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 | 无妄之灾张居正（下）

清朝初年，顺治皇帝在与僧人释木陈的对话中，曾谈到过古往今来的名臣宿将。释木陈说：“宋明两代享国灵长，多由大臣辅弼之力。如赵普之逢君，张居正之揽权，姑置不论……”

顺治皇帝并不同意释木陈的见解，针对老和尚贬抑张居正的观点，顺治很是感慨道：“罪居正揽权，误矣！彼时主少国疑，使居正不朝纲独握，则道旁筑室，谁秉其成？”。

至今在湖北荆州张文忠公祠门柱上铭刻“隆万年间千载遇，伊周而后一人难”之对联，据说是康熙所撰。（“伊周”系指商朝伊尹和西周周公旦，两人以出色执掌朝政而著称于世）。

反反复复修撰了95年之久的《明史》终于在乾隆四年（1739）尘埃落定，《明史》明白记载道：“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该评价大大纠正了此前“未定稿”的偏差。

古籍版《明史》内页。

偏差的根源缘于张居正遭人毁谤的莫须有，“罪名”无非是恋栈夺情、陷害辽王、王大臣案这么几宗。

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父亲死了。趁首辅身陷丧父悲痛之际，官场那帮心态不怎么正常的官员蠢血涌动。身为两榜进士、翰林院编修，更兼隆庆、万历两朝帝师的张居正，自然对儒学精义了解得相当透彻。退一万步说，即使张居正无视儒家的忠孝观，可哪有对自己父亲去世不悲痛欲绝的？

事实上，张居正惊悉老爹离世噩耗后，在第一时间向皇上递交回老家奔丧的请求：“仰惟皇上圣览，臣于今晨得到故乡家丁报信，家父于本月十三日病逝于湖广江陵城家中，乍闻噩耗，臣五内俱焚，痛不欲生……”不过，此时的张居正确实比较纠结。按那个时代的封建礼制，官场上有丁忧的规章制度。

所谓“丁忧”即是说，遇到父母长辈丧事时，身兼官职的儿孙们必须回家守制27个月。

而此时对张居正来说，不简简单单是人走茶凉，陡生失落感的问题；重要的是他居庙堂之上心系天下苍生的政治修为如何继往开来。

此时此刻，他所忧伤的是自己殚精竭虑力推“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的举措就此半途而废，他所痛惜的是自己精心设计的整饬赋税制度、推行一条鞭法等改革方案就此胎死腹中。张首辅注定做不到旁观者了无牵挂的超脱。

要说张居正这个嘛，家长制意识太过强烈，从来不讲什么集体领导。如此这般，积怨甚多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就拿张氏“立限考事”、“以事责人”的考成法来说，不是让官员仅仅享受权柄的快感，而是正儿八劲跟你搞考核，看看小老百姓的收成如何？分配制度是不是有猫腻？权力运行是否偏离正常轨道？等等。总而言之，政府官员不能权力任性作威作福坑害百姓。

而从来就知道收拾属下、搜括钱财的大小官员哪还受得了？听说老张丧父，那班被动了“奶酪”的大小官员顿时像打了鸡血似的。可首辅不“丁忧”，回到从前的样子想都别想。

乌泱泱的官场除了张首辅本人能大刀阔斧狂飙突进外，其他大臣根本压不住阵脚。敢于与自己利益集团中不良制度较真，敢于扯起反腐肃贪大旗的只能属于张居正这样咬定青山不放松，勇于担当，坚守以天下苍生为念的异数。

在该不该回家守制问题上，往小了说，无非事关请假制度。而受雇于朝廷的张居正当然要看老板的脸色。老板说早去早回，难道你还能赖在板凳上？要是老板说这个岗位不得离人，那也违拗不得。

事实情况是，朱翊钧（万历）母子此时真的离不开张居正。毕竟交到万历手上的大明帝国异常羸弱，京仓存粮严重透支，蒙古、女真时常入寇边塞，叛乱时作；黄河屡次决口，天灾人祸绵延不绝……

