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 唐诗解读——杜甫之《遣愤》

 闻道花门将，论功未尽归。

 自从收帝里，谁复总戎机。

蜂虿终怀毒，雷霆可震威。

莫令鞭血地，再湿汉臣衣。

注：

 “闻道”两句：指郭子仪与回纥联合，再破吐蕃后，论功封赏回纥事。花门，因唐甘州张掖郡山丹县宁寇军东北居延海之西北三百里有花门堡，又东北千里至回纥牙帐，故以“花门”代指回纥。

帝里：指京城。广德元年（７６３）十月，郭子仪击败吐蕃，收复长安。

总戎机：总理军务，当时唐代宗任用宦官司鱼朝恩为天下观军容使，兼统神策军，总揽军权，前加“谁复”二字，这是讽谏皇帝所用非人，以招致外患。

“蜂虿”两句：言借回纥兵力“助顺”，等于养痈遗患，朝廷应震雷霆之威以防制回纥。以蜂虿之素养比喻回纥之凶狠。雷霆，比喻朝廷之整军经武。

鞭血：指回纥可汗鞭楚雍王李适僚属事。具体见注解。

解读：

这首诗作于代宗永泰元年，公元７６５年，诗人有感于郭子仪约回纥击败吐蕃之后所作。后世对这首诗认识大致相近，无非是杜甫希望朝廷能够始终如一倚重和信赖国家安危系于一身的郭子仪，使其名实相副，拥有实权，充分发挥其军事才干，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不再遭受外侮。“言之哀痛，字字披沥，闻者能无动心”“可当奏章，结句几于痛哭流涕。”

代宗广德元年，公元７６３年正月，史朝义败走幽州，幽州主将李怀仙降唐，史朝义被迫自缢，李怀仙斩其首以献唐廷，至此，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基本结束。但蔓延各地的战火却并未停息。此时各地蕃镇争夺地盘，叛将余孽不时作乱，加上吐蕃外患反复不断。当年七月，吐蕃入寇，尽取河西、陇右之地，十月，再寇奉天，代宗出奔陕州，吐蕃入长安，郭子仪收集散兵反攻，吐蕃退去。十二月，代宗还长安，吐蕃再陷松、维、保三州。代宗以宦官司鱼朝恩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权宠无比。次年，即广德二年（７６４）九月，由于唐廷内发生内讧，大将仆固怀恩遭到宦官骆奉先陷害，举兵反抗，引吐蕃、回纥寇奉天，为太尉郭子仪所败，永泰元年，仆固怀恩诱回纥、吐蕃、党项等数十万从入扰，其势甚大，十月再次为郭子仪所败，仆固怀恩暴死于鸣沙（今宁夏青铜峡）军中。后来吐蕃、回纥大军为郭子仪所平定。代宗听到消息后，遗憾说“怀恩不反，为左右所误。”。

杜甫这首诗就是为永泰元年之事而作，他的着眼点不在吐蕃，而是在忧虑如何防范助功吐蕃的回纥，因为这其中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和深远的背景，诗人担心朝廷是否用人得当，也是向朝廷进言，意在防患者于未然。

在安史之乱时，唐廷多次借助回纥等部平叛，但与此同时，回纥军队入驻中原后，居功自傲，使唐廷上下苦不堪言，而回纥葛勒可汗之子登里可汗即位后，看到唐廷的衰落已势不可挡，自此愈加骄纵，比其父更加为所欲为，肆意杀戮，杜甫就是这种形势下，写下了这首诗。

首联“闻道花门将，论功未尽归”，其义自明。诗人鉴于历年来回纥一系列居功邀赏的行径，如广德元年，册回纥可汗为英义建功毗伽可汗，可敦为光亲丽华毗伽可敦，左右杀（回纥高官名称）以下皆加封赏，然而他们还不满足，由此可见诗人对朝廷过度纵容回纥的做法十分不满。

颔联“自从收帝里，谁复总戎机”为全诗关键所在，也是诗人“遣愤”的原因，蕴含诗人对时政的深切忧虑。“收帝里”本指广德元年吐蕃入长安，被郭子仪带兵反攻而退去，唐君臣还京一事。但又不仅仅如此，郭子仪为唐朝中兴名将，有再造社稷之功，曾屡次收复两京或解除京城之威胁，享有极高声望，无论就其声望或才干，抑或是震慑外邦、确保国家安定的实际需要，全面具体负责总管全国军事力量，郭子仪应是当之无愧的不二人选，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王嗣奭曾在《杜臆》说过：“贬吐蕃者子仪也。子仪身系天下安危，而有事用之，无事弃置，所以西此二虏，轻我中国，公甚惜之。故云：'自收帝里’，'谁总戎机？’恐其又废子仪也。”因此对郭子仪的任用与否，已经不再单单是他个人的荣辱问题，而事关社稷苍生，尤其是宦官干涉军政大权，早有前车之鉴，其后果实令人堪忧，故全诗在此以设问之句，表达诗人其无限的关注和忧虑。

关于颈联历来解读多有不同，有人认为“蜂虿”是指宦官，程元振辈，总戎是指郭子义，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蜂虿”指回纥，从全诗上下文揣摩，应以第二种说法为准。《左传》：“君无谓邾小，蜂虿有毒，况国乎？”为此典所出。回纥可汗居心叵测，恃功骄横，反复无常，见唐王朝衰势已显，听闻唐皇帝和郭子仪已遭不测，便欲趁火打劫，入寇内陆，一旦郭子义突然出现，则又听命归顺，然仍怀觊觎之心，此正是蜂虿之性，始终毒心不死，唯有时常保持警惕，以雷霆之威而令其慑服也，这也是这首诗所强调深层含义和真正目的所在。

