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从顺治二年（1645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在长达260多年的时间内，江西省南康府建昌县（今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雷发达一家八代十人因相继担任皇家建筑师，掌管样式房，被人们誉为“样式雷”。从1987年到2008年，中国有25处建筑物或遗址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其中5处建筑物出自“样式雷”建筑世家。这5处建筑物是：故宫、天坛、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和明清皇陵中的清东陵、清西陵。不仅仅是建筑，“样式雷”建筑世家还留下了二万多件极为珍贵的建筑史料——“样式雷图档”。 “样式雷图档”包括设计图纸、烫样和施工设计说明。“样式雷图档”涵盖了清代皇家建筑规划、设计和施工各个阶段的详细情况，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最翔实、最直观的资料，反映了中国古代建筑达到最后一个高峰时期的全面成就，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技术的科学性和艺术性。2007年6月2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样式雷图档”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史料证据，中国古代的辉煌建筑都被认为是靠能工巧匠的经验修建起来的，甚至不需要设计图、施工图。“样式雷图档”的存在，彻底否定了这种观点。“样式雷”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同时拥有5项世界文化遗产和1项世界记忆遗产的建筑世家。对“样式雷”的功绩和成就，《联合国新闻》、《人民日报海外版》、《北京日报》、《南方周末》、《北京科技报》、《京华时报》、《中国电视报》及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做了大量的报导，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样式雷”始祖雷发达。雷发达，明万历四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1619年4月5日) 生于木工世家，幼时入私熟念书，12岁随父亲雷振声在古都金陵（今南京）学习木工技艺，参与皇宫修建工作。在父亲的严格管教下，雷发达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顺治二年（1645年），雷发达与叔叔雷振宙“以艺应募”赴北京参与紫禁城重修。雷发达年仅26岁，技艺超群，工作勤奋，为人谦和，讲究诚信，深得工部长官的信任和工友们的爱戴，很快便在工匠中崭露头角。重建太和殿时，缺少楠木做大梁，雷发达建议拆取明陵旧楠木柱充用，得到工部长官的支持和皇室的首肯。大殿上梁之日，顺治皇帝（清世祖）率文武百官亲临行礼。上梁之时，大梁悬而不落，工部长官相顾愕然，唯恐耽误了上梁吉辰，令雷发达换上官服，袖揣铁斧，攀上梁架，咔咔几斧，榫合梁落，上梁礼成。世祖目睹上梁全过程，十分高兴，当场授予雷发达工部营造所长班。自此，“上有鲁班，下有长班，紫薇照命，金殿封官”的传说不胫而走。此后数十年，雷发达一直担任部营造所长班，主持并参与了清皇家诸多重大工程的设计和建设，直至70岁“解役”，由此奠定了“样式雷”家族在清代皇家建筑工匠中的领袖地位。第二代“样式雷” 雷金玉。雷金玉，字良生，雷发达长子，顺治十六年（1659年）生于金陵。康熙元年（1662年）4岁时和母亲陈氏被父亲雷发达接至北京，在雷发达身边长大。国学生，16岁以监生考授州同。雷金玉天资聪明，边读书边随父亲学习建筑技艺，与父亲一道参加了玉泉山静明园增修工程、香山行宫、景陵（康熙陵寝）等诸多重大工程的建设。雷发达“解役”后，雷金玉“子承父职”担任工部营造所长班，承办了卢沟桥、雍和宫、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溥仁寺等工程。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第一次南巡后，流连江南美景，决定在明万历皇帝外祖父武清候李伟的别墅（位于海淀，时称李园）旧址上建造一座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畅春园。