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排左起：范卫平（黑龙江五大连池知青）李斯昌（黑龙江四师8511农场知青）刘芳（8511农场老干部科科长）盛文秀（黑龙江爱辉知青，金巧囡（江西知青）前左洪慧珠、右顾伟文（旅行团团员）这是2021年7月中旬，在8511农场知青林留影，这里是长白山的余脈完达山下。作者学生时代曾家住新华路393弄。
一转眼已经70岁了，在教师节的这一天，回忆起了45年前在黑龙江农村插队时，当民办教师的一段经历。
我是70年5月去黑龙江德都县团结公社插队的，当时上山下乡的高峰刚刚过去，68、69届一片红的人，大部分在69年就走了，我们这批去德都县的60个人中的大多数，不是家庭成分不好，就是本人表现不好。
我的父母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但这时他们的身份是“走资派”，是 “ 敌我矛盾 ”，是比 “地、富、反、坏、右 ” 这些“死老虎”更加危险的阶级敌人。
我是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六七届初中生，哥哥是同一学校六六届初中生，按照当时“一工一农”的分配政策，哥哥在68年就去了大丰农场，我完全应该分在上海工矿，68年分配时，市革会派了专人来学校通知，陈丕显的女儿陈小龙（我的同班同学）和我不得分在上海工矿，我心里知道这是张春桥的“特别关照”。
父亲文革前10年就在市人委（1955年起，市政府和市人大的合併机构）办公厅工作，是10年里市人委工作报告的主要起草者，每次工作报告在曹获秋主持的市长办公会议通过之后，还要到市委常委会上通过，当时张春桥是柯庆施信任的笔杆子，每次审查工作报告，柯庆施在发表意见之前，总要问一下坐在右后方的张春桥，张春桥也总会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为什么不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录等等，经常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
在前进村巧遇两个女社员，四十多年不见了，还能认出来。
文革开始不久，1966年底，张春桥就派他的老婆李文静到市人委办公厅坐镇，指挥造反派夺了父亲的权，将父亲隔离审查。
68年底，67届分配结束以后，学校将我的人事关系转到居委会。既不分配，也没有人来动员我下乡，因为实在没有理由，69年初，我的弟弟也回到老家插队。70年初，母亲单位整党建党，说我们家3个孩子只有两个下乡，还有一个没下乡，母亲就不能恢复党组织生活，母亲回来后和我讲了这件事，我想父亲已经隔离审查，估计凶多吉少，母亲如不能恢复党组织生活，也是敌我矛盾的话，一家人的生活就很难再维持下去了。
于是，我孤身一人到了几千公里远的黑龙江德都县，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地方插队落户。
插队的开始几年，我们咬着牙和农民一样，铲地、割麦子、割大田、脱粒、打场、刨粪、送粪，修水库等。
我们前进大队除了12个上海知青以外，还有20个北安知青，他们年龄比我们大一点，也比我们有社会经验，下乡不久，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看青，当教师，上大学了，而上海知青就没有这些机会。我在黑龙江的几年当中，曾经四次被推荐上大学，但总在最后政审中被刷掉。
七四年大队书记的腰部长了肿瘤，到上海看病，住在我们家一个月左右，看好了后回到大队，上海知青的处境有了很大的变化，只要我们开口，想看青、当教师都十分容易了，于是我就到前进学校当了教师。
前进大队的学校位于前进大队的西南侧，有一排高高的砖房，长度大约是80米，有七间教室以及教师办公室、库房等。学校共有七个年级，每个年级都只有一个班。一到五年级是小学，六、七年级是初中，每个班都有40个左右的学生，一到五年级是一个教师教一个班级，所有的课都是一名教师教，包括体育、图画、唱歌等课，六、七年级，共有五个教师，相对比较轻松。
在田间劳动时，我们是多么羡慕当教师啊，农民一直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黑龙江的夏季3点钟天就亮了，我们就要开始干活了，晚上要8、9点钟天才黑，这时候才能收工，除了日晒雨淋，每一天都是累得精疲力尽。
