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1811—1872）
“逝者为尊”“盖棺论定”是我们民族文化辞典中两个老而弥坚，又有点特殊意味的词语。前者是说无论贫富贵贱，从生命离去的那一刻起，认识或不认识的人都应为之敬畏与祈祷；当然，对卑劣无耻之辈、十恶不赦之徒则另当别论。
“盖棺论定”一词出自唐·韩愈《同冠峡》诗：“行矣且无然，盖棺事乃了。”是说人活着时的一切光环不一定靠谱，离去后的花环才是货真价实的。由此可见，祭祀活动或者说是祭祀文化中所彰显的是人们不掺任何杂质的纯粹良知与人性本色。即便是生前曾有过龃龉恩怨的冤家对头，在一方撒手人寰的那一刻，前来吊唁的另一方则本真地还原了人的善良、宽容、理性及公谊之心。
晚清史上两位湖南籍的政要便是一例。
曾国藩（1811—1872），湖南湘乡人。道光进士，清末汉族地主武装湘军的首领。曾任内阁学士，道光末年官至侍郎。太平天国进军湖南时，被任命为帮办团练大臣，在湖南举办团练。后来组建起一支具有正规军规模的地主武装团练——湘军。咸丰十年（1860）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同治七年（1868）调任直隶总督。同治九年 （1870） 在办理天津教案中媚外残民，受舆论谴责，回任两江总督，病死南京。
曾国藩、左宗棠这二位彪炳史册的晚清重臣有诸多交集——湖南乡党，年龄相近，湖南团练（湘军）创始人；没有曾国藩的破格提携，左宗棠能不能在官场脱颖而出，恐怕是个问题。
更关键之处还在于，没有曾国藩、左宗棠两位湘人力挽狂澜，倾心效力爱新觉罗家族，大清帝国兴许早就崩盘了。
偏偏就是这两位湘人在志同道合的仕途上恩恩怨怨别扭不断，特别是晚年，由于政见不合，两人还毫不留情打过“笔仗”，曾国藩为发泄对左氏的忿懑，差人送去索对，联曰：“季子敢言高，与吾意见偏相左”（注：左宗棠字季高，曾在联中嵌上“左”字一语双关，有训斥之意）。左宗棠接招后淡然一笑，立马还以颜色，对云：“藩臣徒误国，问伊经济有何曾”。
从字面上看看，曾联只是意气用事，左联则用意比较刻薄，在人伤不起的要害处，诋毁曾国藩的治政能力。所谓“误国”“经济有何”无非是说，身为国家重臣，全无政治修为，尸位素餐而已。
此后，在打下太平天国所谓“国都”问题上，两人更是为功名闹得不可开交，关系极度恶化。
1872年，才刚进入生命的第六十一个年头时，曾国藩溘然去世。斯人已逝，举朝震惊。同治皇帝得知这一噩耗后，立刻派朝廷得力的大臣参与治丧，辍朝三日，以示国家层面上对一代功臣曾国藩的哀悼。
身为清廷政要的李鸿章奉上輓联云：“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对自己师长的恭敬、钦羡、怀念之情跃然纸上。
其他人的輓联有“迈萧曹郭李范韩而上，大勋尤在荐贤，宏奖如公，怅望乾坤一洒泪；窥道德文章经济之全，私淑亦兼亲炙，迂疏似我，追随南北感知音”（薛福成撰）。“是名宰相，是真将军，当代郭汾阳，到此顿惊梁木坏；为天下悲，为后学惜，伤心宋公序，从今谁颂落花诗”（俞樾撰）……
勋臣、时贤对泉下“名宰相、真将军”盖棺定论无疑是慰藉曾家的心灵鸡汤。
左宗棠（1812—1885）
湖南湘阴人。晚清政治家、军事家、民族英雄，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与曾国藩等人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曾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二十岁乡试中举，虽此后在会试中屡试不第，但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后由幕友而起，参与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兴办洋务运动、镇压捻军，又主持平定陕甘同治回民起事、收复新疆并推动新疆置省，其间他历任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两江总督，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中法战争时，自请赴福建督师，1885年在福州病逝，享年七十四岁。
然而，此时的曾家人仍有些忐忑，担心老爷子的政坛对手左宗棠幸灾乐祸横插一杆，搅乱哀悼气氛。