而今朝局正依据张氏改革菜单，往好的方向运转。万历再怎么愚顽，如果连这个道理也分辨不出，那就太水货了。从朱明王朝平稳趟过改革深水区的角度看，皇帝要张居正“夺情”既是情势所迫，又属于被规制允许变通的常例。

“……朕于幼冲之年，垂拱仰成，顷刻离卿不得，安能等得三年?况且爱卿身系国家安危，又岂是一般的金革之事可比?请强抑哀情，勉遵前旨，以不负我皇考委托之重，勿得固辞。”话说得多么恳切，就差没掉下几滴哀求的泪珠。

影视剧中万历帝人物造型。

不仅如此，万历私下会商吏部尚书张瀚也言出无奈：新政经过五年多的推行，已大有成效，这一切全赖张先生尽心辅佐。此时若张先生离开宰揆之位，内阁无人把舵，势必前功尽弃。因此，万历慰留张居正丝毫没有虚情假意，更不可能是万历与首辅串通着，编造的双簧戏。

张居正“夺情”事情就此算是定了下来，而朝臣中的分歧和争论也激烈地展开了，支持的人固然不少，加以阻止和明确反对的声势也不小。令张居正郁闷与恼火的是，率先打出反对其“夺情”旗号的二位恰恰是曾受恩于己的学生吴中行与赵用贤。

以张先生的威权与个性，吴赵两位确实有点犯贱，至少一纸辞退令让你卷铺盖走人，对首辅大人而言，真可谓不费吹灰之力。

可此时死了老爹的张居正正成为满朝文武瞩目的“焦点”，任何轻举妄动都得掂量掂量。也许，吴中行们是这么想的，造张老师的反，谁也奈何不了咱，弄得不好兴许在官场上赚一票；而张先生之所以不出手修理他们，是因为他知道那帮人纯属没事找抽。

果不其然，万历龙颜大怒，他觉得吴中行们对老张不依不饶，实际还是把自己签署的“红头文件”当抹桌子的纸巾。于是乎，皇帝一声令下，那一干反“夺情”大臣的臀部被棍子打得皮开肉绽，险些送命。

比吴中行们更激进的是愤青邹元标。这位来自江西吉安府的青年进士，明知“倒张”找抽，偏要“对着干”。就在吴中行等四人挨杖的第二天，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奏疏呈上，言词更加激烈地将矛头直指张居正的诸般过失。什么“亲丧不奔，别人视他为禽彘……”等恶攻语言连篇累牍。

不过，在经历四十多年官场起落磨砺，当年的愤青邹元标拖着那条因“倒张”换来的瘸腿，于桑榆之年已经完全理解当年的张首辅忘情于除旧布新的改革事业。

从万历到崇祯，邹元标身历三朝，眼看吏治腐败，大明王朝百病丛生，他才痛悔当年反对张居正“夺情”是多么的冒进与单纯。

历经磨难后的邹元标幡然悔悟当年鲁莽，矢志为张居正平反奔走呼号（PC图）。

忏悔不已的邹元标老人接二连三上书朝廷恳求为张居正平反时说了如下一段话：“江陵功在社稷，过在身家，国家之议，死而后已，谓之社稷之臣，奚愧焉？”用白话文翻译过来是这么三层意思，1.张居正有功于国家，有利百姓。2.国家现在弄成这个样子，就是因为把张居正的改革成果推翻了。3.现在应该为他平反，为有志报国者树立楷模。

熹宗，也就是被称之为“木匠皇帝”的那位，虽然昏庸且搞笑，但还是采纳了邹元标的建议，部分恢复张居正的名誉。直到几年后思宗才给张居正彻底平反，此时邹元标已不在人世，没几年，大明帝国寿终正寝。