当教师每天8点左右上课，下午3、4点钟下课，晚上教师们都到教师办公室备课，比下农田干活，人要轻松很多，开始当民办教师时，挣的是工分，是跟着队里的强劳动力走的，比方铲地，强劳力每天12分，教师也是12分，割小麦14分，教师也是14分，碰到雨天，农民不下地，没有工分，教师还是有工分的，一年的寒、暑假大约放三个月，教师也是有工分的。
2018年6月，看到现在的农民开着拖拉机，忍不住又上去开了一会儿，当年曾经开过东方红54，开过手扶拖拉机，太兴奋了。
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当代课教师，从一年级到七年级的课，我都代过，这一阶段比较累，因为每个年级都有好几门课要备，在农村当教师时不很正规，没有人告诉你，应该怎么上课，也没有人来听你上课，完全靠自由发挥，要你代课时，只要告诉你从什么地方开始教就行了，进度完全凭自己掌握，一学期把课本教完就可以了，整个学校，我已经是学历最高的。
刚开始上课，还真有点不适应，照着书本一段一段地念，一段一段的解释，几天下来喉咙都讲的疼痛了，因为以前从没有在一天当中讲这么多的话，这时候就想到做一点改进，讲一段就布置一些问题，让同学们轮流回答，几个星期后，才渐渐的适应了怎样上课。
人对于生活中的角色是有适应性的，当自己站在讲台上，从高处向下看着学生们的时候，大多数的学生都在睁大眼睛看着你，尤其是一个新来的老师，一个上海知青，在学生们的心目中是有神秘感的，他们也在将新来的老师和以前的老师作比较。
上语文课时，我经常布置大家背诗词，或一小段课文，希望大家培养成每天认真读书的习惯，第二天让他们一个个地站起来背，如果背不出来就放学留下来背，我陪着他们，必须背出来才能回家。刚开始时，会有20多个同学背不出来，一个多月后，这样的情况就基本上没有了。有个别的学生。他们的父亲或者哥哥是我比较熟悉的好朋友，会有侥幸心理，对这些学生，我要求更加严厉。
数学课一般只要认真听讲，做好练习题，就不会有什么问题，比较重要的是培养速度和一次性的正确率。
放学之后，我就和学生们一起在操场上活动，打乒乓球，打板毛球，跳绳，跑100米，跳高，跳远等，这时候是学生们最高兴的时刻。
一般吃过晚饭后，晚上7到9点是教师们的备课时间，所有的教师都会自觉的去教师办公室备课，除了备课，大家也在一起聊天，讨论问题，我们聊到100米的终级成绩能提高到多少秒?今后人所需要的食品能否人工合成？社会不断进步后，人们可以将自然界的温度调到适应人体的温度后，人的服装会有哪些变化？也会讨论一些中外文学中的一些故事，当然，我们仅仅是在自己有限的知识范围内进行。但当时的讨论气氛感觉好极了，总感到讨论会增长知识，也更加愿意思考了。
在当教师时还碰到一件事，有一个阶段，在我们青年点的院子里，总有俩个10多岁的女孩在玩，问了之后才知道，其中的一个女孩叫于长芬，已经13岁了，这个年龄应该小学毕业了，但她却从来没有上过学，因为家里比较穷，前一年他的父亲带着全家从辽宁来这里，投靠自己的哥哥，来之后也曾经去学校问过，说是超龄了，不能读书了，我感到很气愤，马上到前进大队找校长甘国军去，正巧公社分管文教的干部张雅志在，他和我比较熟，我讲这个孩子如果不能读书，她的一辈子还有什么前途呢？张雅志当场表态：“没问题，可以读书。”
前进大队的老乡来宾馆看望我，吴连和、（右一、当年是公社邮递员），吴连江，坐轮椅者，叶桂珍，后左二。
我马上回到青年点，准备了一个书包，去买了一个铅笔盒，几支铅笔，几本练习本，到于长芬家里，说学校已答应收她念书了，并给了一些钱，叫家里帮孩子做一身衣服，孩子的家长千恩万谢。
76年3月28日，我因为在黑龙江的这些年，想上大学一直无法通过政审，只能转回江苏老家去插队了，也告别了一生中短暂而又值得怀念的教师经历。
临走的那一天凌晨，大约只有两三点钟，我们青年点的窗户外，有人影晃动，一问才知道是于长芬的父亲，听说我要走了，也不知怎样感谢我，把家里攒下来的50个鸡蛋拿来，一定要送给我，这些鸡蛋我是无法带回上海的，但又不能不收，就留给其他几个知青了。
这些年来，总想到中国的教育以及选拔人才的问题，中国是一个有14亿人口的大国，但重大的科技成果创新和先进国家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真是任重而道远啊！
选自更新于 2021年9月22日忧天下《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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