那么，左宗棠是不是会乘机“出一口鸟气”呢？答案非但是否定的，而且让朝野上下大感意外的是，左宗棠差人送来：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不吝敬意、情真意切的輓联。特别值得玩味的是，该联的落款为“晚生左宗棠”。而此前左宗棠对“晚生”的谦称素有抵触。
史载，曾国藩后来做大学士的时候，左宗棠为浙闽总督。照规矩说，地方督抚在德高望重、位居权力中枢的“大学士”面前应该谦抑节制一点才是。但自比诸葛亮（辄以“亮白”自居）的左宗棠给曾国藩去信说，我只比你晚生了一年，我们之间能不能破一破官场的规矩，别来“晚生”那套俗礼，行不行？
曾国藩与他开玩笑地说：恕你无罪，今后我们就这样以兄弟相称吧。曾对左的一再容忍与迁就，固然有心胸宽大的姿态，更重要的是，曾国藩打心眼里赏识左宗棠。
此次，左宗棠在吊唁的輓联上恭恭敬敬写上“晚生”落款，心情是相当的复杂。至于左宗棠在惊悉曾国藩遽然去世消息后如何地哀伤、承受着怎样的心理打击，暂且放在后面再谈。
先说说左氏从“藩臣徒误国，问伊经济有何曾”到“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态度转变。对同一个人冰火两重天的评价，曾左之间究竟有过怎样的是非恩怨呢？
咸丰二年（1852）身兼吏部左侍郎（组织部副部长）的曾国藩回老家湘乡为母服丧期间接朝廷指令，就地组织民间武装力量（团练）抵御太平天国军。
“曾剃头”率湘軍一举剿灭“太平天国”。
作为非行武出身的读书人，曾国藩去哪儿招兵买马？如何运筹克敌制胜的作战方略？
面对这两眼一抹黑的难题，比较靠谱的办法就是紧紧依靠地方官吏“现管”的便利机制，就地招募所谓保家守土的团练（民兵组织）。据史书记载在这一年（1852）12月21日傍晚，曾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坐在一起商谈建立团练计划。
张巡抚（省长）是带着自己的幕僚左宗棠面见曾国藩的。这也是曾左二人的初次相识。
论身份，在座的三人中，左宗棠最不受人待见。曾国藩是官居二品的侍郎，好歹是个副部级，张亮基是一省之主。而左宗棠则是体制之外，什么品衔都没有的举人，不过就是巡抚手下跑龙套的角色。
然而，谈起防务计划来，左宗棠却口若悬河，大有不把村长当干部的狂放与傲慢。更要命的是，事后左宗棠竟用“才具稍欠开展”这样的语言开涮曾侍郎。
尽管是背后的讥讽，你要说曾国藩一点感觉也没有，那他这个二品官当得也太差劲了。此时的曾国藩心里很明白，手上捏着甩不掉的“烫山芋”，自己根本不会舞枪弄棒，又怎么能指挥那些捏惯锄头柄的农民兄弟出征砍杀？
面对朝廷诏令，曾国藩身不由己陷入欲干不行，欲罢不能，极为严峻的进退考验中，只要别人肯伸援手，你让他烧香磕头都不是问题，还能在乎别人的闲言碎语？
才高气盛、精明强悍的左宗棠已经习惯了给人难堪的少爷脾气。不过，朝廷命官毕竟不同于村夫野老，他们的思维方法、行为方法、说话方法，交际方法，甚至是出行方法（跟班、护卫一大帮）总像有绳线拉扯着，稍有不慎，丢名丢利丢乌沙帽那还是小事一桩，弄不好进大狱丢性命就不好玩了。
在抗击太平天国的征战过程中，曾国藩也确确实实领教过看似刚愎自用的左宗棠，多谋善断又身先士卒的将帅潜质。未几，在曾国藩的力荐下，左宗棠从什么品衔也没有的“侃爷”被清廷正式任命为四品京堂候补、襄办军务的头衔。再后来又得力于曾国藩“疏荐”，左宗棠荣任浙江巡抚。
从此，这位湖南籍的左举人平步青云。
曾国藩知人善任，公心多于私谊；左宗棠则强悍能干，不讲情面。多少沾染点优柔寡断、首鼠两端、不利索、不透明官场病的曾国藩，在眼疾手快，耿介强势的左宗棠看来总不是那么舒服。
同样，曾国藩也经常透过左宗棠的眼神、言语中感觉不对劲。天长日久，两位智商相当的朝廷精英嫌隙渐生。而真正关系破裂则缘于天京（南京）被攻克，就幼主洪天贵福是否已死的问题，两人向朝廷打起的情报官司。
曾国藩听信众将传闻，认定洪秀全之子洪天贵福已死于乱军之中，遂得出“江南匪焰将熄”的判断。不料，左宗棠上奏“伪幼主”隐匿出逃，仍有东山再起之虞的军情报告。孰是孰非，关乎欺君罔上之罪责。于是，曾国藩上折反驳称左宗棠有邀功请赏企图。左宗棠则斥责曾国藩有欺君之嫌。
针刺对麦芒，各不相让。还有一件事与曾左交恶有关，曾国藩奉命处理“天津教案”扭扭捏捏，对洋人态度暧昧软弱。一向主张对外强硬的左宗棠则血脉贲张拍案大骂，两人彻底撕破脸面。
瞎子也看得出来，曾左两人积怨已深，和解是没有任何可能。
