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仁本主义战争观，《司马法》在所必读。《司马法》是《武经七书》之一，号称兵法中的圣经，曾经受到齐威王的高度推崇：“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司马穰苴列传》）
《司马法》中的《仁本篇》论述的就是仁本主义战争观。《仁本篇》把战争看成是政治的延伸，政治手段之外的另一种权衡手段。其战争原则是：“以仁为本，以义治之”。这个战争观核心内容是：“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安人、爱民和止战。止戈为武，以戈止武，此之谓也。从仁本主义战争观出发，它提出了中华特色的战争禁忌：“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其民也。”不能在农时发起，不能在疫病流行时进行，不能强加给有国丧的国家，不能在敌国有凶灾时发动，不能在夏秋两季兴兵。《仁本篇》保存了一些古代的战术原则，如：“逐奔不过百步” ，“纵绥不过三舍” ，“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成列而鼓”，“争义不争利”等等。这些原则与宋襄公在宋、楚泓之战中所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不鼓不成列”的精神完全一致。《仁本篇》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表现了它既反对好战，又不忘战争准备的态度。《仁本篇》最后指出：在先王“圣德之治”时代没有战争，在贤王“亲制礼乐法度”的时代，战争用来讨不义、诛有罪。王霸时代，变乱纷起，战事才频繁起来。霸主辅助天子，会合诸侯发布九项禁令：“凭弱犯寡则眚之。贼贤害民则伐之。暴内陵外则坛之。野荒民散则削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放弑其君则残之。犯令陵政则杜之。外内乱，禽兽行，则灭之。”恃强欺弱以大侵小，就谴责他。虐杀贤良残害民众，就讨伐他。对内暴虐对外欺凌的，就废除他。使田野荒芜民众逃散，就削减封地。仗恃险固而不服从，就兵临其境警告他。残杀骨肉至亲，就惩办他。驱逐或杀害君，就灭其同党毁其家园。违犯禁令不守法度，就孤立制裁他。内外淫乱，行同禽兽，就灭他的国家。上述贤王讨不义、诛有罪的战争和王霸九禁中凡带有战争性质者，都属于义战。孟子叹息春秋无义战。他说：“春秋无义战。彼善於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孟子·尽心下》）春秋时代没有正义战争，争权争霸争夺土地和各种资源的战争都是不义之战。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春秋之时天下无道，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同等国家之间相互讨伐，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义战。但是，某些战争有一定正义性，如齐桓公攘夷之战，“有禁暴救乱之义”，值得予以一定程度的肯定，所以孟子又说：“彼善於此则有之矣”。董仲舒也说：“春秋之书战伐也，有恶有善也。恶诈击而善偏战，耻伐丧而荣复讎，奈何以春秋为无义战而尽恶之也！”（《春秋繁露竹林》）。偏战，各据一方的正规战。诈战，出其不意的攻击，突然袭击。现在世界与春秋战国类似，以儒家最高标准衡量，亦无义战，然美国发动而得到联合国支持的战争，就比较善，具有一定程度的正义性。美国针对恐怖主义魁首的斩首行动，开启了一种正义之战的新模式，高科技，高效率，文明而人道，非常符合吾儒“歼厥渠魁,胁从罔治”和“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的义战观，正义十足。战争让妇女走开，古典文明也；战争让平民走开，现代文明也。战争让士兵走开，更是人类文明跨越性、划时代的进步。以色列、对伊朗神权的定点清除和斩首行动，真正将“歼厥渠魁，胁从罔治”这一上古流传下来的王道原则落实到战争中，胁从们有福了，广大平民子弟有福了。这就是现代化义战。关于《孟子·尽心下》“春秋无义战”，赵岐注：“《春秋》所载战伐之事，无应王义者也。”孔颖达疏：“孟子言春秋之世，凡兵之起皆小役大，弱役强，或因怒兴师，或弃礼贪利，未尝有禁暴救乱之义也。”