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近影
可以说，这是一篇“命题作文”。
父亲节那天，我在朋友圈晒几张父亲年轻时期的照片，《新华路时光》版主唐老师留言:写写自己上一代人的光阴故事。那就恭敬不如从命，莎伦愿与大家分享咱老爸，一个伴随新中国一起成长的基层党务工作者的人生之路。
父亲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开始了他基层党务工作，先后在上海机床厂党委、江南造船厂党委任职。而这并不代表说，父亲有什么“当官”的天分。相反，他的人生之路有那么一点与众不同。
父亲汪兴龙(前蹲者)与上海机床厂领导班子成员合影。
芸芸众生恋爱婚姻中，有个“另类”版本，那就是咱爹咱妈相识相知同一屋檐下，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然后又有了第二代、第三代生生不息的汪氏大家庭。
“老爹”“嗯奶”是(上海)本地人对祖父祖母的称谓。而汪家老爹、嗯奶则是我母亲的亲长，按 “ 称呼序列 ” 应该是称之为外公、外婆。例外的是自小到大，咱兄弟姐妹都是老爹、嗯奶这样称呼过来的。
老爹嗯奶育有两女，也就是我母亲、阿姨姊妹俩，独缺男丁。这类情况换在今天稀松平常，不足为奇。可在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就这么两丫头片子对老爹嗯奶这辈人来说，多少有点恓惶纠结。
薄有资产，又没有多少先进文化武装头脑的两位老人家难免会有根深蒂固的宗法思想，也就是说，他们念兹在兹的想法是承上启下，家庭未来应该有个靠得住的东床快婿掌门。
于是乎，还未到不惑之年的汪氏俩口子私下在亲友中透露了他们“招婿为子”继承家业的愿景。经远方亲戚介绍，有一户称得上资产殷实的陈姓人家正好与汪氏家庭成员结构相反，育有五个“光郎头”，真可谓是“五子登科”，满门阳刚。
独缺男丁的汪氏夫妇歆羡不已，赶快催促“关系户”玉成其事。如此这般，盛满各式糕点、礼物的提兜迎来送往，一番运作之后，年仅9岁、姓陈名元龙的小男孩被领进汪家大院。
汪氏夫妇满心欢喜迎接浓眉大眼，剃着锅盖头的元龙小朋友的到来。新衣服、新鞋袜、新书包，长生果、大白兔奶糖，式式齐全。当时还没有“奥特曼”一类的智能玩具，要是有的话，“小男孩”不定会有几款这类玩伴。汪家两位与小男孩年岁差不多的小姐姐也格外呵护善待新来的弟弟，汪家宅园呈现一派其乐融融，吉祥如意新景象。
9岁踏入汪家门的阳光“小男孩”。
用现在的话来说，汪府新来的 “小男孩”属于聪明乖巧、活泼可爱的阳光少年。换成羞羞答答扭捏作态，哭着闹着“转去”的小朋友不定要闹出面面相觑的“乾坤大挪移”。
莎伦从嗯奶和母亲断断续续的讲述中知晓，老爹嗯奶对“小男孩”既不娇生惯养，又为他幸福快乐成长创造宽松的家庭气氛。总而言之，在老爹嗯奶传统观念中，将“小男孩”视若己出。
故而，自“小男孩”一入汪家门即去派出所户籍登记本上改汪姓名兴龙，期冀将来由这位继子兼东床快婿成为新一代的汪家掌门人。
在成为母亲前的汪全珍(右一)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与培民女中老师、同学留影。
母亲汪全珍作为长女备受老爹嗯奶宠爱，1930年代被送私塾识文断字，传统文化有点底子，更兼学习成绩优良，考上地处静安寺一带的培民女中，每天黄包车接送上下学。
后来成为莎伦兄妹父亲的“小男孩”和阿姨自小学至高中就一般般了，至少为老爹省下不少坐黄包车的铜钿。
上世纪四十年代“全家福”，嗯奶和老爹坐中间，后排左起阿姨、爸爸妈妈。
老爹打心底里期望三个孩子高中、大学接受完整的文化教育。但其时还未当上父亲的汪兴龙同学已隐约觉得他老爸，也就是我的老爹在日常支出上有捉襟见肘的颓势。
而且富人家出生的老爹又没有固定的工作薪酬作补济，非常懂事的爸爸知晓坐吃山空的道理。为了让家里两位小姐姐一门心思读书，继续过上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伊自说自话报名要求投身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当时，上海才刚解放迎百废待举，各行各业都在招兵买马(亟需知识青年)。作为家里唯一身强力壮的男子汉毅然决然拿出敢于担当的勇气，宁可牺牲自己学业而决不使家里人有任何委屈。
汪兴龙同学得其所愿成为新中国上海机床厂员工。那会儿像他历史清白，又有高中肄业背景，能说会写的员工毕竟不多。再说，伊在生产岗位上勤勉能干，口碑颇佳，更兼积极靠拢党组织，不久被委以重任，从厂里最年轻的车间支部书记开始一路上扬。
父亲进机床厂的注册照片。
自打莎伦懂事，就知道爸爸上班地方“老远老远”。我家住延安西路定西路交叉口，去軍工路上海机床厂上班相当于从本埠西端角落横穿整个老城区，总里程约在23公里。换在现在倒两个不同线路的地铁，花个把小时也就OK了，可那会儿非得换乘三辆公交车，上下班来回没有三个小时打底谈也勿要谈。
何况，老爸在单位上身兼一官半职，八小时工作制对他根本不够用。因此，平时只能住职工舍宿，每周回家一次。顺便说一下，母亲从培民女中高中毕业，生了我以后紧随其后进上海机床厂在理化室任技术员，也在那儿入党晋级。
和父亲一样，周六晚上回家，周一清晨赶公交，周而复始……家倒像成了父母的临时客栈，于是在我们小孩心中天天盼望星期天快快到来。父母周末回家会买些糕点、蜜饯、水果，以弥补他们不在孩子身边的亏欠。每逢星期日，一家人美美享受天伦之乐好时光。
记得在我小时候家有一张毛主席访问考察上海机床厂的照片，由上海第二任市长柯庆施、厂长赵鼎富陪同。作为当时最年轻的支部书记，父亲也被摄入照片中，可惜这张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照片再也找不到了。
