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语文学领域，20世纪的俄罗斯贡献了三位学术大师——维诺格拉多夫、雅可布森和巴赫金。
《当代俄罗斯修辞理论三题》以维诺格拉多夫的作者形象理论、雅可布森的语言学诗学理论和巴赫金的言语体裁理论为研究对象，试图透过俄国学者的修辞理论，找到对我们有益的启发和触动。
上篇“作者形象的修辞角度研究”探讨的是主体与客体、内容与形式、文外作者与文内作者、修辞与意蕴等文学修辞学问题，并着重阐释了审美主体在作品中所具有的统摄全局的核心作用。
中篇“语言学诗学理论研究”则选择由诗学切入，围绕“诗章结构”这一中心概念展开论述，指出雅可布森的语言学诗学观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析诗的综合模式，而如何借鉴这一模式，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下篇“言语体裁理论研究”从言语交际、表述与体裁的相互关系中揭示了这一理论的深刻内涵，对比分析了它与功能修辞学的学理异同，进而阐述了巴赫金对于俄语修辞学内部学科之间的融会贯通所做的重要贡献。
关于作者
王加兴，南京大学俄罗斯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俄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巴赫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俄罗斯文艺》《中国俄语教学》等国内核心学术期刊编委。
王生滋，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先后从事军事装备研究，军事外交和国际军事技术合作和国际石油天然气合作等工作。历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俄罗斯代表处、哈萨克斯坦代表处首席代表。在国内外媒体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译有《俄罗斯国家发展问题》《市场经济自我调节理论》《环里海经济》《无可替代的纳扎尔巴耶夫》等学术著作。
袁俭伟，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俄语修辞学研究，发表论文14篇，合著专著1部，参编教材4部，参与国家级、省部级课题3项。
20世纪，在世界语言学领域最有名望、最具影响力的巨匠,首推瑞士学者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他开创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为现代语言学奠定了第一块基石。继之而起的便是雅可布森，他先后在俄国、欧洲、北美开拓建树，成为国际公认的学术界领军人物。
雅可布森1896年出生于莫斯科。早年就读于拉扎列夫东方语言学院附中，1914年进入莫斯科大学历史语文系,专攻斯拉夫与俄罗斯语文学。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1920年担任莫斯科戏剧学院俄语教授，是年底离开俄罗斯前往捷克斯洛伐克，在布尔诺大学从事教学工作，同时开展诗歌韵律问题和斯拉夫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1933年起在捷克马萨里克大学(今普基涅大学)教授俄罗斯语言文学和捷克中世纪文学。1939年德军占领捷克，雅可布森辗转流亡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起初在丹麦哥本哈根,后至挪威的奥斯陆和瑞典乌普萨拉从事教学，与当地众多语言学家结识。
此时“哥本哈根学会”刚成立不久，雅可布森利用他们丰富的图书设备和实践经验做了许多有关儿童失语症及错语症的研究。1940年丹麦和挪威又相继被德军占领。雅可布森身为犹太人，被迫于1941年再由瑞典迁至美国。1942—1943年在纽约的一所由法国流亡学者创办的“高等研究自由学院”任教，与他们共同成立了“纽约语言学会”，并筹办了一份语言学杂志《词》(Word)。1943—1949年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49—1957年任哈佛大学教授。1957年后一直在麻省理工学院讲授普通语言学和斯拉夫语文学。1982年卒于波士顿。
雅可布森的学术生涯一般分为俄国时期、捷克时期和美国时期三个阶段。从中学到大学，雅可布森有幸置身于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中，很早就表现出了科学探索的强烈兴趣。
在中学时他看到了未来诗人布洛克研究民间诗歌的一篇论文，便开始搜集城乡民俗谣谚，还曾去莫斯科乡野采风。他进入大学后更是获得了系统严格的传统语文学教育，受到福尔图纳托夫、乌沙科夫等一批著名教授的指点和熏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俄国社会进入动荡和革命的情势中，但世纪之交恰恰又是民族文化觉醒和学术繁荣的高峰，即后来所称的白银时代。文化创造和科学探索的激情，成就了雅可布森一代青年的人生抱负。
可以说，20世纪的前20年，为雅可布森的一生治学奠定了基础，确立了方向。1915年初莫斯科大学历史语文系成立了一个学术研究组织——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其核心人物就是雅可布森。小组宣布的宗旨是研究语言学、诗学、格律、民间文学等。由于涉猎广泛，除青年学者外还有一批优秀诗人参加，如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和曼德尔什塔姆等。小组经常聚会从事学术研讨。
一年后的1916年春天，彼得格勒也出现了一个青年研究群体——“诗语研究会”，成员主要是彼得格勒的学术青年。雅可布森同样积极参加了这个研究会的工作，并与其中的迪尼亚诺夫、维谢洛夫斯基、艾亨鲍姆等切磋学问，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从雅可布森的上述学术活动中不难看出，他初出茅庐便投入了那个时代文化思想激荡冲撞的漩涡之中。欧洲先锋主义的文学艺术、俄国未来派诗歌、形式方法的文论、语音语法的功能———这些方面都被他纳入自己的学术视野。
例如雅可布森提出，文学科学要成为一门独立的系统科学，应该把“文学性”(литературность)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科学的特殊性和具体化的原则就是形式方法的组成原则，文学科学的对象应是研究区别于其他一切材料的文学作品的特殊性。用维谢洛夫斯基的话说，那时文学一直是“无主之物”。雅可布森形象地指出:“……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即能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然而，到目前为止，文学史家大都像警察一样，为了拘捕某个人，就会不问青红皂白，会把房间里的所有人，甚至把附近大街上偶然路过的人统统都抓起来。文学史家就是这样无所不用，诸如生活习俗、心理学、政治学、哲学。这样便凑成了一大堆毫无用处的东西，而不是文学科学。仿佛他们已经忘记，这些门类分属不同的学科，如哲学史、文化史、心理学等，而这些学科自然也可以使用文学作品，但它们只不过是不完善的二流材料而已。“文学性”观念的提出为他从事诗学本体论研究打下了基础。
本文选摘自《当代俄罗斯修辞理论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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