当年与邹进士同样激进的另两位进士吴中行、赵用贤非但没有丝毫自我反省，反而越挫越勇，大有把“找别扭”进行到底的二杆子精神。

在“倒张”问题上被杖的够戗的吴赵哥俩颇感欣慰的是，皇帝经筵的讲官许国悄悄分送两人玉杯与犀角杯，对二位做出高度的评价和美好的祝福。

可世事难料，张居正死后，吴、赵二人重新回朝廷做官，又与坐上内阁第二把交椅的许国先生较上劲。“……意气用事，偶然做成一、二件事，就自负得不得了，与浮浅、喜爱生事的人相呼应，党同伐异，行私罔上，这种风气不能助长。”许国口头警告吴赵两人，多少也揭示了两人与生俱来喜欢折腾、喜欢起哄、喜欢惹是生非的作派与人品。

诚如当时的五品官员于慎行所言，终观万历一朝，对张居正是“举朝争索其罪”。与吴中行们一个德性的云南道监察御史羊可立伙同李植、江东之，以私构陷辽王朱宪㸅狱状，哭着喊着让张居正背上谄害辽王、攘夺王府的“罪名”。

老张同志死无对证的“罪名”多了去了，有事没事踩上几脚都跟捡了便宜似的。那个名叫朱宪㸅的辽王，按朱明家谱排序算，应该是与万历他爷爷朱厚熜（嘉靖）同一辈分。所谓辽王也就是先祖分封至荆州，世代相袭的“土皇帝”。

嘉靖还曾格外眷顾辽王家，朱宪㸅这个阔少自恃皇亲国戚之特权专横跋扈于封地荆州。

至万历父亲穆宗改元，鉴于辽王“颇骄酗，多所凌轹（欺压乡人）”等恶名，一举夺去嘉靖所赐真人名号及金印，几等于剥夺藩王资格。

据同时代文人王世贞记述：“辽王淫酗，暴横其国，远近皆苦之，弹刻屡上，后遂至削国身死。当削国时，居正虽在阁，然不甚当事。”可见，辽王削职为民完全是自作自受咎由自取的结果。

辽王被废，丰厚奉禄自然免谈，其江河日下景象可想而知。荆州恰恰又是张居正老家，原先的王府与张家在当地基本属于有得一拼的富贵豪宅，可经“剥夺藩王”折腾后的前王府顿时矮去半截。

张居正家遭难，辽王府次妃王氏乘机联络御史羊可立等人讼冤，大略言：“居正贪鄙，谋夺辽王府第，因此设计诬陷。既将辽府据去，复将所有金宝，悉数没入他家。”要说这辽府次妃正是典型的“二奶”德性，大概是死了当家人没捞到太多财产的缘故，在张府洗劫一空，明明知道在此捞不到任何外快的情况下，撒泼打滚闹给朝廷看，意在向朝廷伸手乞讨额外补偿。

万历则为了掩饰这不着边际的查办，也信手拈来地在“情况反映”上写道：“（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云云。然而，在这桩对张居正名节至关重要的公案上，给出的结论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评书艺人有这么个口头禅“看热闹的不怕事大”。那本定稿于明末清初，不怎么靠谱的《明史纪事本末》洋洋洒洒写道，张居正如何如何利用职务之便侵吞荆州辽王府。这种故意放大事实真相的叙述，无疑是对明神宗的横加诬蔑的望文生义。

辽府次妃正仗着皇亲国戚，以死了当家人为藉口，大肆洗劫张居正遗属。（PC图）

可以肯定地说，在荆州城内，张宅和辽王府完全没有关系，就连曾经对张居正极尽攻击之能事的王世贞也曾在其《嘉靖以来首辅传·张居正传》中，确凿无误地说：“居正故窭无居第，乃大买地于江陵城，使缇骑百夫长庞某者假干陬显陵之便，而为督治舍宇。”出钱置地，对23岁就步入官场，历任二代皇朝阁员的张居正来说太过寻常。“谋夺辽王府第”纯属以讹传讹。

