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巫术》
梁钊韬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简介：
该书，乃已故梁钊韬教授早年研究之论著，他于1939年开始动笔，完成于1940年末。
这段时间，梁教授正处于二十三到二十四岁之年，他追随中山大学自广州搬迁至云南激江，又从激江迁回粤北乐昌县坪石镇，长期栖身于破旧庙宇，以残缺危房为书室。他为着维护中华文化的尊严，特以其所熟习的人类学理论，分析自己在抗战流徙生活中所接触到的真实社会，结合其钻研中外典籍所得的资料，说明中国古代巫术以及宗教起源和发展诸问题，因而写成这本书。
中国从史前时代开始就有巫师的存在，我们可以由种种遗迹推想出来。中国的原始时代，也许和世界上的人类学家所探讨的一样，是多么的粗野，戴着动物鬼神的面具，操蛇作法，鬼魂附身，狂势的跳舞仪式等等。
普通人所说的巫师，其职能只限于黑巫术方面，至于僧侣，虽然有时兼做巫术，多数却是属于白巫术的。
到了周代，巫师逐步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阶层——宗、祝、史。巫的职能，不只是进行精灵崇拜或黑巫术的活动，而且主持祭祀礼仪，恪守前代遗制，协调当时的社会，甚至兼做君主的顾问，成为贤良的谏臣。
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人类仍无法抵御自然，由原始的积极企图克服自然的巫术行为，转而求助于渺冥不可知的自然势力(神），以冀其庇祐。当时特别聪明善于把握此种心理的人乃应运而生，他们利用这种心理取得初民对他们的信仰。这种人便由此而成了巫师。
宗庙依照宗族大小来统辖，依照等级来主持祭祀，形成封建制度的骨架，而祖庙必与社稷联合，成为社会结构的精神中心和政治的枢纽。
对这些英雄的崇拜，可说是一种人神的崇拜。倘若民俗传播的力量渐渐增大，这种崇拜便很容易走上宗教的道路。
就整个玉石的祭祀形式来说，为什么古代的人，特别要拿石头来作祭品？因为石是他们最初的工具，石是万能的，它能扩展人手的功能，甚至代替人手来完成各种工作。因此石头被视为可贵而又神秘的东西，在古代人的心目中，更以为神也同样地使用石头，同样地爱护石头，因而就“以己之所爱”来供神。
人类对动物的崇拜，是人类对于自然界天然变形的观察产生出人能变为动物的信仰，象鸟卵突然孵化成小鸟，蛹突然变成蝴蝶，这种种现象常使人类想到，他们的祖宗会不会象这些动物一样，由不同于自己的形象而产生。于是常认某种动物为他们变形的祖先，结果便产生出人是动物的后裔的见解。
对“变形动物”的这种信仰，其含义是：初民一方面把此种动物看作神，同时亦看作他们的祖先，因为祖先与神在原始人的心目中简直是二而一的东西。
总括起来说，古代的民俗遗袭是层次积累的。即殷俗含有夏俗，周俗又含有夏殷的习俗。其中这些层积的痕迹，在其显著的中心点，我们是可以察知的。
所谓“狭义的礼”，“事神致福”就是祭祀的本质，有灵崇拜，祖先崇拜或巫术的直接形态。所谓“广义的礼”就是宗教的法规，就是礼的功能的表现。所谓最古的礼，不过是宗教上一种仪式，就是由巫术到宗教的过渡。
入社仪式的主要作用是：表现原始社会中的传统有无上的力量与价值，这些力量与价值深深烙印在每代人的心目中，并且极为有效地传递延续部落的风俗信仰，而使传统不失，群体团结巩固。
宗教不但使个人精神上保持完整，同样也使整个社会得以保持完整。丧礼会使活人与死者保持某种关系，并使这种关系与死亡本身联系起来。
宗教注意到自保本能的另一种力量，使由生存的欲求而产生的积极冲动被神圣化，使人们的行为有条有理，于是人心得以安定，并保持了精神上的完整。
原始社会一个族群通常人口很少，一个成员的死，自然不是无关轻重的事。一个地方社会丧失了一个成员，特别是这个成员是重要人物的时候，那实在是很大的损失。发生这样的事，简直会破坏常态的生活，动摇社会的根本。
中国祭祀牺牲的基础观念所根据的，就是灵气观。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跟整个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相比较，并没有异乎寻常的地方。
周公作《君奭》也说到：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这就是说周公告诉召公，国有贤臣辅君，天子要采取行动，就像卜筮一样，没有人不敬信的，由周公的这段话，可知当时认为占卜之辞是绝对可信的，占卜的社会作用之重大亦由此可见一斑。