长沙城内的“左公亭”。
不过，曾国藩确实玩不来给人穿小鞋的把戏，当左宗棠在带领大队人马西征抗击侵略军时，握有大权的曾国藩只要稍稍在军饷上怠慢一点，左宗棠恐怕指挥不了把性命系在裤带上的部下，顺便把他一撸到底，甚至直接送去诏狱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或许是人格力量，或许是对大清帝国的死心塌地，曾国藩非但没有耍弄明清官场上的惯常伎俩，反而干了贴本钱的“买卖”，主动增援左宗棠，推荐自己最得力的湘军将领刘松山随之西征。尤其是在听说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喜讯后，曾国藩仿佛中了头彩似地嚷嚷：左宗棠的能力天下无二！
以左宗棠敏锐的观察力，连曾国藩不计恩怨情仇，不耍手腕，不伺机弄权的恢宏气度也看不出来的话，除非是自己活在睡梦中……
曾左两人互怼拆台，看似板上钉钉的历史公案。然则，2010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的曾祖左宗棠》(作者系文襄公曾孙左景伊)一书中另有一说。
左景伊先生认为，“曾左失和”最大戏码无非就是在“幼主洪福瑱一案”上互怼撕扯。假若从统治者“兔死狗烹”套路考量，曾国藩领衔湘軍一往无前剿灭洪氏太平軍，功高盖主，尤其清廷素有族群派别之歧见，左氏参曾剃头一本，意在表明汉臣不是铁板一块，以此打消满清当局“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之险招。
《我的曾祖左宗棠》第二十一章节“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概述了曾左相友善的史实:“后来曾国荃和左宗棠还结了姻亲(左文襄公孙子左念贻娶曾国荃孙女曾广敖)，从曾国藩和左宗棠的私交看，也不至于绝交。”
“曾一向器重左宗棠，曾多次邀他出山和奏荐他；左宗棠也敬重曾国藩'为人正派，肯任事’。有时为公事也争执，曾国藩比较虚心，常接受左宗棠的意见。他曾写信给左宗棠，说他和胡林翼'当危迫之际，每每有不自持之说，独阁下向无此失……故知贤于弟远矣。’可以看出曾国藩衷心侧服左宗棠。”
再一个，曾国藩去世后，左宗棠对曾国藩亲属关照备至。曾国藩第三子纪鸿(栗诚)贫病交加而卒，左宗棠送给生前医药费和死后殡殓衣棺、还丧乡里的费用。在两江总督任内，又将潦倒在江宁候补的曾国藩女婿聂缉槼，保荐到上海制造局任会办。文襄公致函总办李兴锐，谈及他和曾国藩的交情时说，“弟与文正论交最早，彼此推诚相与，天下所共知。晚岁凶终隙末，亦天下所共见。然文正逝后，待文正之子若弟，及其亲友，无异文正之存也。”这样的生死交情，怎能为一点区区小事失和?
光绪二年(1876)左宗棠抬棺出征战沙俄，矢志收复新疆。
得到曾国藩去世噩耗时，左宗棠正在前往兰州途中，他的第一反应是非常悲痛。要不是迢迢数千里行程之缘故，左宗棠极有可能在灵前吊唁自愧不如的“元辅”。
为弥补自己缺席丧礼的不安，左宗棠在家书中特别告诉自己的儿子孝威：我送去了四百两白银作为奉赙，但仍不足以表达哀思。并叮嘱道，当曾国藩的灵柩经过湘江的时，你要执晚辈之礼前去祭奠，“牲醴肴馔自不可少，如果能作诔词以致哀，申吾不尽之意……”
所谓“不尽之意”，乃为千言万语也表达不了自己内心的哀痛、懊丧、反思，甚至是愧疚的心绪。也就是在那封致家人的信中，左宗棠为“自愧不如”作了更为明晰的阐述：“惟两江替人殊非易易，时局未稳，而当时贤能殊不多觏，颇为忧之。”此话的意思非常明白地表示了曾国藩在左宗棠心中的重量。
强硬无比，犀利无比，为平定西部疆域之乱竟让手下人抬着棺材出征的左宗棠从未向任何势力屈服，也从未在任何人面前低下他那高昂的头颅。可是在送别他那曾经恩断义绝的湖南乡党时所表现出来的虔诚、恓惶、内省、悲悯与谦卑（悼曾国藩挽联署“晚生”）堪堪告慰于泉下“元辅”也。特别是左宗棠立下收复新疆不朽功业，权高位重无人撼动之际，仍不忘照拂曾氏后人，多少表明了他主动修复与曾国藩袍泽之谊的坦荡胸襟。
从曾国藩逝世后，左宗棠所表现出来情动于衷的那一幕幕侠义大爱却让人们领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生命追思中敬畏与恕道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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