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对父母那一代人来说，可谓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沸腾年代。1951年至1961年，莎伦兄妹四人相继出生，好在当时老爹嗯奶健康状况良好，全赖两位老人家照料，分担爸爸妈妈后顾之忧。
尽管爸爸妈妈整天忙得席不暇暖，在生活对我们照顾不周，但他们与负责任的家长一样，在孩子学习上，道德素养引导上，时时刻刻放在心坎上。凡是他们单位上有学习参观的机会，只要条件允许，尽量轮流安排我们增长见识。
当我们兄妹前后踏上工作岗位，爸爸妈妈以自己成长经历的现身说法，鼓励我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敬业爱岗，奉献社会，积极靠拢党团组织，以至现在大家庭里党员同志占了绝大多数。
上世纪六十年代时爸爸妈妈合影留念。
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神州大地。父亲作为“当权派”遭到造反派冲击，胡搅蛮缠的大字报、批斗会，让爸爸这位始终忠心耿耿为党工作的基层干部备受体力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与伤害。
那会我在读小学三年级，学校停课，参加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活动。一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傍晚播报领袖“最新指示”，我们都会自觉自愿到校集结，无论三九严寒还是溽暑难当，我们排着并不整齐的队伍，游走通衢大道上喊口号，以壮声威。
1968年12月22日电台播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最新指示。然后，长新中学69届我哥汪伟勇同学涌入千千万万上山下乡的人潮中。
作者胞兄汪伟勇(曾用名汪亚伦)近照，原长新中学69届5班学生。（胞兄和中学当年的好同学沈和健、徐连生两位始终有联系，但想联系原来班上更多校友共叙当年友情。恳请知情人在留言区提供线索，作者在此致谢。）
在备受困惑的“文革”头两年，父亲看到孩子们学业荒废甚感痛苦。如果说，当年为支撑日渐式微的家庭生活门面，伊作出“壮士断腕”的牺牲，还只是个人因素的话；那么，大呼隆丢弃“教育为本”理念，将会造成怎样一种局面和后果？
毕竟家里四个孩子都是长身体、长知识的黄金年代，父亲的这种忧虑并不多余。
从小生活条件优渥的父亲，并没有任何追求奢侈的不良嗜好。勤俭朴素，不抽烟、不喝酒，只喜欢阅读时嗑嗑瓜子，厂里下属暗地里称他为“瓜子书记”。
在莎伦看来，父亲业余时间大都用于阅读，是他深谙知识是人类文明进步阶梯的至理名言。在当时条件下，父亲对我们唯一嘱咐就是，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决不要放弃对学习的渴望、阅读的爱好。
父亲是这么说，更是这么做的。当时《参考消息》属于干部读物，但他每周一张不落地带回家，以润物细无声的心思，培养和提高我们爱好阅读的兴趣。
在父亲话语体系中，经常能听到“白纸黑字，开卷有益”这八个字。
1959年，爸爸带莎伦去机床厂观看文艺演出时的留影。
1969年初春中共“九大”召开，莎伦清楚记得当时小学高年级同学被要求一律“白衬衫、蓝裤子”，高擎彩旗、语录牌，敲锣打鼓上街游行欢庆。
差不多在这前后时间，父亲被组织调动至江南造船厂分管组织人事、安全保卫和武装部的党委委员。
斯时，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将由上海总工会组织所取代。市领导将尚不到50岁，年富力强的我父亲纳入总工会领导班子成员名单考察。找父亲谈话时，他婉绝这一高就的机会。
父亲心里有他自己的考量，一是“工总司”原班底系造反派出身，道不同不相为谋。再说，父亲长期在基层一线领导岗位上工作，在他观念中党员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没必要在自己并不熟悉的岗位上“更上层楼”。
爸爸(后排左一)和工厂同事的留影。
事后，莎伦还真庆幸父亲当时的理智与淡定。1976年，一举粉碎四人帮，清算他们倒行逆施罪孽，得到全国人民衷心拥护。以父亲那种资历与操守，洁身自爱，出污泥而不染毋庸置疑。可指望其热血沸腾抵制四人帮爪牙，这就难说了。
1976年秋，谫除“王张江姚”，万象更新，父亲以更大热诚投入到改革开放历史洪流中。非常不幸，父亲在一次干部例行体检中被查出罹患肝癌，几年后老人家带着 “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 的深深遗憾，带着对家人的无限留恋和牵挂，撒手人寰……
回顾父母为党，为基层一线真诚坦荡、恪尽职守、任劳任怨、勤奋工作的一生，作为子女有理由为他们感到由衷的自傲。
我谨代表家属子女告慰两位一生奉献给党的事业的父亲母亲，风雨苍黄百年路，高歌奋进新征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您们为之奋斗一生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更加璀璨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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