《山海经》的内容，从民俗学的传袭和遗留的眼光来看，主要是唐尧夏禹时代的传说，具有相当的文化价值。但《山海经》历史传袭的文化价值，是由多数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累积而成的，并非个别作者或少数人的一朝一夕之功。
由于人类本来就十分希望预知未来的事，所以无论任何民族，均有占卜的行为或信仰。古罗马亦设有卜正，用以占考超乎天然现象之事者，名曰“灵兆”。战争与否取决于占卜，法律之存废亦取决于占卜，均与中国古代的情况相同。占卜于是成了统治者的工具。
古代占卜的重要作用还是在于教化。因为人到了困难的时候，就会觉得无所适从。到这个时候，他很可能站在为善与作恶的分岔路口上。占卜就是用来弥补人类这个缺憾，使精神得到慰藉，人人往善的路上走。
巫术的发展过程，由每个人的感触与发现开始，最终成为社会的所有物。因为巫术假使不靠社会力量去推进与保存，就一定不能普遍存在。换句话说，它假如不被社会集团——尤其是图腾社会所利用，它的历史价值早就消失了。
我们通常都知道，研究人类学往往特别注意于人类的起源问题(当然指体质与文化两方面）。正因为太注重于起源，所以得出的结论，总不能实际上达到历史上的价值。
五行的思想，无疑是起源于原始社会“对宇宙间的事物产生了分类的要求”而形成的，最初是阴阳的观念，进而分化为较复杂的五种物质元素，后来再加上很多象征的思考和因果律误用的结果，由是便可以配合运用于一切的方术，遂成为方术的主要因素。
在巫术上，取其同类象征的意义互相配合运用。例如，求雨属水，故须动阴；止雨须助火抑水，故须动阳。如属春季须在东方，须以甲乙日，祭色用青等等。凡此都是属于同一象征系统。一切法术都可以如此类推。
原始社会的人类，生活常受自然环境的支配，对于认识自然界的兴趣特别浓厚。他们以日夜的循环，寒暑的更迭，植物的萌芽、生长、开花、结果与凋谢，动物的出生、成长、变形、死亡等过程，来比照人类的生与死，认为这同样都受自然界的支配。自然界的这种支配力量，就是生死循环不变的规律。
所谓“三五禁法”不能笔之于书而必须口传者，正因为这种隐秘的传授，往往使人们觉得神秘莫测，其实“隐秘”当中不知包含了多少虚伪骗人的“要术”。巫师往往是有组织的，这种组织的每一个成员，第一项须严格遵守的纪律就是严守秘密。
“气”的性质，依物质四时及各种事物之性质而变更，无处不可运用。古人所分，皆不离“象征”与“相似”的原理，无论什么事物，都能依这个方法进行。巫术的性质愈多，其范围亦愈广。对于天地万物，都可以施用巫术。
文化不是直线地遗传下来的。在其遗袭的进程中，不知有多少新的附加力量，有时把原来的本质加强了，有时又削弱了，有时却完全变换了。在文化发展的历程中，不知得到了几许的外界刺激(Stimulus)与传布(Diffusion)。
巫术是神秘的，所以要用神秘的人社仪式去教训年青一代，用神秘的想象去探索宇宙自然。巫术观念是属于普遍神秘力量而非个人的力量，大多数初民都信仰这种力量。
巫术是由于原始人类联想的误用，而幻想有一种不变的或同一的事物，依附于各种有潜势力的物品和动作，通过某种仪式冀能达到施术者的目的的一种伪科学的行为或技艺。
汉代学术，谁都知道是具有浓厚的阴阳五行术数色彩的，之所以形成这种特点，亦有其悠长的渊源。论者每谓汉武、王莽有意提倡术数，这才引起了不少民间术士以怪异之说为进身的阶梯。其实这些帝王的提倡，只能促成其势焰增高，而方术本身却早已蕴藏在民间信仰之中。
英国科克斯女士曾说：“研究民俗的学者之目的，即在将现存的迷信与古代民俗的故事加以搜集，进行比较，且将'过去的无谓的故事，及衰落的传说’贮积起来；因为所有民俗学上的零片断语皆有能够给人类文明史以回光的价值。”
一种科学的历史方法，应该综合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其中也包括了史料辨伪的考据工作。不过，绝不能以文字与文字、或史料与史料的互相校证为唯一途径，甚至认为是唯一可靠的方法。
春秋学术所以成为中华古代文化的精粹而彪炳二千余年的历史，追溯其源，无非因其孕育于敬祀天神宗社的礼仪中，并进一步扩展为政治、哲学、科学、教育等学艺。是以我们若要探求古代文化的渊源，从古代巫术一宗教的起源与发展去进行探索，可能不失为可行的途径之一。
我国人所谓“圣人以神道设教”一语，便可以代表古代文化的特点，或可以说，就概括了这个转化的时期。这个阶段，上承原始社会的文化，消化陶融，下启一切政教风俗、典章制度而进入文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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