雷金玉被招进园，承领楠木作工程。在畅春园主殿九经三事殿上梁时，雷金玉表现突出，得蒙康熙皇帝召见奏对，钦赐内务府总理钦工处掌案（长班），赏七品官，食七品俸。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修建圆明园，雷金玉应召入圆明园，任楠木作“样式房”掌案。在修建圆明园的过程中，雷金玉将江南的圆润秀美与北方的朴实简洁融入圆明园三十景中，又一次赢得了雍正皇帝的赏识。当时，正逢雷金玉七旬寿辰，雍正皇帝命皇子弘历（即乾隆皇帝）亲笔书写“古稀”二字匾额赐予雷金玉。第三代“样式雷”雷声澂。雷声澂，字藻亭，生于雍正七年(1729年)，为雷金玉第六位夫人张氏所生。雷声澂出生仅3个月，父亲雷金玉就去世了，母亲雷张氏年仅37岁，没有随家族南迁，也没有改嫁，带着幼子雷声澂留在京城。雷声澂在母亲雷张氏的严格管教下长大成人，在无父兄的指导下自学成才，继祖业任“样式房”掌案。雷声澂成年时正值乾隆盛世，是京城西郊皇家园林三山五园大兴土木之时。雷声澂承办的工程有：兴建万寿山清漪园、香山静宜园、静心斋；重建天坛、钟楼、紫光阁正觉寺、普渡寺；修复正阳门等。并承办了承德避暑山庄的建设。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皇帝拟在京西建一座园林以庆贺母亲崇德皇太后（孝圣宪皇后）的60大寿。雷声澂受命后，设计出福山寿海。乾隆皇帝采纳了雷声澂的设计方案，以治理京西水系为名下令拓挖西湖，拦截西山、玉泉山、寿安山来水，在西湖西边开挖高水湖和养水湖，以此三湖作为蓄水库，保证宫廷园林用水并为周围农田提供灌溉用水。将西湖更名为昆明湖，将挖湖土方堆筑於湖北的瓮山，并将瓮山改名为万寿山。至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建成清漪园。清漪园内以中国古代神话中“海上三仙山”的构思，在昆明湖及西侧的两湖内建造三个小岛：南湖岛、团城岛、藻鉴堂岛，以比喻海上三山：蓬莱、方丈、瀛洲。清漪园的总体规划以杭州西湖为蓝本，同时广泛仿建江南园林及山水名胜，如凤凰墩仿太湖、景明楼仿岳阳楼、望蟾阁仿黄鹤楼、后溪湖买卖街仿苏州水街、西所买卖街仿扬州廿四桥等等。园内的主体建筑为大报恩延寿寺，并有一条长达700多米尺的长廊，其建筑与装饰绘画都相当精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第四代“样式雷”雷家玮，雷家玺，雷家瑞。雷家玮，字席珍，雷声澂长子，生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卒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雷家玺，字国宝，雷声澂次子，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卒于道光五年（1825年）。雷家瑞，字徵祥，雷声澂幼子，生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卒于道光十年（1830年）。兄弟3人同时供职“样式房”，从而形成了第四代“样式雷”最为强大的阵容。雷家玺是3兄弟中的翘楚，担任“样式房”掌案，承办了乾隆、嘉庆两朝的营造业。主要有太上皇宁寿宫及宫旁的乾隆花园。雷家玺对花园进行了整体规划设计。园中有许多著名的建筑，如古华轩、禊赏亭、旭辉亭、遂初亭、萃赏楼、延趣楼、符望阁、竹香馆、倦力斋等。这些建筑分布错落有致，间以逶迤的山石和曲折回转的游廊，使建筑物与花木山石交互融合，意境深远；玉泉山静明园。在原有十六景的基础上再添加十六景。如清音斋、华滋馆、冠峰亭、观音洞、赏遇楼、写琴廊、延绿厅、如如室、层明宇、心远阁等。这些楼亭斋馆厅寺轩依山而建，交融在泉壑山崖林木之间，秀丽和谐；承德避暑山庄，山庄分宫殿区和苑景区。苑景区又分湖区、平原区和山峦景区。其中，以康熙四字题名的三十六景和以乾隆三字题名的三十六景，集中了我国南北方建筑的特点，综合了全国各地建筑艺术的风格。烟雨楼、金山寺等建筑组群，典雅明洁，构图别致才，一派江南景色；正宫、松鹤斋等建筑组群。则具有北方民居的朴素形式；万树园又富有蒙古草原风光。山峦区的雄浑山川，优美秀丽的寺庙斋轩则别具一格。使山庄成为全国各地胜迹的缩影。第五代“样式雷”雷景修。雷景修，字先文，号白璧，雷家玺第三子，生于嘉庆八年（1803年）。雷景修从16岁开始便随雷家玺在“样式房”学习传世技艺。道光五年（1825年），雷家玺猝然去世时，雷景修22岁，雷家玺担心雷景修难继重任，留下遗言将“样式房”掌案职位移交给同事郭九。