很难想象一个敢于和官场贪婪舞弊现象叫板的耿直掌柜会去趟不干不净的浑水。

至于王氏指控张居正所谓“强占钦赐祖寝”的说法，乃是张父于万历五年去世之后，翌年张奏准返乡归葬其父灵柩。为抚慰张首辅丧父之痛，神宗敕赐给张家一块坟地。

有史家考证，张府坟地处位于荆州西门外太晖山，与已故湘献王朱柏的王陵毗邻，故被王氏以移花接木之术造谣生事，恶意攻讦。案发以后，张家已经将那处祖坟迁葬到了张居正墓地的一侧。

万历不问青红皂白，一股脑儿将“侵夺王坟府第”的罪名强加给张居正，恰好暴露了这过河拆桥朋友“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霸道嘴脸。不过，前辽王府“王二奶”倒是得其所哉地捞了个“王氏从厚，援徽府例赡食”的御批，重新踏进衣食无忧的上等人行列。

再一个，成书于清顺治十四年的《江陵志余》作者是第一代辽王朱植的第8代旁系子孙，也是末代辽王宪㸅的族侄（明亡后为避清迋追杀，隐姓埋名逃入江陵三湖结茅而居，闭门著书），该志书将张居正居舍的兴替沿革表述得一清二楚：即张府的宅居地，乃是修建于嘉靖三年（1524）的龙山书院原址；而此处若是再往前追溯，则是早先兵卒练习骑射的“射圃”，即是驻防军士练习射箭的靶场。

万历十二年，张家惨遭“籍没”，张居正的亲属皆被发配充军，当年修建的府第，就被地方官改成了专供接待政府官员的“传舍”。

时至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由翰林院致仕检讨黄义尊领衔主撰的《江陵县志》，扉页处绘制有一帧《荆州府城图》，对于荆州城东门内的一座建筑即标注为“大书院即张相旧府”。

而清光绪六年刊发的《荆州府志》则记载：“辽王府在城北，永乐二年建。”该书还详细记述了辽王府内宝训堂、咸趣园、素香亭、曲密华房等亭台楼阁，俨然是亲王府的一派堂皇气象。既然张居正居舍在荆州城内位于城东，辽王府却在城北，完全是一个城市的两个方位，挨不到一起。

由此，数百年来一直被人指称的所谓张居正侵夺废辽王府“攘以为第”之说，便不攻自破了。

与所谓“恋栈夺情、陷害辽王”攻讦相比，把“王大臣案”嫁祸于张居正就更显得牵强附会。

“王大臣案”说的是一鲁莽汉子手持木棍冲杀进皇宫图谋不轨的刑事案件。从理论上说，此类恶性案件应该属于大内总管冯保治下“东厂”查办，只是冯太监居心叵测地将此案诬赖成冤家对头高拱主谋，使得原本简单明晰的案情演绎异常蹊跷。同时也告诉人们，心理严重扭曲的太监是万万招惹不得的。

先前（隆庆元年）司礼监缺一名掌印太监，按资历应由冯保升任，但大学士高拱推荐御用监的陈洪掌印司礼监。等到陈洪罢职，高拱又推荐掌管尚膳监的孟冲补缺，搞得冯保好没面子。

待穆宗驾崩，万历“接盘”，时来运转的冯保则由秉笔太监晋升为掌印太监。在神宗（万历）登基仪式上，冯保与高拱、张居正平起平坐在御座旁边。

影视剧中的冯保人物造型。

眼见得见冯保权力越来越大，高拱心里极不舒服，授意阁臣提出“还政于内阁”的政治主张。而在冯太监看来，你高先生早不提出，晚不提出，偏偏把脸色做给俺看，缺德不缺德？

急于防卫的冯保先下手为强，抓住高拱曾在穆宗病故后说“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的把柄，添油加醋向皇后和皇贵妃告状，首辅高拱黯然下课。

原先高视阔步不把自己当碟菜的高先生已被清理出门户，可冯太监心里仍然不爽，不说高拱有无重出江湖的可能，至少朝廷中高拱的党羽明里暗里咬牙切齿的情状让他心存余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