义战要符合王道原则，以禁暴救乱为目的。汤武革命，吊民伐罪；抗日战争，驱除日寇，都属于义战。值得一提的是，春秋诸侯发动的侵略战争中，被侵略的国家也往往有责任而受到《春秋经》的指责。二程说：“春秋之时，诸侯不禀命天王，擅相侵伐。圣人直书其事而常贵夫被侵伐者，盖兵加于己则引咎自责，或辨谕之以礼。又不得免焉，则固其封疆，上告之天王，下告之方伯，近赴于邻国，必有所直矣。苟不胜其忿而与之战，则以与之战者为主，责己绝乱之道也。”（《二程集-程氏粹言》）受到侵略，不宜立即与战。首先要引咎自责，反省自己有何问题，或者以礼谕之，讲道论理。如果不能避免侵犯，那就巩固自己的封疆边境，向天王和方伯报告，向邻国通报，争取讨个公道。这才是“责己绝乱之道”。《二程集》记载：（程颐）先生在经筵日，有二同列论武侯事业，谓：“战伐所丧亦多，非'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之事。”先生谓：“二公语过矣。'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谓杀不辜以私己。武侯以天子之命讨天下之贼，何害？”关于“杀不辜”，程颐先生说的没错，然不够准确。“杀不辜以私己”固然不行，杀不辜以为公，同样不行。无论为国家为民族为天下，无论什么理由什么情况，都不允许杀害一个无辜。这是儒家一大原则。武侯所讨者贼，非无辜也。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不为也。”东海曰，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救天下，不许为也。孟子此言还可以引申为，不能以任何不仁不义的手段、伤害无辜的手段去实现正义。与战争一样，刑罚、杀戮和也有义不义之别。《尚书·康诰》：“用其义刑义杀。”义刑义杀，即符合道义的刑罚和杀戮。革暴政之命、御外寇之侮、剿殃民祸国之匪，平造反作乱之贼，都不能不开杀戒。例如，曾文正公的杀戒就开得很有必要，很正义。洪杨帮集邪教、极权、民粹三大恶于一体，不仅反清朝，更反中华文化和文明，并且反人性反人道，热衷于制造人道灾难，比有史以来所有外寇内匪乱臣贼子都可怕得多。或谓曾文正公杀戮过度。杜诗说：“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但在唯有“多杀伤”才能“制侵陵”的情况下，我们应该理解那种迫不得已的无奈。面对那样史无前例的邪教集团，来不得丝毫妇人之仁。若非曾文正公奋起卫道，大开杀戒，力挽狂澜，吾民吾族不堪设想。中华文化、文明和中华民族受赐深矣。曾文正公瓜瓞绵绵，后福无穷，岂徒然哉。杀害无辜，罪大恶极；诛灭大恶，丰功伟业。在正义战争中在其位、任其责而该杀不杀，那才是对人民和国家的不负责任，甚至是犯罪！注意，战争宗旨、目的必须正义，手段也不能邪恶。兵不厌诈可以针对敌军，可不能针对平民。某些战术极端不义，必须戒绝。例如，以下三种用兵之道就是：一是实行人海战术，草菅军人之命；二是驱使妇孺老人和未成年人上战场；三是让士兵冒充平民，或利用平民保护自己。这三种手段是用兵之大忌。正义的战争既要保护平民，也要尊重并尽最大的可能维护自己将士的生命。传美国规定，在弹尽粮绝、孤立无援和伤亡率60%以上的情况下，允许美国军人投降。朝鲜战场上，每个兵土前线时都带着一纸中朝英三种文字的投降书，打不过了就掏出来顶在头上。两次海湾战争中，都有敌对国文字和英语写的投降书。这就是把军人的生命权和生命尊严放在第一位。虽非王道，如其仁也。儒家尚文不尚武，坚决反对武力挂帅、以力服人和先军政治，但在尚文的前提下高度重视武备；儒家尚义不尚勇，但在尚义的前提下高度重视勇德，将勇列入三达德；儒家尚德不尚力，但在尚德的前提下高度重视暴力，义杀义战和复君父之仇，都离不开暴力。
人类维护和实现正义有很多方法，义刑义杀义战是三大要法：正常社会义刑，反常社会义杀，国际社会义战。义刑义杀义战都是替天行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天道，但自然的报应有其滞后性、不可测性和不确定性，不足以警示罪恶。故人类必须发挥天性的主动，通过积极主动的人道行为，保障善恶之报的及时性确定性。建设王道政治，通过仁政良法，报善以福报恶以威，通过义刑义杀义战主持公道，是最好的替天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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