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每天都得走路的，但最要紧的是方向问题。我第一次去北京，在长安街上竟找不到自己要去的地方。记得是去木樨地，却辩不出方向了。起初问了几个人，都没有回答。后来一个中年人朝一个目标指了指，我顺着走了过去，后来发现去了相反的街，一瞬间大有受骗之感。于是，我对个别北京人留下了很坏的印象。
不知道路，自然要打听。倘若像我这样遇到了坏的指路者，那只有自认倒霉了。经历了错误，大概才能看清什么，交一点学费是不可免的，尽管这个世上好人还是多的。
特立尼达作家奈保尔有一本小说叫《抵达之谜》。作者一直在写路上的感觉，所到之处并非像先前所想象的那么美好，迷失在路上时，心里一定是大苦的。奈保尔写行程里的茫然，我很是感动，那都是真实的感觉，在自己的行程里，每每会与内心相违的事实和人物相逢。但每一次错误，都会使人清醒起来，渐渐地有了一点聪明。曾有一个青年学者郜元宝写过一篇短文《在失败中学习》，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被挫与被骗，结局要么是悲剧，要么是一种成长。那文章写得同样感人，是唯有吃过苦果的人才有的独白。
人的吃苦果，便有很多的杂思。免于此境，要么求救于人，要么自我忍受着，带着痛楚觅路。鲁迅经历过死灰般的生活后，就对青年人说：不要指望别人，寻什么导师呢？说这话时，他也正在困顿之中，连自己也不知道路应该怎样走。所以看到青年人来询问时，面对着一双双渴望的眼睛，他的内心突然有了一种哀凉。大家都在同一世间，相近的命，于是告诉年青人的，唯有一句话：自己走去吧。
胡适这样的人，大概就不会这样讲话，因为他有心中的太阳。会告诉你去读一读杜威、翻一翻詹姆斯的书等等。巴金早年相信的是安那其主义，也告诫青年其中存有真理。但后来却意识到，自己代表不了什么，也是世间可怜的一员。在一篇文章中，他这样写道：“我绝对不是青年的导师，我只是一个和他们站在同等地位的友人。”
巴金的可爱，是用了真诚的心将自己交给读者，于是便与人的距离近了。不过像奈保尔这样的作家，在文体里就很有身份意识，有意将自我和小说里的人物拉开距离，制造一种精神的迷宫，认真地划出两个地界，自我与客体是分离的。鲁迅也有类似笔法，文字被控制在一种路向里，是节制的。而巴金却自由流淌着，将内心的一切统统呈现给人们。同样是寻路，世人的形态是千差万别的。没有谁可以重复别人，那是对的。
文学写作者有旁观者的姿态，有主我的姿态，二者明显有别的。奈保尔写自己的旅行，内心的激情是被压抑的。他自信于自己的文字吗？而巴金这类作家，却是将生命毫无保留地燃烧其间，每一步路都滴着血。在茫茫的夜，没有星光的旷野，惟自己在走着。别人也是自我，和小说里的人物一起悲欢，是有道德的承担的。
因此，我认为写作者大多是生活受挫的反映，有悲怨情怀的，有幽默自嘲的，根底是遇到了迷津，借以抒发苦楚。至于那些成功者的卖弄，则是另一回事。乾隆的诗很多，已没有谁去读了。我在北京中国图书馆专门去翻过他的诗集，虽印得很精美，却了无诗趣。自以为得了通天之道，其实却殊乏人情，那样的路和我们的百姓毫无关系。
鲁迅当年在“左联”成立大会上，曾告诫青年作家：不要以为入了“左联”就掌握了真理，“左”很容易变“右”的。为什么呢？大概是放弃了走路的韧性吧？人间的事处处应以自己断之，万不可以为别人的设计已经绝妙，似乎进入了佳境。巴金晚年就忏悔过自己的选择。五六十年代那么轻易地成了观念的俘虏，做过一些傻事，乃是相信了别人所致。
读着巴金先生的文章，觉得心在滴血，那是用悲苦换来的教训。不要轻信华丽的教义，也不要自信于自己。唯有在荆丛里苦苦地走着，才有人间的真实。当你回望的时候，才会明白其间的曲直。在人生的旅途上，自己走与跟着走，结局是截然不同的。
文 情系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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