雷景修谨遵父言，将“样式房”掌案职位移交给郭九，自己甘居其下，认真学习，兢兢业业奋斗了24年，终于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46岁时，凭借着自己丰富的建筑经验，争回了“样式房”掌案职位。雷景修生活在道光、咸丰年间，清廷内忧外患，国势衰微，没有能力规划建设新的园囿，雷景修虽身怀绝技，却没有用武之地。除主持修建西陵的慕陵（道光帝寝陵），设计东陵的定陵（咸丰帝寝陵）外，其余都是一些修缮工程。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英法联军焚毁西郊的三山五园，“样式房”工作停止。雷景修除了兢兢业业、克尽职守外，尽心收集祖上留下的和自己创作的图纸、画样、烫样、工程做法、簿册、折单等资料，所收集的资料装满了3间房屋。“样式雷”图档能够流传至今日，雷景修功不可没。第六代“样式雷” 雷思起。雷思起，字永荣，号禹门，雷景修第三子，生于道光六年（1826年）。雷思起从12岁起就随父亲雷景修在“样式房”工作。同治五年（1866年），雷景修去世，雷思起继承祖业，执掌“样式房”。咸丰元年（1851年），咸丰皇帝继位后，下旨雷思起与朝臣组织的钦天监堪舆人员在东陵为其卜选陵寝吉地。并由雷思起主持修建定陵（咸丰帝陵寝）。至咸丰九年（1859年），定陵完工。雷思起因建陵有功，以监生钦赏盐场大使，为五品职衔。同治十二年（1873年），为迎接慈禧太后40寿诞，决定重修圆明园。慈禧要求雷思起一个月之内做出所修宫殿的画样和烫样。雷思起与其子雷廷昌带领“样式房”工匠，夜以继日制作万春园大宫门、天地一家春、清夏堂、圆明园殿、奉三无私殿施工所需的画样和烫样。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亲自审查修改，连续5次召见雷思起父子，封赏雷思起二品顶戴，雷廷昌三品顶戴，“样式雷”家族的荣耀至此达到了巅峰，为群臣所侧目。第七代“样式雷”雷廷昌。雷廷昌，字辅臣，雷思起长子，生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雷廷昌随父参与重修圆明园和定陵等工程，经受历练，雷思起去世后，顺利接过了“样式房”掌班的重任。独立承担设计营造同治惠陵，慈安、慈禧太后定东陵。慈安、慈禧两太后的定东陵完工后，雷廷昌受命在东陵的双山峪为同治帝择地修建惠陵。光绪三年（1877年），雷廷昌因惠陵金券合拢和隆恩殿上梁有功，以候选大理寺列保赏加员外衔。雷廷昌并为祖父母、父母捐请了二品封典，工匠子孙也列入缙绅之列。光绪十五年（1889年）八月二十四日，雷雨交加，祈年殿遭到雷击起火焚毁。翌年，光绪皇帝下旨重新建造祈年殿，由雷廷昌设计承建，由于距离明朝建造的时间比较久远，没有图纸图样留下来，只能凭着记忆重建，重建后的祈年殿更加敦实。与此同时，普祥、普陀两大陵的工程方起，而其后的三海和颐和园（清漪园）重修工程也接踵而至，“样式房”兴隆无比。“样式雷”于雷思起和雷廷昌父子两代而闻名遐迩，其地位更为显赫。第八代“样式雷”雷献彩。雷献彩，字霞峰，雷廷昌长子，生于光绪三年（1877年）六月二十八日子时。殁年不详。监生。雷献彩自幼随父学艺，得父真传。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和城内外各类皇家建筑再度罹劫。慈禧太后启动圆明园重修工程时，雷献彩担任了圆明园“样式房”掌案，承办了大规模的修复重建工程。如正阳门、箭楼等城楼，宫苑、坛庙、府邸等建筑，中南海以及颐和园的重建及“新政”期间各类新式洋房的设计等。光绪帝寝陵崇陵，早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就由雷廷昌设计绘制了《金龙峪金星宝盖图》，直到16年后的宣统元年（1909年）才开工由雷献彩承建。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改宣统三年为民国元年，清王朝退出历史舞台，皇家建筑终止，“样式房”随之消失。延续了八代的“样式雷”传承就此终结。
天坛位于北京天安门的东南。始建于明成祖永乐十八年（1420年），原名“天地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历时14年，与紫禁城同时建成。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天地之神的地方，明嘉靖九年（1530年）在北京北郊另建祭祀地神的地坛，此处就专为祭祀上天和祈求丰收的场所，并改名为“天坛”。清乾隆天坛的建筑设计十分考究，“圜丘”、“祈谷”两坛同建在一个园子内。圜丘坛在南部，是天神的地方。祈谷坛在北部，是祈求丰收的地方。