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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80后是处在变革年代节骨眼上的一代。
这一点，我深以为然，特别是经历了福利分房的年代，结合楼市的几波红利的时间点，感慨颇多。
账很容易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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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访者 | 长喜 写作者 | 金捷
2006年大学毕业后，我一人来到上海闯荡，结识了很多家庭条件相对优越的朋友，虽然友谊是真挚的，无关金钱，但是贫富的差距让我开始思考人生。这时天津城区在大规模拆迁之后又飞速重建了起来，一直从事金融行业的母亲突然说要考虑给我准备婚房了，那时在上海的我有一份收入还不错且相对稳定的工作，在婚房的问题上，虽然我嘴上说“靠自己”，却也深刻认识到，纯靠自己的工资收入在上海买房纯属“痴人说梦”。
最后，还是顺从父母的决定——在天津购置婚房。
我家当时住在天津市河北区比较好的地段，也有对口的学区，所以母亲原本的想法是在本小区或附近的地区选址，想着婚后的父母照顾小两口或者说带孙子也方便，但在和平区读书和之后在上海闯荡的经历让我深刻地认识到“地段”的重要性，所以我和父母商量婚房还是买在和平区。
2006年，天津市和平区的房价在六七千元左右，且只有在和平区的边缘与南开区交界的地方才有新盘，当时和平区处在拆迁后的“百废待兴”状态：没有好的学区，没有配套商圈，没有地铁。
2007年，经过了大半年的考虑，我最终看中了一套总价为70万元的房子，这个价格在当时对于普通工薪阶层可以说是“天文数字”。（根据我的实地考察，同样的价格可以在上海打浦桥附近买到十年左右房龄的两房，但是父母比较保守，没有同意我“在上海买房”的想法）
父母单位还不错，可以用公积金还贷款，为了减轻我的压力，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父母又向亲朋好友借钱凑够了首付，为了不让父母失望，买完房后我除了在上海的本职工作也做了一些兼职补贴家用。
买完房后我依然留在上海工作，所以新房拿到手后全家决定先“以租养贷”，这样经济压力也能小一些。之前说过我从小住的都是“新房”，所以后来真正结婚时住的却是“二手房”，此后我经常跟全家调侃此事。
2010年，综合考虑到婚房和赡养父母的问题，我从上海回到了天津。一直没有结婚的我，婚房就那么租着，天津房租并不高，但几年间房价已经飞涨，2006年天津新房均价不过5000元/平方米，2010年已经破万了。好在那时我已经还清了首套房贷款，每月除了工资，还有些房租收入，日子也还算滋润。四年时间，婚房周围也新建了公安分局新址、重点小学、大悦城、地铁二、四号线，包括目前在建的七号线，这一切的利好发展都让我更加关注着楼市，并开始寻找下一处目标。
2015年底，我的单位准备搬迁至西青区，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不应该只把目光放在市中心，如果之前能渐进式地置换房产，手上也应该不止一套房了。
2016年1月，我偶然在朋友圈看到上海朋友发的一条新闻，内容大概是“深圳房价再次起飞”，这加速了我买第二套房的想法，后面的事大家可能猜到了，又是一轮“家庭会议”和选址看房。最后在2016年上半年，我在西青区购置了第二套房产，总价虽然不高，但一年后，房价大涨，如今的价格已经翻倍，此时我家也没有任何房贷压力。
之后，楼市就进入了“冰河期”，虽然两次购置房产的决定并没有让我衣食无忧、财富自由，但是日子过得还算踏实。有趣的是，我的妻子是外地人，属于“傻白甜”的那一类，我们结婚后得很长一段时间，她对于“和平区学区房”都没有实质的概念。
经历过这些，对于未来的“楼市”，我个人依然持保守乐观的态度，只有脚踏实地的做好本职工作，积极乐观的生活，谨慎投资，才有更多“好故事”留给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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