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朱光潜都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开创者，他们两人有一共同特征，就是以接受、传播西方超功利纯艺术理论和直觉主义审美观为显形表现，而隐形上则深受中国古代道家精神的影响。其显形形态容易为人注意，而隐形的传统因素却往往被忽略。
实际上，隐形影响有时更为内在、更为深刻，所谓“润物细无声”也。王国维接受西方影响，绝不是逆来顺受，而是有选择的，如他自己所说，是“能动”的而非纯然“受动”的。而中国传统的道家就成为王国维选择、接受德国哲学、美学的重要的“前在视野”。
（左起）张瑞山、罗振玉、王国维、刘鹗，1906年
道家的庄子不仅在人格、气质、性情上与王国维相近，而且其思想在王国维那里获得了与叔本华、康德等德国美学“不期然而然的汇归”。罗振玉与王国维的相识，据说就是被王国维诵读《庄子》的苍凉声音吸引过去的。“离开了庄子，要深度走进王国维却是艰难的”。王国维与庄子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继承关系：
（１）艺术作为解脱由生活之欲而引起的痛苦的手段；
（２）艺术与政治、道德、知识无关的超功利的纯艺术论；
（３）艺术达到物我两忘、物我同一的直觉主义审美观；
（４）在文学批评中所贯彻的自然率真的批评标准。
如高度评价“以自然胜”“以自娱娱人”的元剧，称赞“不失其赤子之心”的李后主和“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的纳兰容若等。而且这四个方面，包括了王国维美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在王国维的美学、文学批评论著中，所谓的“无我”“以物观物”“自然之眼”“赤子之心”等等，归根到底，无非说的是一个主体心灵的高度自由、自然状态，它们都主要源于《庄子》。
深受克罗齐直觉主义美学思想影响，几乎成为朱光潜美学的显形标识，但其对“有根的学说”的极力称道并从中获得理论自信却不应忽略：“我们用不着喊'铲除’或是'打倒’，没有根的学说不打终会自倒；有根的学说，你就唤'打倒’也是徒然。”“有根的学说”，是朱光潜强调其文艺观渊源有自，根底深厚。侯敏曾以“有根的诗学”为题探讨了现代新儒家文艺思想。而朱光潜这里说的“根”，就不是儒家传统，而是道家精神。因为朱先生极力倡导超功利的艺术观，提倡“纯正的审美趣味”。而阻碍这一纯粹的艺术理想落实的，在朱先生看来，主要是政治的干预和商业的侵蚀。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儒家美学强化的是文艺与政治、道德的联系，只有主张超越功名利禄、疏离政治、忘我无己的道家艺术精神，才契合朱先生心目中的传统之“根”。
朱光潜特别推崇“无所为而为”的境界，并认为是“最上的理想”，他激赏庄子“鱼相与忘于江湖”，并以之揭示了其“人生艺术化”摆脱外在事功的拘囿，与自然万物一样无拘无束、自然而然的生活境界。
他曾说过：“比如在悠久的中国文化优良传统里，我所特别爱好而且给我影响最深的书籍，不外《庄子》《陶渊明诗集》和《世说新语》这三部书以及和它们类似的书籍……一个人是应该'超然物表’'恬淡自守’'清虚无为’，独享静观与玄想乐趣的。”尽管他长年留学欧洲，其早期的美学思想容易被人看成是克罗齐、康德等西方美学的中国版，但他在解释、传播西方美学概念时，自觉运用中国古代的审美经验进行对接。意大利汉学家沙巴提尼教授就认为朱光潜是“移西方文化之花接中国传统文化之木”，这里的“中国传统文化之木”，也主要指道家。
朱光潜
朱光潜与宗白华二人曾被誉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双峰”。与朱光潜以接受西方为显形标识不同，宗白华则在阐发中国艺术精神、彰显中国古典美学价值上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美学上的崇高地位。
张法曾说：“在对古代艺术精神进行阐发的前辈学者中，我认为，只有两人堪称一流，一是宗白华，一是徐复观。”《宗白华全集》专讲老庄的文章极少，除了《道家与古代时空意识》（实为编者林同华根据宗白华的笔记整理而成），就只有《中国哲学史纲》中介绍了老子、庄子的哲学。但这并不意味着老庄艺术精神在他的美学文章中的缺席，反而是一种深浓的在场。
宗白华深受老庄艺术精神的滋养，老庄智慧如散金碎玉播撒其中，与其美学思想混化一体，不着痕迹。宗白华对于深染老庄精神的中国艺术是由衷热爱的。他认为“庄子是具有艺术天才的哲学家，对于艺术境界的阐发最为精妙”。“庄子是中国有代表性的哲学家中的艺术家”，“庄子影响大极了”。“中国古代画家，多为耽嗜老庄思想之高人逸士。彼等忘情世俗，于静中观万物之理趣”。宗白华所喜爱的中国艺术、艺术家无不是老庄家谱中的“子民”。
同时，宗白华论中国艺术，重在精神层面的掘发，且尤爱中国艺术之简约、空灵、气韵生动的一面。游心于这些艺术之间，与老庄进行着艺术灵魂的“密约”，圆融化入他对于艺术的感知与艺术意境的理解之中。他的阐释既是古典的，亦是现代的，也是世界的，其中贯注着他对中国现代美学、传统的道家美学精神的现代重建的深沉思考。把他列为现代新道家人物，是完全切当的。
徐复观、叶维廉是近50年来在包括大陆在内的整个华人美学界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乐黛云先生这样评价叶维廉：“他非常'新’，始终置身于最新的文艺思潮和理论前沿；他又非常'旧’，毕生徜徉于中国诗学、道家美学、中国古典诗歌的领域而卓有建树。”“他对中国道家美学、古典诗学、比较文学、中西比较诗学的贡献至今无人企及。”
尽管叶维廉在学术领域具有多方面的建树，但他晚年整理出版的《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一书书名，则昭示“道家美学”才是叶氏自己认定的具有统摄性、最有创造性的领地。因为叶氏所讲的“中国诗学”，其实就是受道家“观物感物的独特方式和表达策略”影响到的那部分，而不是中国诗学的全部；其“比较诗学”，也意在中西比较的大视野中彰显道家美学及其影响到的中国诗学的现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叶氏所有的研究似乎可以归结到这样一个结论：以现象学美学为代表的西方现、当代美学的走向已与西方古典美学大为不同，而道家“以物观物”“即物即真”的自然呈现与西方古典“以我观物”的感应方式所导致的美学视境迥异，倒是道家美学及其所影响到的中国古典诗学与西方现、当代美学大潮有共通之处并具有许多先天的优势。对道家美学、老庄艺术精神不遗余力的阐发、彰显，是他一以贯之、钟情着力的学术追求。他经常“进出于西洋作品之间”，“始终不信服柏拉图以还所强调的'永恒的轮廓’，……还是认为庄子的'化’的意念才迹近实境”。
他在中西比较视野下发掘、阐释的老庄“饮之太和”“无言独化”“以物观物”“真实世界”的美学视境，既体现了浓厚的生态美学精神，又与现象学相对接。这种阐释为老庄艺术精神通向当代、通于世界提供了深刻的启示。以我们前面所提出的认定标准来看，叶维廉是一个成色很足的现代新道家人物！
【文来源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道家思想与中国现代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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