发挥能力。
他认为，形势决定了能力，势位高，能力就强，势位低，能力就弱。
所以领导者需要具备两个能力，一是可以多角度观察形势，而是顺势进行改造。
不仅要看到，而且还可以将形势引到他希望的最好的方向去。
等形势在那里之后，就可以对其进行掌握，这就是改造。
其次是商鞅的“法”。
大家都知道商鞅变法，其实商鞅不是编发，是造法。
他是从无到有，从没有制度到创出了制度出来。
商鞅所处的秦国是当时七国当中文化水平最低的，而所有七国都没有制度化结构。
所以，商鞅是在秦国创造除了第一个制度化结构、一套法令和一套管理体系。
这是从一个完全没有条例的情形下，制订出一套管理的制度和方法。
但商鞅后来自己成了祭品，葬送在严法之下，这也说明其中是有些问题的。
再者是申不害的“术”。
申不害是韩国的一个贤臣，奴隶出身，由于自身的学问和能力慢慢得到信任。
在当时，韩国是七国里最小、最弱的国家，但在申不害的手里，韩国政府变成了最有效率的政府。
申不害的术让他蒙冤几千年，说他只讲手段，只讲阴谋，只讲权术。
其实，他的术是讲一个国君要有一点权术。
这个权术里面包括国君个人的控制能力，和对群臣的观察。
最重要的是，他的术其实是技术的意思，更多的是管理的方法。
韩非子对商鞅的法和申不害的术都有自己的见解。
他认为，二者不可偏废。
单单有法，没有执行的过程，法就是具文，是空洞的。
单单有术，没有法来加以规定，也没有法来加以管制，就变成了权术。
商鞅之于秦非常严格，法律规定犯法的人共犯连坐，赏罚分明。
但是这个情况到了后来没有一套人事管理制度保障，于是商鞅一天不在，一天没有好的贤相，秦国的法律就变成了一纸空文。
申不害不重法，因此韩国始终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解释权就变成个人的因素。
所以他无法形成一个大家遵守的法律的权威、法律的威信。
从而，也没有办法让韩国变成第一等的国家。
这就像两类企业。
一类是老板能力非常强，非常相信自己的观察力和判断力，一言堂。
这是无法让大家信服的，因为所有标准都在他一个人的心里，大家不知道尺度。
另一类则是另一个极端，所有规定都在手册上，手册又没人执行。
这样一来，手册就慢慢摆在一边，成为了摆设。
前者是申不害的方法，领导者本身是最后仲裁者，但最大的困难在于，他成为唯一仲裁者之后，法就没有权威了，全部是人治。
后者是商鞅的方法，商鞅的方法虽然有功必赏，但是非常呆板，没法变通，从而在人事管理上有非常大的缺失。
综上，韩非子提出，论势、论法、论术三者必须结合，才能让一个组织成为灵活的有机体。
而无论是国家、部落还是企业，都必须变成一个有机体。
只有这样，才能让组织本身得到最有效的运作，呈现出真正具备有机体精神的有生命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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