依照古人的思想观念，认为天地的结构是“天圆地方”，因此天坛围墙平面南部为方形，象征地象，北部为圆形，象征天象，此墙俗称天地墙。天坛的主体建筑均集中在南北向的中轴线上，“圜丘”、“祈谷”两坛也在这条中轴线上，各个单体建筑之间用墙相隔，并由一座长360米，宽30米的石桥相连。天坛的主体建筑是祈年殿，每年皇帝都在这里举行祭天仪式，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祈年殿呈圆形，直径32米，高38米，是三重檐亭式圆殿，宝顶鎏金，碧蓝琉璃瓦盖顶；殿内九龙藻井极其精致，富丽堂皇，光彩夺目。大殿结构十分独特，不用大梁和长檩，檐顶以柱和枋桷承重，中央的四根立柱高19.2米，代表一年中的四季，外围两排各有12根柱子，分别代表十二月和十二时辰。大殿建于高6米的三层汉白玉石台上，使大殿产生出高耸云端的巍峨气势。光绪十五年（1889年）八月二十四日，雷雨交加，祈年殿遭到雷击起火焚毁。翌年，光绪皇帝下旨重新建造祈年殿，由第七代“样式雷”雷廷昌设计承建，由于距离明朝建造的时间比较久远，没有图纸图样留下来，只能凭着记忆重建。重建后的祈年殿更加敦实。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天坛建于公元15世纪上半叶，座落在皇家园林当中，四周古松环抱，是保存完好的坛庙建筑群，无论在整体布局还是单一建筑上，都反映出天地之间的关系，而这一关系在中国古代宇宙观中占据着核心位置。同时，这些建筑还体现出帝王将相在这一关系中所起的独特作用。斋宫在西天门内，是皇帝祭天前沐浴斋戒的地方。斋宫外围有两重“御沟”，四周以回廊163间环绕。正殿月台上有斋戒铜人亭和时辰牌位亭。铜人手持斋戒牌，传说是仿照唐代名臣魏征的形象铸造的。东北角的钟楼内高悬着明成祖永乐帝在位时制造的一口太和钟，皇帝祭天时，从斋宫起驾，开始鸣钟，到皇帝登上圜丘坛，钟声即止。祭祀典礼结束时钟声再起，宏亮的钟声为祭祖典礼大壮声威。天坛共占地270万平方米，规模宏伟，富丽堂皇，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代祭祀性建筑群。它以严谨的规划布局，奇特的建筑结构，瑰丽的建筑装饰著称于世，不仅在中国建筑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也是世界建筑艺术的珍贵遗产。
世界记忆遗产
世界记忆遗产(Memory of the World)又称世界记忆、世界记忆工程或世界档案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年启动的一个文献保护项目。该项目的目的是通过国际合作与使用最佳技术手段进行抢救世界范围内正在逐渐老化、损毁、消失的文献记录，从而使人类的记忆更加完整。
世界文化遗产关注的是具有历史、美术、考古、科学或人类学研究价值的建筑物或遗址， 世界记忆遗产关注的则是文献遗产，它是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延伸。 具体讲就是手稿、图书馆和档案馆保存的任何介质的珍贵文件，以及口述历史的记录等。
“样式雷图档”包括画样（设计图纸）、烫样（建筑模型）和施工设计说明。“样式雷图档”涵盖了清代皇家建筑规划、设计和施工各个阶段的详细情况，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最翔实、最直观的资料，反映了中国古代建筑达到最后一个高峰时期的全面成就，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技术的科学性和艺术性。“样式雷图档”是了解清代建筑和设计程序的重要资料。留存于世的部分烫样保管于北京故宫。2007年，样式雷"建筑图档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陈前金，男，1943年12月生，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人。长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和永修地方文化研究，在《人民日报》、《学习与研究》《中国财政》《农村财政与财务》等中央省市报刊发表论文100多篇，在全国率先提出取消乡统筹、取消农业税等建议，两次获得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优秀征文二等奖，一次获得国家发改委优秀征文二等奖，多次获得江西省财政科研优秀成果一、二等奖。著有论文集《我为三农鼓与呼》（经济日报出版社）。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