尾联是诗人对朝廷用人失当的行为进行了谴责明确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借用回纥兵力以求安定，无异于养痈遗患。朝廷应当以雷霆之威防制回纥，楚雍王李迁僚属被回纥鞭打的羞辱还记忆犹新，前耻未雪，岂能再覆辙。邵博曾评价这首诗：“少陵身在江湖，心在朝迁，长虑却顾，忠愤溢于言表。”

《资治通鉴》记载，宝应元年（762）冬十月雍王李适任天下兵马元帅时，当时随员名单包括御史中丞药子昂、左右厢兵马使魏琚、中书舍人韦少华为判官、给事中李进为行军司马等人。正当李适满怀善意前往回纥营中会面时，一件意想不到事发生了，史书作如下记载：

“雍王适至陕州，回纥可汗屯于河北。适与僚属从数十骑往见之，可汗责适不拜舞。药子昂对以礼不当然，回纥将军车鼻曰：'唐天子与可汗约为兄弟，可汗与雍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曰：'雍王天子长子，今为元帅，安有中国储君向外国可汗拜舞乎？且两宫在殡，不应舞蹈。’力争久之。车鼻遂引子昂、魏琚、韦少华、李进，各鞭一百。以适年少未谙事，遣归营业。琚、少华，一夕而死”。

这件事对唐朝君臣来说无疑是奇耻大辱，足见回纥骄横无理，见唐朝衰弱、主帅年幼而相侮，置友邦基本礼仪和原则于不顾，居然要唐储君在丧事期间向其跪拜起舞，不遂其愿，便鞭责其随员至死，甚至对雍王李适本人也欲加冒犯，是可忍，孰不可忍？虽然唐王朝君臣和雍王李适为了求取共同讨伐叛军，强制作出极大的妥协，忍气吞声，但此事对唐王朝上下巨大心灵的伤害和刺激却久久难以磨灭。这也让诗人杜甫认识必须随时对之保持警惕，事隔三年，回纥在数度随吐蕃入寇之后，因郭子仪之约而归顺，唐与回纥再度携手，但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鞭血之辱记忆犹新，诗人旧事重提，意在希望朝廷能够倚重贤才，加强戒备，不要自毁长城，以免回纥本性难改，故伎重演，让大唐臣民再次血湿征衣，泪洒心头。因鞭血事件发生地不在塞外，也不在禁中，而是处于黄河岸边的中原大地（河南陕县），故诗人在此以“鞭血地”称之，足见诗人沉痛之极，忧愤难遗，情辞殷殷，读之令人唏嘘不已。

杜甫（712—770），字子美，排行二，河南巩县人。其十三世祖杜预，乃京兆杜陵人，故杜甫自称“杜陵布衣”，即指其郡望。十世祖杜逊，东晋时南迁襄阳，故或称襄阳杜甫，乃指其祖籍。杜甫一度曾居长安城南少陵附近，故又自称“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其祖父杜审言，武后时膳部员外郞，于初唐五言律诗之形成起过积极作用。其父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

杜甫七岁开始学诗，十四时其诗文便引起洛阳名士之重视，被誉为“似班扬”。青年时代正值唐玄宗开元全盛时期，经过前后三次、历时十年之漫游生活。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举进士，不第。天宝六载，公元747年，玄宗“诏天下，有一艺，诣毂下”，由于中书令以“野无遗贤”而无人一人中举，杜甫应是届制举，又落第。天宝十年，唐玄宗祭祀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献《三大礼赋》，得玄宗赞赏，命待制集贤院，而终无结果。十四载，方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同年十一月，杜甫回家省亲，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玄宗西逃入蜀，长安陷落，杜甫亦陷其中。八月，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四月，杜甫奔赴行在凤翔，授左拾遗，故杜甫又称杜拾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五月，杜甫出任华州司功。次年秋，弃官司西去秦州（今甘肃天水）、同谷（今甘肃成县），决计入蜀。从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至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十一年的时间，用杜甫的话是“漂泊西南天地间”。上元元年春天，他在成都西浣花溪畔筑草堂，与成都故人尹平武时有诗歌唱和。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因避徐知道之乱，流亡梓州（今四川三台）和阆州（今四川阆中）。广德二年（公元764年）重返成都，入严武幕，任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郞，故世称“杜工部”。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四月，严武去世，杜甫携家离开成都，途经渝州、忠州至云安，于次年（大历元年，公元766年）至夔州，居未满两年，作诗430余首，也是他一生中创作最为丰收和旺盛的时期。大历三年正月起程出三峡，辗转江、湘之间，大历四年，杜甫居无定所，往来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历五年冬，在长沙去往岳阳一条小船上，一代诗人杜甫病死。

杜甫生平新旧《唐书》皆有传，现存诗歌1440余首，《全唐诗》编为19卷。

明人对杜甫的诗歌评价极高，誉为“诗圣”。且杜甫的诗歌在思想艺术上集中反映了盛唐向中唐过渡时期的社会现实，其忧世悯人的深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足为后世楷模，故杜诗一直以来有“诗史”之称，所谓“少陵为诗，不啻少陵自为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